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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李寿全:音乐好不好 三十年后再说

音乐 来源:央视网 2017年05月19日 10:45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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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李寿全与街景(蔡小川拍摄)

李寿全与街景(蔡小川拍摄)

李寿全在录音棚 (叶垂青拍摄)

李寿全在录音棚 (叶垂青拍摄)

何晟铭与李寿全

何晟铭与李寿全

  李寿全,是华语流行歌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唯一的个人专辑《8又二分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佳作,一代代年轻人通过这张专辑选择与音乐为伍,倍道而进;他所制作的《柴拉可汗》、《一千个春天》、《天天天蓝》、《胭脂北投》、《“搭错车”电影原声》等等均在“台湾百佳唱片”占有一席之地;在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李寿全先后发掘了王杰、王力宏和张悬三位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歌手,在不同的时期,均留下浓墨重彩的音乐笔触。

  如今,李寿全担任某大型音乐集团音乐的顾问,往来于台北、北京,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未来指点迷津。今年,久未出山的他被一首歌词所打动,进而心怀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对音乐的赤诚之意,为之谱曲、制作。由此为契机也有了这次对音乐泰斗李寿全先生的专访,在一个初夏的午后,关于这首《母亲的微笑》,关于他37年来对华语流行音乐的所感所想,就这样随性惬意的铺展开来。

  采访人:齐麟(以下简称齐)

  受访人:李寿全(以下简称李)

  《母亲的微笑》——被歌词打动,一开始并不确定能不能把它写好

  齐:《母亲的微笑》是花了多长时间写了这首歌?相信有很多人邀请您来写歌,但您现在很少会帮别人写歌,为什么会答应何晟铭来写这首《母亲的微笑》?

  李:《母亲的微笑》这首歌当时是何晟铭先把歌词寄给我,希望我可以为这个词谱曲。里面有很浓厚的对母亲的怀念。我相信在世上每一个人在外面工作,不管母亲在不在身边,对每个人来讲母亲永远是那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会去想到的一个人。所以《母亲的微笑》这首歌有打动我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自己也身为别人的父母,才更知道父母亲和小孩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母亲的微笑》的副歌我认为是整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它用风雨去形容每个人所面对的困难,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更需要的是母亲给你的一些助力。所以这首歌词当时打动到我,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把它写好,因为它不是那么容易下笔的一首歌,所以到最后能够把它写出来,觉得还是因为有感情。

  齐:刚才李寿全老师提到副歌部分,整首歌首先是很流畅、很简单的,尤其是副歌部分,是一种类似于童谣的感觉,而这却又是您原创出来的旋律,这种副歌是可遇不可求的。一首歌能够成功,副歌是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李:通常我们会把一个重要的动机放在副歌,那么这个词本身,“雨大雨打湿,风大风打湿”,它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写不好的,所以我希望它用儿歌的形式去把这几句话写出来。当然我更希望现在的小孩子可以听到这首歌,可以从这种儿歌的副歌中知道说知道要孝顺父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齐:在最后一遍反复的时候用到了童声合唱的方式,当时您采用这种方式处理的动机是什么?

  李:我就希望它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他是一个小孩子从心里面出来的感觉会去唱这首歌,会唱出《母亲的微笑》。因为大人忙于很多事情,都会忘记了妈妈的重要,小孩子反而会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体会母亲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中间一段时间可能忙于工作会比较疏离一点,可是最后我觉得还是会回到妈妈的怀抱。

  齐:《母亲的微笑》这首歌您从制作人的角度出发会觉得这首歌是比较好唱的,上口的,还是比较难于去处理的?

  李:应该不是太难。因为我心里有一种想法我当然希望这样一首歌是能够普及一点,毕竟我们想提倡的是一种行孝的概念。

  齐:这次是何晟铭跟您的第一次合作,包括一下飞机就去白金录音室。所以整个制作的过程其实并不长,记得唱了几遍之后你觉得OK了,对何晟铭的演唱有什么样的评价?

  李:我觉得何晟铭的声音是有感染力的,具有明星的特质。他是演员,发挥了他的专长,对歌曲的理解和表达有自己的想法。

  齐: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白金录音室录制、制作?

  李:所有听华语歌曲的人都会把白金录音室当作就像英国的Abbey Road一样,它培养过很多伟大的歌手,所有的歌手几乎都在这里录过音。我觉得既然难得有一次机会在那边工作,我也希望有个比较好的空间让何晟铭来唱,我平时也是在这边工作,也比较习惯。

  ·80年代——大师云集的时代、充满理想的年代、创立音乐新世界的年代

  齐:80年代是一个大师云集的世代,但当年包括您在内的投入到这个行业里的年轻人一定不会预料到会成为日后在华语流行音乐能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大师级人物。在1980年您为李建复制作《龙的传人》之前,所做过哪些工作?

  李:那个年代在台湾的年轻人都需要去当兵,我退伍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唱片公司制作李建复的唱片,当DJ是我在上大学时候的“课外活动”。我念大学是在台中念经济系,本科没有念好就花很多时间听音乐,在餐厅打工,放一些西洋摇滚音乐。

  齐:可能因为您当时所处的年代,也可能因为您成功制作的《龙的传人》、《偈》(王海玲)、《樵歌》(包美圣)等专辑,大家可能会将您也划分到台湾民歌时期的音乐人。但您似乎更像是一位“改革者”,因为在您制作的专辑和歌曲里,很讲究编曲、制作,而不是校园民歌的那种“一把吉他的阳春白雪”感觉。对于当年的校园民歌,您有怎样的看法?

  李:因为我自己是从听西洋摇滚开始的,我对音乐的知识都是从别人的作品上学来的。我进入唱片公司正是民歌当道的时候,可是我总觉得民歌没有办法让我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因为它太简单,太清新了。民歌不是一个音乐的形态,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民歌改变了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的样子。因为当时台湾大部分的音乐都是日本的翻译歌,受日本影响的。歌词可能更没有内容一点,就是非常的俗气的东西。民歌那时候刚好是大学的学生的创作,歌词比较清新,可以弹吉他自己作词、作曲,所以那时候这些做民歌的人给社会的感觉是做音乐的人是念大学的,是自己作曲作词的,不是用外国翻译歌,当歌星可以不用浓妆艳抹,每个人都像学生一样,都会弹吉他。所以对社会来讲这群人被大家认为是形象好的。我觉得做民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变了所有人对于做音乐人的印象,觉得做音乐的人是高级的。以前有种说法小孩子没出息才会当歌女,很可怜的。但在民歌之后不再是这样。因为如此,很多做音乐的人也希望加入这个行列,在民歌之后也就有更多人投入到做音乐的这个领域,所以整个华语音乐在那几年就进步很大。

  齐:说到台湾80年代初的流行音乐,就会提到“天水乐集”,它应该是台湾的第一个音乐工作室?

  李:对,那是我从外国人那边学到说,他们的词曲有版权,唱片公司只是做发行,制作公司可以掌握自己的音乐形式。所以当时就找到几个朋友,想往工作室的方向去做,制作公司做好音乐交给唱片公司发行。民歌时代那时候有种风气就是做的音乐会比较“中国风”一点,所以那时候做的音乐会有“武松打虎”、“柴拉可汗”。现在内地做的一些古风的概念,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做了。

  齐:当时是太新潮的概念可是为什么成立不长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多?只做了两张,李建复的《柴拉可汗》和李建复、蔡琴《一千个春天》。

  李: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方式。可能那时候的氛围还没有到制作公司可以完全独立的状况,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作品,在市场上大家看到听到但并没有说有很大的销售成绩,那时候李建复要“当兵”,蔡琴也开始慢慢的红了,我们也觉得不应该把她限制在自己的公司也还是让她和唱片公司合作。那只是一个理想啦,没有那么多的商业考量。

  齐:现在很多歌手成名了都要自己做公司,做自己的厂牌,您觉得和30多年前“天水乐集”有没有共通的地方?

  李:那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音乐上的理想,现在的话更多是商业的考量。歌手红了想要自己当制作人,自己开公司,什么都自己来。有好有坏啦,如果能力不够可能会越做越差。

  齐:1985年的《明天会更好》,您是制作人也是发起者之一,当年做这首歌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对这首歌的印象都是录音棚里录唱的MV,这首歌的制作过程是怎样的?这么多位歌手,这么多家唱片公司协调起来会很麻烦吗?

  李:那时候不会。这种事情只成功过一次就是那一次。第二次唱片公司就开始计较说要唱哪一部分,哪个歌手来哪个歌手不来,要唱前面要唱后面等等。第一次全部是我排的名单然后张艾嘉就把他们邀来进录音室唱,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就唱。那时候因为刚好全世界都在流行这个事情,比如《We Are The World》、英国的《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这样的为声援非洲的难民。那我们说外国人可以我们也可以。等录好音我们决定募好的钱要捐给哪里的时候,就捐给了台湾的一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因为它是保护如果你日常生活有受到不公平的时候你可以去投诉就会为你解决这些纷争,当然这个基金会也比较符合我们这种“明天会更好”的定义。

  齐:1986年,您推出了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专辑《8又二分之一》。在此之前《未来的未来》是以单曲形式先期发行,而那时候您已经是一线的著名音乐人了,怎么想到要去做歌手?

  李:怎么讲,那个时候创作者自己唱歌是一种表达方式。那个年代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也就跟着唱了一张,不过唱了之后觉得不太适合当幕前的歌手,所以就继续回到幕后做制作人。

  齐:为什么不适合在台前?

  李:我觉得当歌手、当明星牺牲太大了,虽然他们可以赚到很多钱,但第一个牺牲了很多自由和私生活,但我又是蛮喜欢有自己的私人生活方式的。那时候我的小孩刚好周岁,我就会自己去买尿布走在路上提着这样,那唱片公司就跟我说,李老师你怎么能提着尿布在街上走?我说这不是当爸爸的权利吗?所以当艺人就不太能做这样的事情。

  齐:在去年的时候《8又二分之一》有再版吗?

  李:一半叫复刻。因为当时刻盘的母带已经不见了,他们想用做CD的母带刻版我不同意,因为程序上就不对的,音质会比较差,所以我就把最原始的多轨的母带拿到美国去做Mix,所以这张《8又二分之一》应该叫全新Remix的复刻版。

  齐:那这张也没有销量上的压力对不对?

  李:现在基本行黑胶本来就很少了,卖个1000片就很开心了,但CD还不错,卖了3000套。已经比现在流行的都卖得多,朋友都很捧场。

  三个十年三位歌手——不常见的王杰、无限可能的王力宏、独一无二的张悬

  齐:80年代的王杰、90年代的王力宏,2000年的张悬,您是独具慧眼的,很会看准一个人,发现他身上的潜质,实现你音乐上的想法或者歌手在商业上的价值?

  李:以前的年代当然觉得我只要觉得好的都有商业价值,但现在和以前都不一样了。我相信很多做音乐的人都会知道说,这个音乐这么好为什么不红,这么烂的音乐为什么这么红?现在的生态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说乱也可以,说多元化也可以,随着沟通的方式和媒体的多变化对音乐的影响很大,但在创作上我觉得还是一样的。

  齐:怎么评价你发掘出来的这几位歌手?王杰、王力宏、张悬。

  李:王杰这些年在内地发展,很少碰到了。王力宏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华人在美国会这么强?是他们的教育让华人在美国都这么优秀吗?当时我只想把这个想法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我把他定义成优质偶像,又会打球又会打鼓又会拉小提琴又会创作,什么都会的一个华人小孩,果然他现在发展是什么都会这样子。最近的几次活动都会找我,他也现在才知道说当时我在他身上下的功夫和所想呈现的东西,终于觉得说当时的做法其实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张悬她是一个不同于一般音乐人的音乐人,我就告诉她说 我不会改变她的音乐或者给她太多的建议,因为不可能有第二个张悬。因为她自己的选择会做一些比较艰涩的东西,她不可能在大众的流行市场可以太大的被大家喜欢,可是我知道很多所谓的“文青”都会很喜欢她,在她的歌词里都会用到很复杂的表达方式,其实她有观众的魅力。

  齐:像当年签王杰、王力宏一样,其实你这些年一直在帮助很多新人,与很多音乐人合作吗?

  李:是的,我一直在告诉自己说一定要做到老做到死继续做音乐这样的。其实很多在内地很红的音乐人我都合作过。像三宝,在他念大学的时候我就用他的创作给苏芮唱;林海,在比赛完回内地的时候和他签约出了两张钢琴的独奏曲。我是一个对什么音乐都有兴趣的人。我觉得所有的音乐都有生命力,都有可能感染到别人,我都有兴趣做。当然现在很多做音乐的都比较不在乎音乐的本质了,大家都比较在乎行销方面或者市场占有或者网络上的受欢迎程度。当然,现在用心做音乐的人还是很多,当然希望这些人有机会把音乐证明给其他人看。

  华语流行的现在和未来——音乐好不好,30年后再说

  齐:这些年你一直在全心栽培一支A Cappella乐团,叫什么名字?

  李:叫玩声乐团。玩耍的玩声音的声,我认为他们是把声音玩耍得很不一样的乐团。现代的A Cappella乐团是用人声加入了打击乐器和贝斯的声音,所以听起来就像一般的音乐是一样的。因为我很早就接触到外国这样的音乐,所以就觉得华语也应该有这样的音乐形式。我找了这6个小孩在业余时代他们曾经是奥地利一个世界级比赛流行组的冠军。我希望用他们这样的方式能够把一些华语的流行歌曲用纯人声来表现。他们在台湾已经发行了两张专辑,我也希望未来可以往内地发展。

  齐:和90年代比,现在华语流行音乐不太景气已经有十几二十年,那么您作为大师级的人物,如果让你来建议的话,如果说自救或者帮助自己走出这个困境的出口是什么?

  李:我想对于创作者来讲,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创作,后面的事情就不要想太多。只要专心把作品做好,总有一天会被大家知道,或者至少你身边的人听到开心就可以了,它是不是赚钱先不要去想,反正最早最远古发明第一个唱歌的人也没有收到什么版税嘛,他也只是让自己快乐让别人快乐去唱歌。当你想到他你就知道做音乐要用这种心情去做。至于以后的发展环境的改变,我觉得那是大环境的共业,谁都没有办法改变它。有人运气很好赚到钱,有人运气不好赚不到钱,但我觉得跟创作的本质没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些拥有资源的人,拥有平台的人比较鼓励一些原创的,比如一些电视节目就不要只做一些只为了满足一些客户和满足观众的节目,其实也应该照顾一些原创的创作者。

  齐:那您这些年一直会尝关注一些内地的乐团或者新鲜出来的歌手吗?

  李:多多少少会关注到一些,也有机会关注到他们。比如听到万能青年旅店,他们是让我觉得比较好的摇滚团体,他们投入的时间也蛮长的。之后呢,其他现在的乐团我觉得不太能够给出评价,因为需要时间来证明他有没有留下来的价值,即使是那些在网络上红遍半天的歌我觉得也是一时的现象。很多5、6年前最红的网络歌曲,现在大多都没人听了,那些太容易爆红的歌很有可能两三年就不见了,可是好的音乐可能会流传10年20年30年。我很年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音乐好不好,30年后再说,如果在30年后的那个时代还会存在的歌,那才叫好的作品。

  齐:李寿全先生入行已经37年,经历过巨星的年代,高手云集的年代,好作品层出不穷的年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每天都有很多歌曲诞生,但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作品。那您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有没有一个计划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希望能够团结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人来做一些东西?

  李:这件事很难很难。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有句话常讲,在大家都很穷的时候可以一起做件事情,可是在都计较利益的时候就不太好合作了。我也一直在做,也希望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也希望在这行业里做音乐的人不要那么辛苦,现在做音乐的人大部分还是很辛苦。我们不要说那些红的艺人是在金字塔的顶端,我常说他们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下还有一大块的冰山那个是完全还没有出头的。可这些人要怎么去鼓励他们?我不晓得。我希望他们能够拥有他们的热情,对于这些做音乐的年轻人我常鼓励他们说,如果做音乐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就先不要去想到底你会得到什么,如果你在意得到什么做音乐让你不快乐,那就不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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