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李峰：在过去的20年中，从不事声张到大规模投资，从牙签、筷子到电子芯片，台商们在大陆一步步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在大陆更加开放的今天，还有很多领域台商并没有涉足。是他们没有必要来、不愿意来？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就这一话题，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的主任张冠华先生。欢迎张先生光临我们演播室！
北京的亚运村附近有一座紫玉山庄，它的开发商是台湾来的黄紫玉。黄紫玉八十年代末就到广东、福建一带做贸易和加工，进行试探性的投资。1993年开始在北京投资房地产。
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 副会长 黄紫玉：我这个项目、亚运村这1000亩地是1992年招商、1993年项目定下来，现在要买，加三倍、五倍，整个土地的价格也要提高，还有一个，根本找不到这个机会了。在亚运村这个位置，你就出再大的代价也找不到这个机会。
黄女士认为，她的成功是因为到大陆的时间比较早，比其他台商的机会多一些。但是，那个时候来大陆投资冒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 副会长 黄紫玉：有很多处罚的方法，你要签证出来的时候就不让你出来，甚至不让你回去。你自己不敢回去，如果你明显触线他的那个管理办法。早期有些出来的台商很长时间都没回去过，在大陆的，很长时间。
黄女士回忆说，除了限制人的进出以外，资金的流出更是严格禁止的。台商要到大陆投资，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 副会长 黄紫玉：资金有的人汇到海外，甚至有的人把台湾商品出口到欧美去、到日本去，那么我在香港设立公司，我会把一部分钱留在境外，就是我卖给美国是100块，但是我卖给香港公司是95块，那么剩下5块钱我就留在境外了。反正每个人都有办法的。还有一些套汇、黑市，什么都有。
主持人：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黄女士遇到的经历，我想很多台商都感同身受。事实上，从1979年台商到大陆投资开放以来，台湾当局一直非常地不情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设置很多障碍。首先请张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这个过程的梳理？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 主任 张冠华：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投资政策基本上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90年代以前，基本上处于一个禁止阶段，对台商到大陆投资采取严格禁止的态度。从90年代开始，允许部分台商到大陆来进行间接投资，但是，当时开放的幅度非常小。1996年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政策以后，对台商到大陆投资、特别是一些大企业的投资进行了严格限制，而且在这几年里面，基本上没有开放新的投资项目。“戒急用忍”执行了5年时间，严重伤害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岛内工商界的强烈不满。
主持人：所以岛内反对“戒急用忍”、要求解除“戒急用忍”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我们看到在去年8月份，台湾当局就出台了一个“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来取代“戒急用忍”，很多台商就认为终于可以松绑了。那么，半年过去了，您觉得开放的领域到底有哪些呢？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 主任 张冠华：首先，在对大陆投资的管理机制方面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过去台商到大陆投资，“戒急用忍”时代，台商到大陆投资的上限不能超过5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以上的个案项目是禁止的；还有一个，过去在投资领域上分为禁止类、一般类，还有专案审查类，新的办法就把这种类别简化了，简化成所谓的“负面表列”，不在禁止类的都可以到大陆来投资，就是所谓的“负面表列”。在开放的领域上也做了一些开放的姿态。比如在去年年底开放了100多项，包括笔记本电脑、第三代移动手机等等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些产品到大陆来投资。最近，台湾当局又宣布要以“小规模、低度开放”来局部开放8英寸芯片来大陆投资。他在开放的态度上确确实实还是做出了一些姿态。
半导体是台湾的主导产业之一，晶圆加工被视为台湾经济的命脉，目前，全岛共有23座8寸晶圆厂，其中有5到6座处于闲置状态。2001年8月，台湾“经发会”就达成共识，要求当局开放8寸晶圆赴大陆投资。以台积电、联电为代表的产业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呼吁当局尽快开放。但是，“台联党”等一些“台独”组织却跳出来强烈反对，他们不仅在“立法院”频频作梗，还纠集一些社会团体组织集会游行和静坐示威。“戒急用忍”政策的制定者李登辉也在一家晶圆厂的落成典礼上公开反对开放，批评台湾的“红顶商人”不顾“国防安全”。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使当局相关政策难产，不仅内容一改再改，出台时间更是一拖再拖，直到2002年3月29日，才宣布了“小规模、低度开放”的政策。
主持人：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些开放呢？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 主任 张冠华：从短期来看，他要应付岛内工商界的压力，同时在野势力也更加强烈地呼吁台湾当局放弃“戒急用忍”政策。台湾当局从安定岛内政局的角度出发，必须要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从长期来看，台湾整个工业面临新的升极，因为过去台湾工业发展的模式基本上是以台湾岛内作为生产基地的代工模式，但是随着岛内投资环境的恶化，还有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台湾继续做代工的潜力也越来越小，应该向创新或者研发以及下游具有高附加价值的服务方面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建立两岸比较合理的、深化的产业分工体系，有大陆市场的依托，才有可能完成升级。
主持人：刚才我们探讨了有些领域已经得到开放，但是这种开放附加了很多条件，比如说允许8寸晶圆（厂）到大陆投资，必须首先在台湾建12寸晶圆（厂）而且要有一定的规模，比如还有，像高科技人到大陆来有很多限制。我想问，像这样有条件的开放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 主任 张冠华：第一个，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使它额外付出了很多机会成本。第二个，延误了台商到大陆投资的时机。我们就举一个例子，8寸芯片的事情。按照台湾当局这一系列苛刻的条件，短期之内能够到大陆投资的只有一些旧设备的厂商，而且技术限制在0.25微米以上，而且规模也不可能很大。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在大陆的半导体产业一些厂商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0.18微米，而且技术设备也更加先进。如果台商不来，你受到限制，其他的人也会来，大陆自己也会发展起来。实际上，包括一些日本的厂商、欧美的厂商，现在已经开始在大陆进行投资布局，比如摩托罗拉已经在天津建立了8英寸的芯片（厂），还有其它一些外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在加快进入大陆市场的步伐。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市场对整个世界的吸引力、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主持人：所以机会、时机非常重要。除了我们刚才探讨的有限制开放的项目之外，我们还注意到有些领域是根本不开放的，比如像农业。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 主任 张冠华：现在在农业方面的管制反而比过去更加严格，我记得，过去农业项目赴大陆投资真正被列入禁止类的只有13项，但是实行“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以后，把禁止项目增加到400多项。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主要还是担心，入世以后，农业方面相对来说是台湾经济部门中受冲击最大的一个部门，他担心这些产品到大陆来投资以后，有可能这些产品返销台湾，冲击台湾的农业市场。
在宣布用“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以后不久，台湾当局针对岛内农产品赴大陆投资进行了“检讨”，将禁止类项目从原来的13项大幅度增加到436项，原本属于准许类的种畜、种苗以及养猪、养鸡、养鸭等75项改为禁止类，原本属于专案审查类的养鱼、水果、花卉、蔬菜以及大米、红豆、花生等也都改为禁止类。台湾当局同时强调，对擅自到大陆投资未开放项目的厂商，将禁止其产品使用在台湾时的品牌名称回销台湾。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 主任 张冠华：实际上，这种担心我觉得是多余的，而且禁止也是禁止不住的，因为从两岸农业合作的发展的前景来看是非常广阔的。两岸的农业资源互补性非常强，台湾相对来说在技术、资金或者农产品的行销渠道方面，还有农业的生产组织方面有它独到的先进地方，但是大陆在土地、资源还有市场方面有更多的优势。海峡两岸都属于小农经济，入世以后都面临来自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共同冲击。如果两岸能够携手合作，可以大大降低两岸农业所受的冲击，而且还可以提高两岸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主持人：从您刚才的分析我们似乎能够看出，好像“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与“戒急用忍”没有本质的区别。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 主任 张冠华：这两个政策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对两岸经贸关系、尤其是对台商赴大陆投资采取限制的一种政策，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在思路上，过去“戒急用忍”政策是采取被动、保守，消极地防堵；“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按照台湾一些高层官员的话，就是要借助于大陆的经济资源，进一步促进台湾经济的国际化，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国际化，用这种更广义上的安全来保护台湾自己所谓的政治利益。从策略、手段上来看，“戒急用忍”政策是采取被动的消极防守，但是防是防不住的，实际上，该到大陆投资的产业都来了，而且反而使台湾当局没法控制到大陆来投资的企业；“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就把台商到大陆投资纳入他的渠道进行管理，方便他的管理。实际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他的开放是为了管理。
主持人 结束语：也就是说，这项政策更具有隐蔽性。好，非常谢谢今天张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谢谢！台商在不同时期在大陆的投资产业不同，是与两岸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密不可分的，台商投资大陆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人为地限制产业的流动，不会给两岸带来任何好处。为了两岸同胞往来节省一点路费，为了两岸的鸳鸯能够尽快在台湾构筑爱巢，为了大陆民众也能看到阿里山的日出，为了台湾的科技精英有更为广阔的施展天地，为了台湾居民能够喝上台湾产的青岛啤酒，为了台湾闲置的设备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台湾当局是不是能再多一点开放呢？既然是一家人，不妨把门开得再大一点！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编导：汪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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