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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继承发展的丰沃土壤

戏剧演出 来源:光明网 2017年07月05日 09:27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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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昆曲艺术大典》编纂完成之际

  作者:陈四益,系著名作家

  世界上,戏剧的兴起,中国并非最早,但以戏剧的完整形式保留至今、历600余年传演不衰者,其唯昆曲乎!

  无论流传之久,作家之众,作品之多,曲辞、歌舞、舞台美术,乃至脸谱、服装、场面保存之完备,昆曲堪称世界之最。但是,对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的这一瑰宝,我们的认识与研究,还很不够。

  很久以来,中国文学史的讲述,对古代戏剧(不只是昆曲)仅限于作家、作品的择要简介。以昆曲论,高则诚、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当然是中国戏剧史上绕不开的重要作家,《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当然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但对于昆曲,仅限于戏剧文学,而不全面讨论其演出的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等,就不能算是完整的昆曲研究,因为昆曲是一种综合艺术。

  戏剧作品若不能继续活在舞台上,只能算一种戏剧的“化石”。如元曲关、马、郑、白诸大家,虽然剧本仍存,可供研究,可供悬想,但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已无法重现。元曲的演唱,现在大概只能从昆曲中的北曲,得到一些消息。昆曲之所以能列入首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不但因为它流传久远、作品众多,而且因为至今它还活着,完整地活在中国的舞台上,活在中国的民众中,焕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从古及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国人重视的是诗文。一方面固然因为它们历史久远,名家辈出,另一方面也因为长期以来诗文被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帝王选拔官吏、读书人晋身政界的“举业”,而戏剧只是“小道”。“官方”对戏剧家,向来“俳优畜之”。这是对戏剧家的冷落,也是对戏剧的蔑视。对于这样的“小道”,历来多为零星记述而鲜有认真的研究。李笠翁身为清客,未入庙堂。他的《闲情偶寄》中,对于戏剧创作的结构、词采、音律等均有论述,但也仍不免只当它“文人之末技”,偶寄之闲情。直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出,才有了现代意义的中国戏剧研究专著。然而,宋元时期的戏剧,到王氏著书时,已经不是能够在舞台上搬演的活戏剧了。此后,研究中国戏剧的名家代有其人,但大多仍重在案头剧作的研究。对于中国戏剧,尤其是南戏、昆曲以降,作为一种综合的立体的艺术,从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场面、剧场以及剧团组织等作综合考察、研究者,虽然已经有不少专门家筚路蓝缕开拓,得到不少创获,可惜依旧进展迟缓。

  令人高兴的是,昆曲进入联合国首批非遗名录以后,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便开始启动——《昆曲艺术大典》(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编纂,王文章总主编)。这项工程,集大陆及港、台、澳百余位学者之力,历时十二载,终告成功。

  《昆曲艺术大典》(下简称《大典》)包括有关昆曲的重要文献校点整理2230余万字,影印文献396种(套),图片6000余幅、录音120余小时、录像300余小时,总计成书149册,分藏于各种机构或个人的有关昆曲之最重要的资料,几乎尽收其中。这些资料,是前人积600余年心血留与今人的遗产,也是今人研究、承继、发展昆曲艺术的基础材料。

  戏剧,首要当然是剧作。先辈有言: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昆曲的剧作究竟有多少?未见有精确统计,但有明一代的传奇剧作,见于记载并留存至今的,恐怕就不下300余部,更遑论清代以降迄至于今的创作。清点剧作,是昆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几十年来,一般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传奇剧作,大多知道十来部名著。这些名著,经专家整理、校点、注释、评介,不断再版,获取甚易。课堂上讲授、舞台上搬演的,也大多是这些剧作的全本或散出。但若仅止于此,对于繁花满树的昆曲就仅窥一隅了。同昆曲尚存的大量剧作相较,较易寻觅的不过十得二三,这就为昆曲的研究与发掘带来困难。这次《大典》编就,在《文学剧目典》中收有古代剧本82种,现代剧本18种,总计100部,再加《群音类选》《南音三籁》《缀白裘》等折子戏选辑,至今留存在昆曲舞台上的剧目可称大备。未收入的剧作,也有《目录汇编》详细著录,可供查寻。这无疑给昆曲剧目的发掘和作家作品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

  昆曲在其发展过程中,戏剧理论、评论、作家作品论的内容也相当丰富。由于中国戏剧评论的特点,较为完整的理论作品(包括创作论、作家作品论、表演论、音乐论、欣赏论等)虽有,但不多,历来更多的是中国式的戏剧艺术评论——多为一人、一事、一曲、一句的记述或点评,散见于各种笔记杂录之中,扒梳整理,殊为不易。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选辑校录了48种有关中国古代戏剧的专门著作,已称洋洋大观。这次昆曲大典在《历史理论典》中仅昆曲的专门论著便有五十余种(包括了中国现当代戏曲史、昆剧史的主要著作),还收录了在昆曲发展过程中重要人物的传记、重要作品的序跋、重要演出团体的记述、重要作品的评点,乃至吟咏昆曲的诗作等相关材料。昆曲发展过程中相关的研究著述、评论资料,这样集中展现,也称前所未有。

  对昆曲的研究,当然应当作综合的立体的研究,因为昆曲艺术本来就是综合的立体艺术。但过去综合性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对戏曲的讲授、研究,多限于文学层面,只有培养戏曲创作、演出人才的专门院校和研究中国戏曲的专门机构,才重视戏曲音乐、表演乃至服饰、化装、舞台装置以及道具等的研究与传授。这样,便造成戏曲综合研究的割裂,能够兼擅文学与演出两面的昆曲研究通才,屈指可数。

  这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把握的割裂,也造成研究资料的分散。譬如,综合性大学古典文学专业中,即便有志于研究古典戏剧的学生,也多是作戏剧历史、作家和作品文本的研究,很少能涉及昆曲演唱与表演的内容,更无论明调识谱、按板行腔、粉墨登场了。记得少时曾在一位老师的书架上见到一部曲谱,打开一看,满纸“上尺工凡”和各种记号。不明所以,请教老师,则回之以:“别动,天书”。这不但是因为曲谱难得,也因为曲谱难懂,三言两语难于说清,故索性以“天书”答之。至今回想,依旧哑然失笑。此后,就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类材料了。

  没有舞台实践的昆曲研究者,不可能对昆曲有全面的认识与研究;专事昆曲创作与演出的实践者,又很少有余力对昆曲作艺术、理论的历史研究与探讨。大学时代为我们讲授文学史戏曲部分的赵景深教授,是小说、戏曲与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他又是上海昆曲研习社的社长,本色当行,可以粉墨登场,可是课上也无法涉及部定教学大纲以外的内容。他的弟子中,不乏俊才翘楚,但也很少有全面承继他学术衣钵的传人。

  对昆曲的研究,若离开了演出实践,终究只能在书卷中徘徊。陆放翁有诗论学问之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昆曲这一“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承继与研究,如果没有“纸上”和“场上”的结合,把作家作品研究与表演艺术研究结合起来,要使昆曲老干繁枝,新花竞放,只怕难矣哉了。承继与繁荣昆曲,不仅要不断开掘旧有剧目、不断有新的剧作产生,还要对昆曲的音乐、表演以及同表演相辅相成的化装、服饰、舞台装置等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从而在全面承继、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改良,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才能使昆曲之花开得更加艳丽,更加光彩照人。

  《昆曲艺术大典》的编纂成功,为全面继承、研究、发展昆曲艺术奠定了材料汇篡的广博基础。除《文学剧目典》《历史理论典》外,《大典》还包括了表演典、音乐典、美术典和音像集成。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先前发掘最少也最为分散的昆曲艺术材料组成部分。许多资料分存于故宫、戏曲研究机构、戏曲表演团体或个人手中。有些部分更往往是靠师徒代代传承,在流传过程中又有继承、有改进、有增减,才得以至今。若不及早细加整理,随着人事代谢,就有流散乃至散失的可能。

  对昆曲演出艺术作综合的深入的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是把相关材料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搜集、整理、编印出来。这项工作,《昆曲艺术大典》厥功至伟。以声腔论,自魏良辅改革声腔,度为新声,转喉押调,转音若丝,形成昆山腔后,在传承中不断丰富,不断改进。但在没有现代技术支撑的时代,昆曲的声腔,主要靠师徒口传心授。曲谱起初只是填词者字韵声调的规范,后来又成为不同流派传承声腔的记录。身段亦然,起初也只是靠师徒传授,身段谱记录。这些记录,若没有师傅口传身授,单靠曲谱与身段谱是无法探其堂奥的。所以许多昆曲表演艺术家的声腔和身段,由于没有代代传承,也就归于湮灭了。直到录音乃至照相、摄像技术的不断发展,才使声腔身段得以直观的、立体的留传。

  《大典》在昆曲音乐、表演、美术等领域的资料搜集工作是自有昆曲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音乐典》总计73册,收录影印曲谱29种、排印曲谱13种。《表演典》36册,不仅广收各种单出与全本的身段谱,而且编就了《表演论著提要》《表演资料汇编》,对散见的文献资料分类作了介绍。更为难得的是,《大典》将自有声像技术以来百余年间的录音、录像资料广觅博收,并加以现代技术处理,使其尽可能还原当初声、像形态。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抢救”,于声腔、于表演、于流派的传承和发展,都可称功德无量。

  20世纪50年代,有“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说法。“一出戏”是指昆曲《十五贯》;剧种是指昆曲。当时浙江昆苏剧团在文化界许多有识之士的鼓励、支持、帮助下,进京上演了昆曲《十五贯》,一时名噪京华,好评如潮。这固然同那时反对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的政治需要有关,也因为已经奄奄一息的昆曲,仍以其独有的语言文辞之华美、表演艺术之精湛、唱腔音乐之悠扬、人物形象之灵动,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浙江之外,江苏、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也纷纷成立昆曲演出团体,昆曲一时又有了复兴的气象。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虽未实现艺术界所期望的“复兴”,但也确实创作并演出了一些成功的剧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编、导、演人才,昆曲一脉才得以延续至今。在这个时期,对昆曲的传承与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昆曲的再次重振,已是“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八十年代。剧团重建,剧目缤纷,既有传统剧目的再造,也有新编剧作的登台,对昆曲的研究,也突破了戏剧文学的狭小范围,成为对昆曲的历史、理论、格律、唱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全方位的研究。但是,资料的极度分散,依旧困扰着昆曲的表演者、研究者和爱好者,也限制了昆曲的学习、传承、研究与发展。一个剧种,若无传承,即无创新;若无创新,即无生命。昆曲虽被列入首批世界非遗名录,但要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仍有待于后继者的学习、继承、研究、创新。

  《昆曲艺术大典》的编纂完成,为昆曲的学、承、研、创提供了一片丰沃的土壤。这片土壤,不但会继续滋养着昆曲艺术的老干繁枝,而且必能孕育出新枝繁茂、新花竞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让我们期待着。期待这一人类文化遗产流芳百世,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04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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