《路边野餐》：对电影的个性保留一点儿尊重

电影 河南日报 2016年07月22日 13:56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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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赵大明

　　潮湿的贵州凯里县城，诊所里的男医生陈升踏上火车去寻找被弟弟抛弃的孩子，年老的女医生托他捎带一件衬衫、一张照片、一盒磁带送给病危的旧日情人。最终，陈升到了镇远，用望远镜远远地看了看孩子，把女医生的信物给了她情人的儿子，一个人再次踏上火车……在影院观看《路边野餐》，是一次奇特的体验。对看惯了“常规”电影的观众来说，不停晃动的镜头、不规则的构图、看似支离破碎的叙事、42分钟的长镜头、画外音不时出现的方言诗等等，无不是巨大的挑战。一些网友直言“受不了”。

　　然而从世界电影史来看，像《路边野餐》一样风格化、个性化的电影并不少见。1928年的法国电影《一条安达鲁狗》，没有情节、镜头毫无逻辑、怪诞形象不时闪现，已被奉为超现实主义电影的经典；时长90多分钟的俄罗斯电影《俄罗斯方舟》，全片只有一个镜头，被誉为实验电影的杰作……当然，这些电影的导演并非故意与观众为敌。与其说他们是在拓展着镜头语言的疆域，不如说他们的创作手法与二十世纪一些重要的思潮遥相呼应。

　　二十世纪是一个变革的世纪，“测不准”、“熵”、“相对论”等物理学概念的流行，颠覆了人类对世界的原有认知，人们开始意识到，宇宙的真相或许是混沌的、无序的、不可预知的；马蒂斯、毕加索们的画作横空出世，刷新了世人的审美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行为艺术、后现代主义……新的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法不断涌现——科学和艺术携手并进，让“打破规则”渐成主流，直到如今，余波未断。作为先锋艺术的重要实验田，一部电影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创新，也都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吧。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提出“作者电影”的口号，提倡赋予一个电影导演以创作自由，使电影像小说、绘画那样成为“一个人的作品”。“作者电影”的特征包括：低成本，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广泛使用能够表达人物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的长镜头、画外音等，甚至使用晃动镜头……从这些来看，《路边野餐》正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作者电影”。1954年1月，“新浪潮”的重要旗手弗朗索瓦·特吕弗在《电影手册》上发表文章，公开抨击法国20世纪50年代“华丽虚假、千篇一律的文学改编和历史古装剧”，把它放到当下的内地影视市场来看，一部“作者电影”的偶然出现，仍然显得弥足珍贵。

　　尽管在墨西哥UNAM、洛迦诺、台湾金马等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奖拿到手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票房表现也不俗，《路边野餐》在大陆院线却仅仅计划上映10天，排片也不足1%。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住在小县城的朋友打电话向我说起这部电影，抱怨当地的影院没有排片。在国产商业片竞争激烈的暑期档，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毕竟，一部被打上“小众”标签的电影，要走的路会更加艰难一点儿。

　　吃惯了苹果香蕉，不妨也去尝一尝榴莲——虽然气味让人不适，但营养很丰富。不喜欢它的人可以置之不理，喜欢它的人自会懂它。就像一位影迷看完《路边野餐》后感慨：“（这部电影）让我想起在贵州蹦蹦跳跳、走走停停的时候。当坐在车里或是坐摩的走山路，眼前看到的那些景物晃不晃？它让我身临其境，代入感太赞了。”可能大部分时间里你都一头雾水，却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感觉似曾相识——一部电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