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与功夫

文化艺术 来源:央视网 2016年10月11日 15:2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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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

      2005年，一则有关以武术闻名的中国佛教寺庙少林寺的新闻报道，提到了一位少林僧人对一个普遍误解的抱怨：“许多人误以为武术就是打打杀杀，其实武术在于益智。”

      确实，西方人主要是通过武打片如《龙争虎斗》、《醉拳》或者最近的《卧虎藏龙》认识功夫这个概念的。在影视世界里，像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武术高手被看作“功夫大师”。但正如这位少林寺僧人所说，功夫不仅仅是打架。其实，任何来自实践和修养达到一定境界的技能，如跳舞、绘画、烹饪、写作、表演、判断、待人接物、甚至治国等，都可以说是功夫。在中国宋朝和明朝时，功夫一词被理学家、道家、佛家等作为广义的人生艺术而广泛使用。他们都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学问说成是不同的功夫流派。

      对功夫的这种广义理解是一把打开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之门的钥匙（虽然决不是唯一的钥匙），通过它我们可以认识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汇合与分野。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中国传统哲学最关心的是如何生活，而不是探索现实世界的真理。

      公元前4世纪的庄子提出过“庄周梦蝶”的著名问题--不知是他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这个比虚拟现实和《黑客帝国》早了两千多年的论题，既是认识论的探索，也是功夫的启示。庄子不像笛卡尔的梦那样，最终走向对终极确定性的追求，而是认识到他所看到的

      是“物化”，暗示人们应该与物同化，而不是徒劳地去寻求到底什么才是真实。
孔子关于“正名”的呼吁---人们必须用词得当---主要是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功法，而不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因为“名”或者词语所表达的乃是我们对具有不同名分的人应有的行为和待遇的期待。这使我们想到奥斯汀（J.L.Austin）所指出的语言的“行为”功能。同样，孟子的性善论及其后来的反对者荀子的性恶论，更多的是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以利于修身养性的建议，而不是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的形而上学论断。虽然这两种人性论截然相反，但它们作为提高修养的不同功法，仍可以共存于儒家传统之内。

      佛家的“无我”学说当然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但它的真正目标是脱离苦海，因为按照佛家的看法，苦难的最终来源是对自我的执著。佛家的打坐是摆脱“我执”的修行功夫，而不仅仅是获得命题真理的思想探索。

      把中国哲学的语言错误地当作象罗蒂（RichardRorty）所说的“自然之镜”，就好比把菜单当成了菜肴本身。对于那些习惯于西方主流哲学风味和口感的人来说，功夫的本质---修身养性的种种艺术和教导--是很难消化的。即便是抱着真诚学习愿望的人，也往往因为中国经典论著里缺乏对基本概念的清晰定义和线性的推理论证，而被拒之门外。但这其实并不是功夫取向的弱点，而是其必然的要求。这就像学游泳，你需要把精力集中在实践练习而不是概念理解上。只有超越对现实的概念描述，人们才能见识像在舞蹈和表演等艺术里面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智慧。

      这种对风格和微妙趋势的敏感性以及对整体的把握，要求人们具有克服被德里达（JacquesDerrida）称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那种局限所需要的洞察力。它甚至将认识论延伸到非概念的领域，其中人们对知识的认识依赖于认知能力的培养，而不仅仅满足于人人都可“公开观察”到的东西。它也显示个人修养不仅仅局限于“知道如何做”（knowinghow）。一个君子或许拥有影响他人的巨大人格魅力，但不一定知道如何去影响他人。在功夫艺术中，存在着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Fingarette）所说的一个“人所独有的”“魔力”的维度，一种“总是具有以看不见的、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力量不知不觉地、轻松地、美妙地产生伟大影响”的维度。

      部分地归因于当代哲学的全球和历史的对话，皮埃尔·哈道特（PierreHadot）和马莎·诺斯鲍姆（MarthaNussbaum）两人都试图为“哲学”“正名”，说明古代西方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等主要关心的是美德和精神修练，其目的是为了美好的生活，而不是纯理论的思辨。在这方面，西方哲学的根源与中国古典哲学相似。指出这一点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揭示一个历史事实，而且也在于令我们注意到那个因为执著于探索永恒的普遍真理以及理性论证的方法而被掩盖了的维度。即使在哲学家把他们的观点看作是旨在发现大写的真理的纯理论话语时，这些观点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指导人生的作用。现代启蒙思想的力量既充分地展现在我们见证到的伟大成就当中，也同样展现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深刻危机当中。我们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那些被想当然地接受下来的、看似无辜的哲学观点的重大影响。当理查德·罗蒂发起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全面攻击时，他想当然地认为哲学只能采取寻求客观真理的形式。这既具有讽刺意味，也令人惊觉。他对哲学的拒斥落入了他提醒人们警惕的同一个陷阱，那就是把哲学观点仅仅当作“镜子”而不是“杠杆”。

      人们确实可以将中国式的功夫视角看作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形式。两者之间的相似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当杜威（JohnDewey）在20世纪初期到中国讲学旅行时，他宣扬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共鸣。但是，功夫视角给实用主义添加的内容是它明确强调人的修养和转化。这个维度本已存在于杜威和詹姆斯（WilliamJames）的体系当中了，但常常被人忽略。一个功夫大师绝不仅仅是善于选择和能用有效的工具去满足个人碰巧拥有的任何偏好的人。事实上在功夫视角下，作为主体的人从来没有被当作既定的事实来接受过。虽然一个有效的行为或许是理智决策的结果，但展现功夫的行为必须扎根于包括身体特征和心态在内的完整的人。功夫的优越性不仅通过后果，而且也通过行动本身的艺术风格展现出来。此外，在我们理解个人信仰和态度的形成时，功夫视角也凸显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所说的“背景”，如传统和社会群体等因素的重要性。通过功夫取向，中国古典哲学表现出把这些边缘化了的维度集合在一起的整体观，并从而迫使一个人密切关注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

      这种功夫取向和亚里士多德着重行为主体的德性培养，而不是注重行为规范的德性伦理学之间有很多共同的智慧。但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不同的地方是，功夫取向的伦理学并不依赖任何形而上学理论来证明其合理性。一个人无需相信人类有某种既定的“目的”（telos）也能赏识功夫带来的美好境界。尽管如此，这个取向承认形而上学世界观的重要指导功能。比如，一个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观念的人显然会更注重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而一个接受儒家关系形而上学的人，则会更侧重礼仪的修养，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种功夫取向拓展了允许多种“善”的观念互相竞争的可能--其中也包括在这些善的观念背后的、对它们起理解和指导作用的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信念--从而将这些观念的合理性的证明留待具体的人类经验来处理。

      功夫取向并不意味着强权就是真理。这正是把功夫视为艺术更为恰当的一个原因。艺术并不是以它是否主宰市场作为最终的评判标准的。而且，艺术的功能并不是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其表现不受普遍原则形式或者逻辑推理的制约，它也要求艺术家的修养、美德、想象力和创造性。如果如皮埃尔·哈道特说的那样，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功夫取向则是建议我们把哲学当作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而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理性生活方式。

作者：倪培民   文章由中国文化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