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一 我先从两个故事讲起。我在参加这次论坛得到的一个命名作文题是阳明学的“万物一体论”。
就在我准备起草的时候，网上的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今年9月底，有一个据称是全球知名的美国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咨询公司——盖洛普公司，公布了一项关于“公众参与”的全球调查报告，提的问题是：上个月你做过下列事情吗？下面有三个子问题：1.给慈善组织捐款了吗？2.为某个机构组织做了志愿者吗？3.帮助了陌生人吗？
引起轰动的结果是，中国公众参与度是全球倒数第一。对于这个调查结果怎么看，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激进保守主义者会认为这是恶毒攻击，而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这足以说明中国人至今仍然是一般散沙的状态，中国社会越来越变得像是一个陌生社会（反过来也可以说是熟人社会，就是说只相信熟人而不相信其他一切人）。
我对以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并不感兴趣，甚至上述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我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帮助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通常用慈善或志愿者来解释这种行为，但是从阳明学的角度看，其实这就是“万物一体”的行为方式。何以这么说，我们下面再来细谈。
第二个故事是，在我动笔起草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寻找一个引子，突然想起了钱穆先生的晚年定论。那是指1989年9月，95岁高龄的钱穆先生忽然发生了生平最后一次“彻悟”，悟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他对此“彻悟”非常兴奋，终于在1990年端午前三天完成了一篇口述文字，三个月后便溘然长逝。后来这篇文章被题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发表在台湾和大陆的杂志上。他在文章的末尾说道：“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这篇文章发表后，率先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引发了一场范围广泛的争论，其中细节这里不必详细讨论。
我要略做提示的是，钱穆先生有关天人合一的“彻悟”，与我将要讨论的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思想可以关联起来进行反思。为什么呢？因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先生曾经借助钱穆的晚年定论及其引发的争论而得出一个结论：“天人合一”绝不是一个早已僵化了的观点，而是在今天依然是中国人心灵结构中一个核心要素。我认为这个观察很有启发性。
余英时先生还深入考察了先秦时代“天人合一”观的问题，他列举了三条资料来论证他的观点，而这三条资料恰恰跟我们将要讨论的“万物一体”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不妨介绍一下：即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庄子的“万物与我为一”、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有趣的是，余先生所发现的有关“天人合一”观的原型论述，竟然跟我们中国哲学界向来认为的“万物一体”的观点论述如出一辙。这就引人深思。
当然，在理论形态上，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与宋明道学思潮中出现的“万物一体”观具有思想同源性，然而庄子和惠施的观点立场与儒家不同，因此不可与宋明儒学的“万物一体”观归为同一种理论类型，这里不必多说。那么，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又有那些独到出彩的思想特色呢？阳明学的万物一体论能否像钱穆的晚年定论那样，成为指引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归趋”呢？
二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极为简略地谈三点：
第一，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是一项实践论论述。
我们可能都知道，谈到阳明学，它主要是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大命题所构成的，特别是阳明49岁时提出的“致良知”说，乃是阳明学的正法眼藏、立言宗旨，这是已成定论的常识。
但是，王阳明晚年在居越讲学期间（1522—1527），其思想又有新的拓展。事实上，就在阳明逝世前二三年，他开始在一系列文章当中，不断地强调儒学史上历久弥新的一个观点——万物一体论。那么这个观点跟阳明晚年的思想宗旨致良知是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马上会引起注意的问题，所以需要首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在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当中，需注意的是，王阳明所提出的这个命题全称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但是后来人们往往简化成“万物一体”，而容易忽视后面的一个“仁”字，特别是忽视后面的“一体之仁”这一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事实上，万物一体何以成立的依据就在于“仁”。重要的是，对阳明学而言，良知与仁体是可以互证并说的，一体之仁必须进之于良知工夫论才有可能呈现作为仁体的大用及其意义。
但是，致良知毕竟属于个体的道德实践，而将此推广扩充至社会团体乃至整个天下，则必须首先树立起“一体之仁”的信念，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终极目标，故有必要重建万物一体论。可见，从外在结构上看，万物一体与致良知固然属于阳明晚年心学理论中两座并峙的高峰，但是如果思想理路上看，由致良知发展到万物一体论乃是阳明学的必然推演，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
据《阳明年谱》载，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辟稽山书院，常聚集“八邑之士”会讲其中，环坐而听者达三百人，阳明“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这说明阳明晚年讲学，始重万物一体之论，以为由此便可启发人之本心本性，遂使人人之于良知实践都“功夫有得”。
另外根据阳明门人的记述，阳明一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其因就在于阳明抱持着一种“一体同物之心”的信念。这里的“一体”就是一体之仁，“同物”就是万物一体。在阳明门人的眼里，王阳明正是基于这一坚定的信念，所以才能做到“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这说明“一体之仁”不止是概念，更是一种信念，是王阳明一生的学术活动、精神生活的动力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万物一体论是一项实践论论述。
第二，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是一项本体论论述。
这里我要把这个略显复杂的哲学问题说得简明一些。首先遇到的什么是“本体”的问题。我们不必过多纠缠于“字义”的问题，只要知道这是宋明理学当中的一个惯用思想术语，一般与工夫一词相对而言。例如天理良知、仁道仁体，对阳明学而言，便是一个本体概念。
上面我们提到，阳明学万物一体论的全称命题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那么“一体之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结论来说，一体之仁就是一种如同良知天理一般的本体存在，讲得彻底一点，仁体就是心体，心体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都属于同一个层次的存在。它一方面就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同时又像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就是“上天”。
王阳明根据这一“一体之仁”的观念来重构万物一体论，我们可以称之为“仁学一体论”，有别于历史上其他的传统万物一体论，甚至也不同于宋代理学奠基者程颢的经过“须先识仁”，然后实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境界说。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的思想归趣在于强调：一体之仁是在宇宙万物的有机联系中的本体实在，因此同时也是仁体的呈现，而这种呈现不仅是人心的主观呈现，更是作为宇宙本体的仁体存在的客观呈现。正因为王阳明是从本体上讲“一体之仁”，所以他的万物一体论就是一项本体论论述。
何以见得呢？我们来稍微看两段王阳明的论述：“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
这里面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关键词，“非意之”、“本若是”、“莫不然”等等关键词都是在强调一个观点：一体之仁并不有赖于人为意识而存在，而是本来“若是”的，是超越“大人”与“小人”之差异的普遍性存在，所以即便是“小人之心”，在本来意义上，也必存在“一体之仁”。理由很显然，因为一体之仁就是“天命之性”、就是“自然灵昭不昧者”（意同“良知”），也就是“明德”这一儒家伦理的基本德性。所以说，一体之仁就是仁体、就是良知、就是天理，而仁体存在必然是普遍客观的存在。
第三，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是一种社会理论、人文精神。
在王阳明所有的文章当中，最充满激情的一篇文字就是上面提到的《拔本塞源论》，而其激情则表现为痛批孔孟以降的末学支离，严斥追逐知识技能而导致人心失序等社会现象，为从根本上扭转这些错误的社会现象，阳明认为只有重新提振心体同然的一体之仁，祛除有我之私、物欲之蔽，才有望实现“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社会。
王阳明采用了一种历史倒叙法，他指出在“心学纯明”的三代社会，人人都能做到“全其万物一体之仁”，因此人人“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也就是说，在“心学纯明”的社会，绝不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疏离等一切现象。进而抨击“三代之衰”、“孔孟既没”之后的种种怪象，如“王道熄而霸术焻”、“圣学晦而邪说横”，导致“教者”不复以一体之仁为“教”、“学者”不复以一体之仁为“学”，于是，“功利之心”、“功利之见”形成的“功利之毒”逐渐“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更为痛心疾首的是，这类现象“盖至于今”已经蔓延了“几千年矣”，其具体表现为人人相矜、相扎、相争、相高、相取于知识、权势、私利、技能、声誉等一系列怪异现象，导致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完全割裂，一体之仁的精神丧失殆尽。
不过在文章的最后，王阳明也表示他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因为世界上存在一条普遍真理：“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因此，只要听到我的“‘拔本塞源’之论”，必然有人“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阳明表示，他真正期待的就是这样的“豪杰之士”现世，除此之外，“吾谁与望乎”！这几乎就是孔子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情怀表达。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能挺立起“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意思是说，我们也就根本无法深切地了解孔子所讲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人文精神！
由于王阳明在二千字左右的《拔本塞源论》这篇长文当中，措辞表达充满了激情，显得有点激动，所以他也担心有人会批评他“丧心病狂”，对此，王阳明是这样回答的：是的！在当今世界上，“病狂之人”太多了，人人“如入百戏之场”、“聘奇斗巧，献笑争妍”、“西面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游，淹息其间”，这些才是真正的“病狂丧心”之人。所以，王阳明在另一篇《答聂文蔚》当中斩钉截铁地说道：
呜呼！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这也就是孟子引用古人的一句话：“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用阳明的话来讲，就是“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讲的是儒家的天下主义伦理关怀。对儒家而言，天下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观、宇宙论，更是一种伦理学。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便是天下主义伦理学。若从今天的眼光看，天下主义不是单纯地如何平衡民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论，而是一种以“一体之仁”的精神来重建国际关系伦理学。所以说，从社会、国际乃至全球文明的角度出发，有必要重新省思“一体之仁”的思想精神。
总之，阳明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正体现出儒家传统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一人文精神不止于对中国人而言，甚至对人类共同体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 最后讲三点结论：
一、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也就是仁学一体论，其思想意义在于：天道性命是一体同在，人己物我更无隔阂，道德生命与宇宙生命不可分割，只有朝着“一体之仁”的方向才有望实现个人的道德理想人格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
二、我在这里也想呼应一下钱穆先生的晚年定论，他说他“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就在于“天人合一”观，我想说的是，王阳明基于“一体之仁”的观念而重建的万物一体论正表明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可能有的贡献之一，也就在此。
三、最后还要呼应一下盖洛普公司的“公众参与”的全球调查，不管其可信度如何，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正印证了五百年前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当中所批判的那样，处于严重撕裂的状态，一体之仁的精神严重缺失。因此，我们今天重温阳明学的思想、回访一体之仁的人文精神传统，就显得十分必要。
最后我想引用王阳明的两句话来结束我的报告：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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