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中播出了一期反映抗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在日本索赔胜诉的节目,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新闻调查》的采访者董倩近年来就日本侵华战争中,包括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多次进行了追踪采访。本期节目中,董倩将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孙小梅:我们刚刚在7月6日播出的《新闻调查》里看到了你对中国劳工向日本索赔问题的采访。近年来《新闻调查》对慰安妇和劳工问题进行了追踪采访,非常巧的是每次的采访者都是你。
董倩:不能说是巧合,因为在第一次,2000年7月播出的“慰安妇”这个题目是我做的,当时的反响比较好,因此每逢跟抗日战争有关的题材基本上就是我来做了。
孙小梅:我知道你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你对抗日战争、日本侵华的这段历史应该是相当熟悉的了?
董倩:上学的时候只是把它作为课程中的一部分,但是当我面对这段历史的幸存者时,一种活生生的历史的感觉让我必须去面对很多——一个中国人都不能面对的东西。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但我们要牢记它,不仅我们要牢记,我们的后辈也应当牢记,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民族历史上受过的伤害,它不应当被忘记。
孙小梅:你做的这些反映慰安妇和劳工索赔问题的节目跟其它节目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董倩:面对这些老人的时候,语言上你不能很复杂,有很多问题你不能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去问,你只能问一些非常浅显的,有时候自己觉得挺可笑的问题。在面对那些老大爷、老大娘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你要跟他们接近,就必须用他们听的懂的语言,要尊重他们。
孙小梅:虽然你的问题问的非常简单,但也问得非常直接,尤其是对山西的那几位慰安妇,当时你的问题是步步紧逼,有的问题可能直接触到了这些老人心中最疼痛的地方。有人说,董倩是不是太残忍了?
董倩:当时发生的就是那么血淋淋的,不能因为它残酷,所以我回避,我就是要把这段残酷的历史拿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时我也想过,有些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是发抖的。就好像这段历史是一道伤口,好不容易缝上了,为了让大家知道,我要再把这个伤口撕开,不仅撕开,还要让她自己看,甚至还要往上撒盐似的这种感觉。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我别无它法。
孙小梅:在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就回答你,还是会有一些顾虑?
董倩:毫不犹豫,但是有些老大娘的反问把我问的张口结舌,我不能揣度他们有多么害怕,我想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通过她们的反问,我知道她们也在尽量避免触及到这个很疼痛的地方。我就想,作记者有时是很残酷的,你必须要让人家面对人家不愿意再回首的历史,但是我想短暂的疼痛换回来的是长久的解脱,我希望是这样。
孙小梅:当你面对万爱花,面对劳工,还有面对一些有关于这几起索赔事件中的那些日本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董倩:当时一位受害者叫李秀英,日本的律师团来到中国为她举证,然后回日本去打官司,为中国人打官司。当时采访地点在南京三十万同胞被杀的纪念馆,我采访的那名日本律师叫兵头进。当时我面对他的时候,没把他看作是为中国人辩护的日本律师,我把他看作日本人。我是站在一个中国受害者的角度看到的日本人,现在看来这个角度是非常不对的,民族情绪可以有,但是不能带到采访中去。采访完了我好像有一种得胜的感觉,因为我问出的问题有的他没法答复,而且在这种态度上他输给我了,我好象觉得,作为中国人我能给李秀英、万爱花,给那些老大娘申了冤,出了一口恶气似的。这件事情过去了,我就没多想,但是今年采访日本强掳中国劳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采访了给日本律师团作翻译的一名中国翻译,她叫朱春兰。朱春兰说我记得你采访过日本律师兵头进,我说对,她说他去世了,他去世之前一直想看你们采访他的这个节目,我费了好大劲才给他看这个节目,他看完不久就去世了。我当时听完了以后半天没缓过神来,我马上想到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对他冷冰冰的表情,太不应该了,我丧失了记者的立场。我对他表示敬意,要知道日本律师团是顶着日本国内极右翼很强大的势力为中国人做这些事的,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做这些事,但我觉得我的态度伤害了他,但愿他能原谅我。所以在这次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索赔案的时候,我在面对日本律师小野斯力效时,非常非常注意自己的态度,我没有亲近但是也没有仇视,我想做的公正一些、冷静一些。
孙小梅: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结局是什么?
董倩: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谢罪。我们在采访中有一名律师叫康健, 他说,都知道日本人是最讲礼貌的,人和人之间在大街上不小心碰一下,都会马上说对不起,那么为什么在铁证如山的历史面前不能说一声对不起呢?对不起怎么就这么难讲?我不能说在这些老人们的有生之年,但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日本政府能够对这些战争中的受害者说一声对不起。
董倩说,通过对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数次采访,她深切地感受到和平的弥足珍贵和得来不易,因此追忆和澄清那段历史,对未来的中日两国友好,显得尤为重要。她说,她将在今后的日子中,竭尽全力地关注这一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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