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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平:澄清阳明心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文化艺术 来源:央视网 2016年11月11日 15:23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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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在全球化格局之中,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传统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密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正在形成,正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观审维度,“文化自信”正在成为一种社会主体意识,中国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事实上正在回归。阳明心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链条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是居于最后一个环节,它以儒家学说为根荄,普遍整合了道家(道教)、佛教以及宋代以来理学思想之精义,完成了以“良知”为根本理念的学说体系架构,体现出了相当宏阔的理论涵容度。“良知”在个体现实生活实践领域的经验表达,即是“致良知”,即是“知行合一”,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就总体上说,我们把王阳明的心学理解为一种“实践哲学”。基于这一基本理解,我下面主要谈三个问题,借以澄清阳明学研究中仍然可能存在的某些误解。

一、阳明心学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大家都记得,王阳明曾经被视为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现在学术界虽然不再有人这样看,但理论上所留下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粗略看来,王阳明提倡“心外无物”,甚至曾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传习录下》)似乎总与“主观唯心主义”有些关系。而最常为人们所征引,用来证成其“主观唯心主义”的一段话,同样来自于《传习录下》: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某友的观点是: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显然与“我心”无关;既无关,就不能说“天下无心外之物”。这位朋友的观点,大概也是我们今人的常识。王阳明的回答当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寂”这一概念。“寂”显然不是不存在,而是一种尚未开显、未曾“明白”的存在状态。在阳明看来,“寂”正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性在被人们的实践活动证明之前的一种普遍客观状态,而能够促成事物自身的存在由“寂”向“明白”转变,也即是以其本身的真实状态呈现出来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正是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人的在场既使事物真实地呈现其自身,则人与事物便建立起一种“关心”的联系,在这一意义上,事物的存在是“不在你的心外”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做一些补充性论述。首先,王阳明有没有否定事物存在的“客观性”?显然没有,他是根本承认事物存在着“客观性”的。只不过在他看来,事物存在的纯粹“客观性”只能是“寂”,“寂”即是关于事物存在之纯粹客观性的一个概念。其次,对个体而言处于“寂”的状态的客观事物,事实上人们是无法对它进行言说的,更无法彰显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此,要使事物本身的存在性获得真实开显,真正重要的恰好是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消解事物之“寂”的纯粹客观性,只有由“寂”而转变为“明白”,事物才因与人建立起“关心”的联系而被整合于主体的生活世界之中,才有可能在这一世界之中显现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得到了充分强调,它既使事物的存在性得以显扬,同时又把人本身的存在性向事物世界开放,心—身—意—知—物完全是在人的实践维度上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一整体,既是人的生活世界,同时也是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世界。

        因此在王阳明那里,“心外无物”非是一个玄想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通过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来建构起“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实践维度的问题,它与“主观唯心主义”实有天壤之别。

二、“良知”本体的公共性

        在王阳明“良知”学说的研究之中,关于“良知”在一切个体那里存在的绝对性与普遍性,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有疑问,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但关于“良知”是否具有公共性,用通俗的话来说,也即是“我的良知”与天下人人的“良知”是否同一,则或许仍然存在着重大误解。明代中叶以后,阳明学说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开始普遍流行,直到晚明时代,尤其在以王畿为代表的“浙中王门”一路、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一路,都曾出现了所谓玄虚蹈空、束书不观而事无根之游谈的弊病,其情况正如刘宗周当年曾指出的那样:“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所谓“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即是把参杂了“情识”的私意私见混同于“良知”。“情识”虽也人人皆有,却是人人不同;把“情识”混同于“良知”,就自然会得出“良知”人人不同的结论。这一观点在实践上是危险的,它几乎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借着“致良知”的名义,却行“致私意”之实,从而任情适意,佚荡礼法,狂放不羁,落入所谓“狂禅”一路,反而成为公共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若以此来倡导“致良知”,则显然在实践上就走向了“致良知”的反面。就历史经验来说,晚明时期学术界所掀起的批判王学思潮,其主要目的即在试图纠正部分王门后学在实践上的此种弊端,就理论之严密及影响之卓著而言,刘宗周所提出的以“意根”为“独体”而倡导的“慎独”之说,最为富有理论创新与思想洞见。

        这一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强调“良知”本体的公共性。仅就阳明学说本身而言,所谓“良知”,原本就是天道在人的内在,故“良知即是道”(《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二》)。“良知”之所以可能是人的本原性实在,正在于“良知”自身的存在是根源于天道的,是人对于作为宇宙本原之唯一大道的直下承继。正因此故,人的存在性才与天下一切万物取得本原上的终极同一性,“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才是真正可能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的公共性正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理论上的本原性根据,坚持“良知”的公共性,“致良知”才不会流于私心私意之任情适意的放荡,才可能实实在在地成为天下之公道公理的实践途径。我们今天谈论阳明心学的实践意义,尤其需要彰显“良知”本体的公共性内涵,把“致良知”的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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