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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写《红高粱》时深受印象派画家的启发

文化艺术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7年02月28日 09:43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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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树 (油画) 93.4×74厘米 1889年 梵高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柏树 (油画) 93.4×74厘米 1889年 梵高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评价历史人物应有历史眼光

  在历史环境下,每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密切结合的时代,作家的某些行为实际上是不应该过分地苛求。我们就其作品来讨论一个作家比较好,就像我们研究一个画家,那我们首先就得看他画的画;研究一个书法家,首先当然得看他的书法。有一些人比如蔡京、王铎的书法,因为他们个人道德方面的问题、个人的某些经历,会影响对他们书法艺术作品的判断,但是随着历史长河继续往前流淌,人们对他们的书法会有更加公正的评价。按说王铎是贰臣,明末崇祯年代的臣子,后来在清朝做了高官,对明朝遗老遗少来讲,他是贰臣,所以地位压得很低,但是几百年以后,我们看王铎的书法成就已经不可撼动。所以很多文学家、画家的历史最终地位的确定,还是要看他们的作品,对他做人方面的某些瑕疵,私生活方面某些被人诟病的一些细节,时间拖得越长越淡化,最终他们的好作品还是能够留住。

  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应该有历史的眼光、历史的角度,最根本的是我们作为后人确实应该尊重前人私生活方面的一些隐秘,不要过多地解密,尤其不要丑化。我们作为后人应带着恭敬之心来研读作品,然后思考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在那样的历史年代发挥巨大的作用,以及他们作品为什么还受到现代读者关注,是不是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

  比如,鲁迅先生对我影响很大,我的《檀香刑》就是一部向鲁迅致敬的作品。我们尊敬鲁迅、学习鲁迅,但是我们不能神化他,不能说鲁迅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大家对鲁迅的一些观点、作品提出另外不同的看法进行商榷,学术探讨是应该允许的,也是正常的,这跟往英雄的头上泼脏水不是一回事。对伟大的文学家,我们尊敬、学习,还要继承,但是不能神化,要有客观公正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前人伟大的方面,同时也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前辈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否则也没有我们存在的必要。假如我们的前辈一切都尽善尽美,那么我们这些创作者变成读者就行了,就不需要创作了。

  “断语”不能拿字眼来抠

  吴冠中先生说他平生最崇拜三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梵高,一个是他太太。鲁迅给他思想,梵高给他艺术的革命性,他夫人保证了他的后勤。他说“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实际上是艺术家的极端之言,为了强调美术家也应该具有思想的重要性。有个性的艺术家会下很多断语,千万不要一再地抠字眼,他就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情绪,因此才把话说得绝对,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吴先生不是这么说,人们能记住吗?比如吴先生说:“画家也要读文学啊!文学很重要啊!”说完,大家就忘了。他一说“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全都记住了。他还说“笔墨等于零”,也是为了强调,他怎么不知道笔墨不等于零呢?这是一句极端的话,不能拿字眼来抠,因为伟大的美术作品同样是不可比拟的。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我们说发挥多大作用,怎么估量都不过分;但徐悲鸿先生的《愚公移山》,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梵高的《向日葵》,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作品等,产生的影响难道不比一部小说强吗?而且,美术和文学,音乐和美术,舞蹈和歌唱、音乐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任何一个修养高的艺术家往往兼具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像齐白石的诗歌写得多好,风趣、幽默、机智、诙谐而且很深刻。有很多作家画画也很好,国外一些作家也能画很好的画,所以是互相影响的。

  《红高粱》与美术大有关系

  我没有受过任何美术教育,只是作为一个欣赏者,看多了当然也能感觉出什么样的画好。20年前,我花了400块钱买了某某大师入门弟子画的山水画,挂在客厅里,当时觉得挺好。过些年,我越看这画越感觉不好,乍一看什么都有,有山有水,色彩艳丽,但是时间长了觉得别扭,哪个地方总觉得不自然,没有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然后就换了一幅。这说明我对画的审美认识提高了,就像神枪手天天打,画家也只能天天画,我们作为欣赏者也要天天看,看的多了自然就知道。

  我对书法没研究,顶多算书法的爱好者而已,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浪费纸墨。最近尝试用左手写字,结果导致右手的钢笔字发生了变化,所以,我练毛笔字最大的收获是钢笔字有进步。

  我当年在军艺学习的时候,在写作《红高粱》的过程当中,就深受印象派画家的启发。梵高画面上旋转的星空、拧着生长的树,高更在南太平洋岛屿画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那种用色的大胆,色块的堆积,让我在写作的时候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冲动。于是无形当中转换成我的小说语言,当然,我在作品里不是直接去写美术、写线条、写色彩,但是我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就调动了我的词汇,词汇里就有了我所喜欢的美术家同样的风格。所以,印象派画作的风格,跟我早期小说里的语言风格,在艺术的信息方面是通联的。《红高粱》里面对色彩的大量描写是下意识的,可能就是跟那段时间我非常喜欢美术大有关系。

  很多作家喜欢戴着耳机写作,我有一段时间也是戴着耳机写作,听音乐的节奏感会转化成语言的节奏感,一边写一边晃动,感觉脑袋里的词汇源源不断地流出来,音乐节奏快的时候行文节奏也紧凑,语言仿佛音符在跳跃,这种体会应该很多作家都有。画家是不是也能够从文学作品里得到教益?我想应该肯定能。

  (作者为作家莫言,本文为冯智军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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