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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冯·卡拉扬:用音乐给世界带来快乐


  他是剧院里的伟人,一位天才的指挥家,一位极富魅力的人,他的唱片销量超过一亿五千万张。即使是在他逝世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唱片的销售势头仍然不减当年。尽管赫伯特·冯·卡拉扬已经无法亲眼目睹这一盛况,但是他平生最大的心愿——用音乐给世界带来快乐——已经得以实现。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这位八十一岁高龄,身体虚弱的老人还计划随柏林爱乐乐团进行巡演,并监制了威尔第名曲《假面舞会》的唱片,随维也纳爱乐乐团访问纽约,组织并参演了澳大利亚萨尔茨堡城的复活节音乐会,筹划了夏季庆典。同时,他还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努力推进他的唱片录制计划。

  他的童年,正是奥匈帝国兴盛的时期。在第一世界大战爆发以前,萨尔茨堡既是省会,也是一大要塞。在他父亲被任命为地区医院外科医生之后,举家迁往萨尔茨堡。

  在赫伯特童年时期,由于父母不准孩子们在流过他们屋旁的河边玩耍,他和哥哥就常在楼梯上嬉戏,那里几乎成了他们的老窝。萨尔茨堡的生活影响了卡拉扬的整个一生。

  卡拉扬的父亲非常喜欢从他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避暑别墅。他带着孩子们登上了周围所有的山峰。这一地区的狂欢节活动和人们的浓厚音乐传统深深地吸引了卡拉扬一家。

  晚年时期的卡拉扬,经常向别人讲述他六岁时的故事:父亲带着他和哥哥从格朗德斯山上的住所前往集市,途中他们碰到了一个福林斯林(Flinserin)表演队伍。队伍里有一个拉小提琴的人,演奏得棒极了。

  正是在这里,他首次见到了于格·冯·霍夫曼斯塔尔、阿瑟·施尼茨勒、西格蒙·弗洛伊德、理查德·斯特劳斯等名家。

  萨尔茨堡当时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太大冲击。一战结束前夕,赫伯特作为钢琴演奏者首次在萨尔茨堡的维也纳音乐厅登台演出。当时,他还是一名语法学校的学生,跟随博恩哈德·鲍恩加特勒在莫扎特音乐学校学习音律、钢琴和作曲。鲍恩加特勒后来成了他的导师。

  第一共和国时期,卡拉扬离开学校,前往维也纳科技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但他很快就转向学习音乐。一有机会他就跑去看歌剧,因为他的叔父是歌剧院的高级管理员可以搞到免费票。后来,在卡拉扬的领导下,这家歌剧院步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卡拉扬也曾多次居住在Musikverein。他后来被聘为“终身指挥”,并成为维也纳Singverein的荣誉会员。

  克莱门斯·克劳斯是对卡拉扬影响最深的老师,是他使卡拉扬得以学习打击乐。

  卡拉扬首次担任专业职务是在德国南部乌尔姆城剧院。这家老剧院规模很小,但是极富远见的音乐主管奥托·舒尔曼立即发现了这个来自萨尔茨堡的年轻人的才华,开始试着给他分派一些越来越难的任务。

  这些任务给他提供了个性和能力两个方面的大量锻炼机会,是他认识到审慎行事和灵活多变的价值。

  每年夏天他都要回萨尔茨堡,去向节日期间莅临的音乐大师们学习。倍受尊敬的马克斯·赖恩哈特成为了音乐节期间人们瞩目的中心。在伯恩哈德·鲍恩加特那的引见下,卡拉扬得以与这位大师会面。

  不久以后,卡拉扬成为了拉恩哈特在费森林舒尔(Felsenreintschule)执导的名剧《浮士德》的音乐导演。该家规模宏大的剧院坐落在悬崖之下。卡拉扬还在这里指挥了女歌唱家格卢克主演的歌剧《Orfeo ed Euridice》。他非常崇拜理查德·斯特劳斯和阿尔图洛·托斯卡尼尼。

  他甚至像朝圣者一样骑着自行车千里迢迢前往拜罗伊特去听托斯卡尼尼指挥的音乐。乌尔姆城的任期结束之后,他有一年时间闲在家中,非常苦闷,直到他终于在亚琛歌剧院找到工作。他在这里所遇到音乐家和歌唱家在后来陪伴了他艺术生涯的大部份时光。

  在亚琛,他与费尔森斯丁(Felsenstein)这样的杰出导演合作,他的歌剧吸引了国家媒体的目光。

  卡拉扬在这里成为了德国最年轻的音乐总导演。在他的领导下,他的管弦乐队声名鹊起,合唱队也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好的合唱队之一。

  不久以后,卡拉扬即被邀请担任柏林客座指挥,并首次体会到了德国新政府的侵略本性。事实很快证明,德国纳粹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文化领域也不例外——逃脱了纳粹的侵害。

  后来,在多数民众的同意之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将奥地利并入了德意志帝国。

  尽管在战争时期,并且周围弥漫着恐怖的气氛,柏林仍然享受着非常丰富的音乐生活。乔贝尔斯(Goebbels)和戈林(Goring)经常为如何组织音乐唇枪舌战。戈林与赫赫有名但性格怪异的指挥家威廉·福尔特瓦格勒分歧很大。赫伯特·冯·卡拉扬崇拜福尔特瓦格勒,但是作为一个只有二十三岁的青年,又是由戈林控制的德国歌剧院主管所任命,他很快就站到了福尔特瓦格勒的对立面。

  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达到了无法调解的地步。这件事成了柏林城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一时间流言四起,两个对立的阵营形成了。在斯塔兹佩尔(Staatsoper),人们有时会感到卡拉扬正在试图取代福尔特瓦格勒的地位,尽管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在幕后操纵,这两位指挥家的关系非常恶化,直到福尔特瓦格勒逝世。至此,卡拉扬便以一种无发遏制的势头迅速走红。他最重要的合作关系是与舒奥斯佩尔豪斯(Schauspielhaus)的导演在柏林金达门马克(Gendarmenmarkt)剧院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不久之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充当了别人股掌之间的一枚棋子。据称,卡拉扬于1933年4月8日在萨尔茨堡加入了纳粹党,并于同月在乌尔姆在次加入纳粹党。但是,同时他和马克斯·赖恩哈特仍然继续合作。这两个事实不能互相排除。卡拉扬自己则称,他没有在乌尔姆加入纳粹党,但1935年在亚琛加入过,他这样做是为了保住音乐总导演的职位。为了掩盖他的这一动机,他把入党登记的日期推后了——这在他的档案里也有记载。

  在第三帝国时期,有人抨击他,说他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为了继续他的音乐事业。战后,他的纳粹党员身份也使他成为了受抨击的目标。直到他死后,对他的调查都仍在继续。

  随即,卡拉扬在柏林申请担任德累斯顿的音乐导演,并最终与理查德·斯特劳斯谋面,斯特劳斯对卡拉扬的指挥才华非常欣赏。

  维也纳爱乐乐团请他在维也纳举行一场音乐会。政府特许了这场音乐会,这成了维也纳音乐历史上一个难忘的事件。

  后来,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术主管和伦敦爱乐交响乐团创始人瓦特·勒格的一次会谈给他的未来带来了的新的转机。他们签订了一个初步协议,至少保证了卡拉扬的部分经济来源。随后,卡拉扬在奥地利沃拉尔堡(Vorarlberg)地区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得以对自己经历、理论和作品进行通盘的整理。

  卡拉扬在维也纳的成就之一是他录制的第一部经典古典音乐片:巴赫的《圣马太的激情》。在多次参观战后重开的艺术史博物馆之后,他决定制作巴赫的这首作品的清唱剧Der Tod Jesu ,把视觉形象和音乐联系起来,并把老克拉那赫现实主义的绝望与阿尔布雷切特·杜勒(Albrecht Durer)磨难的辉煌进行对照。

  卡拉扬与管弦乐团合作,把演奏的标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伦敦,在柏林,在维也纳,他继续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奏,这些演奏不少被拍摄下来了。

  身体虚弱的威廉·福尔特瓦格勒于1954年11月30日与世长辞。卡拉扬被邀请接替他参加柏林爱乐乐团的赴美巡演。在赴美前夕,卡拉扬被聘为该管弦乐团的“终身指挥”。

  卡拉扬成为了萨尔茨堡节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圣塞巴斯蒂安公墓。他到这里并不是因为这是莫扎特的父亲的葬身之地,这位老人的旁边并排安葬的是空斯坦兹·尼森和阿洛斯拉·兰格,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卡拉扬都对这两个人心怀憎恨。卡拉扬到此是为了缅怀医学革命者托菲拉斯塔斯·帕拉塞尔苏斯,这位医生在当时被人们称为异教徒,但是他的理论却改变了中世纪医药学的整个面貌。在这一时期,卡拉扬经常援引帕拉塞尔苏斯的话。

  理查德·斯特劳斯的交响诗《唐吉诃德》是卡拉扬的保留节目之一。他曾说:“有时看来,流浪艺人、医生和音乐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指挥家肯定会带有上述每种人的某些特质,就像一个好医生,他有时可能会有些夸夸其谈。”

  一位纽约批评家称他是“数学家和工程师指挥家”。卡拉扬对此不置可否。

  同年秋天,柏林新爱乐音乐大厅(Neue Philharmonie)奠基。汉斯·夏隆设计建造的这座建筑高达三十四米。音乐厅由一系列同心五角形组成,保证大厅的每个角落都有很好的视野。笔直地悬挂在墙壁上的一排排座位就像是山间的梯状葡萄园。这样的设计能使听众非常放松,充满激情,同时又能随时把注意力集中在的乐团身上,因为处于乐团大厅的焦点位置,指挥则站在乐团的中央。这家音乐厅被人们戏称为“卡拉扬马戏场”。

  1967年,他创办了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这是这位大师为自己量身定制的盛事。最初,他曾考虑过要将举办场地选在日内瓦,但是还是认为家乡的条件是无可比拟的。由他帮助设计建造的萨尔茨堡大剧院在复活节其间人满为患。大剧院音乐厅的技术设施是世界一流的。

  他是一位很特别的音乐人,他坚持认为音乐人还应该至少懂得一些基本的舞台技术。他搭建了一个被称作“拜罗伊特方案”的舞台音效设施,并在上演瓦格纳的《圆环(Ring Cycle)》时首次投入使用。

  在进行音乐活动的同时,卡拉扬还代表他的基金会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很多科学家都应邀参会,其中包括维尔纳·海森堡、沃尔特·西蒙、康拉德·洛伦茨和其他许多著名学者。卡拉扬自己则非常乐意向天竺鼠一样充当科学家们的研究对象。

  在萨尔茨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1978年牛津大学授予卡拉扬荣誉博士称号,人们还为此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不少其他牛津荣誉博士也参加了庆祝游行活动,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前往谢尔多尼亚(Sheldonian)大剧院。同样获得过此项殊荣的大音乐家还有约瑟夫·海顿和理查德·斯特劳斯等。

  所有这些音乐大师都通过举行音乐会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感谢。赫伯特·冯·卡拉扬也因循了这一传统。他的答谢音乐会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随后,他捐献了一大笔资金用于神经学以及儿童孤独症治疗方法的研究。

  这种疾病使儿童无法进行正常的反应和交流。音乐是可能为这类儿童提供帮助的一个途径。这类儿童有些具有某种特殊的天分,而且通常是在数学或音乐领域。他们对音乐的记忆力非常惊人,而且经常能非常完美地把握音调。音乐往往会成为他们由自闭的天地通向正常世界的唯一通道。

  每当这些时候,卡拉扬都会给这些孩子讲述自己童年的故事。告诉他们他是如何学习打击乐器,这份经历是如何给他的乐感带来决定性的影响等等。

  他给孩子们描述,拉小提琴的人被打鼓的妇女的震耳鼓声赶走,自己则被拉在了后面的情景。在这几年里,他的脑子里满是各种各样的往昔记忆。

  他在圣莫里兹郊区修建了一处房子,使他可以在这里潜心研究乐谱。即使在节假日期间,他的作息时间表也是非常严格的:学习、散步、练瑜珈、游泳。他经常会邀请一小队乐手,用装鸡蛋的纸箱和玻璃绒把墙壁堵起来,在林间小教堂录制室内音乐。

  在卡拉扬看来,录制音乐就像是走钢丝——目的是要在录音棚的条件下再造最强烈的音乐会现场体验。对他而言,多数音乐杰作都是光与影的完美组合。他的工作是要在不改变任何音符的情况下探寻和凸现这两者的界限。《阿尔卑斯交响曲》是被制作成CD的第一首名曲。卡拉扬本人对这种全新的音乐制作技术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现场音乐会来衡量音乐。

  在萨尔茨堡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卡拉扬开车重温着自己熟悉的道路。在逝世的前一天,他这样说道:“任何能够与音乐相伴终身的人都已经得到了上帝所能给予的最大恩赐。生命只存在于使艺术成为可能或者创造艺术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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