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20日20：30分，四套播出。
主持人：最近，在大陆的一些书店里摆上了《黄春明作品集》，黄春明是台湾著名乡土文学作家，他的作品多半着重刻画台湾现实生活中，一些底层人物的命运、性格和心声，因此黄春明先生被台湾民众称为“小人物的代言人”。日前《黄春明作品集》首次在祖国大陆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这本书的出版举行了座谈会。
《黄春明作品集》出版座谈会于3月12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58位作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与会人士对黄春明作品的现实意义、艺术价值，以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探讨。现年60岁的黄春明生于台湾宜兰县。他曾经当过兵，教过书，收集过民歌，也做过专为社会底层百姓说话的《鸡鸣早看天》的电台专题节目主持人。这些丰富的社会经历，使得黄春明先生对台湾普通百姓的生活以及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理解。因此他的作品不但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充满了原汁原味的台湾乡土气息。这次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黄春明作品集》共三卷，六十二万字。收集了黄春明先生六十年代以来的三十一篇作品。将使祖国大陆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台湾基层社会的状况。当记者在研讨会上见到黄春明先生时，他正幽默地向与会人士讲述他的创作历程。黄春明告诉记者，如果没有初中二年级语文老师送给他的《沈从文短篇小说集》，也许就没有今天的《黄春明作品集》。
台湾著名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因为有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叫王贤春，大陆来的老师。我才走上文学这条路。那个时候台湾进入白色恐怖，把大陆的书当作禁书，当时他说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集，一本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这两本短篇小说集我看了好感动，好喜欢。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黄春明先生开始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座谈会上黄春明多次提到他有两个爷爷，这给与会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黄春明：有一个是我爸爸的爸爸，当然是我的爷爷，另外就是说在文学上，我自己心目中也有一个爷爷，那就是沈从文先生。
黄春明于1956年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六十年代初，连续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城仔落车》、《两万年的历史》、《北门街》等九篇作品，踏上了他所熟悉的乡土题材创作道路。七十年代是黄春明创作旺盛时期，作品大多发表在《文学季刊》上，有《看海的日子》、《锣》、《莎哟娜啦·再见》等等。他的作品，多半着重刻画台湾现实生活中一些底层人物的命运、性格和心声。他的笔触探及前人所未曾注意的领域，开创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新纪元。七十年代后期至今，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黄春明开始关注民族题材，以社会批判和社会讽刺而著称于世。连续创作了《苹果的滋味》、《我爱玛丽》等批判崇洋媚外奴才相和揭露鞭挞日、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掠夺蹂躏的小说。他以作品的鲜明特色博得了岛内众多读者的喜爱。
台湾学者吕正慧：台湾大部分人跟农村有很大的关系，读到他的小说就好像重温自己的过去，又可以考虑台湾现代化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他都非常喜欢。
台湾学生：就我个人来讲，启发最大的恐怕是《看海的日子》里面白梅这个角色，因为他写了一个女性，从妓女然后慢慢往上爬，然后她得到自己的小孩，这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启发很大。比如以我的例子来讲，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也是会遇到一些挫折。给我们的激励就很大，让我们感觉，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希望的，让我们会更加去努力。
中国时报记者季季：他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作家。跟他的行动力相对的是他非常坚强的意志，而且他有非常敏锐的思考能力，对社会的演变他非常敏锐地思考，通过这个思考立刻可以对他的文化的理念或者他的创作做出一种反应。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优秀的传统，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鲁迅、矛盾等一代作家活跃在文坛上的时候，乡土文学就已突显特色。他们写故乡的衰败，写故乡老百姓的民不聊生，离乡背井的痛苦，执着于为百姓代言，同时追求一种非常浓郁的乡土特色。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环，一个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而又结合了台湾乡土的特点，把它发扬光大，因此它达到了它自己应有的新的成就和地位。
记者：您认为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大陆学者曾庆瑞：处在台湾岛上那样一个“台独文化”、“台独文学”特别气焰嚣张的环境下面，它能够坚守着中国文学这样一块精神家园，是很不简单的。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执着地把自己的文学——台湾乡土文学，跟祖国大陆紧密连接在一起。当时他们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批“台独文化”中年女学者就讲，如果硬要把这个文学跟大陆割断的话，那么分割之处一定是血肉模糊的，这个很感动人的。所以他们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一定要使自己的乡土文学紧紧跟祖国大陆联系在一起，联系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自己作品里面永远都保持有一个中国在，坚守中国情结，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台湾乡土文学作家是值得我们敬重，值得我们钦佩的。
记者：新世纪我们再读黄春明您认为有什么新意呢？
曾庆瑞：黄春明的作品从1962年到现在，走过将近四十年的道路，这四十年海峡两岸的读者对他是非常熟悉也非常尊重的。现在如果我们要考虑到新世纪再读黄春明意义在哪里的话，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在我们走向新世纪的时候要告诉大家作为这样一个优秀的作家，怎么样用他的创作来继续关注百姓，关注小人物，坚持他一贯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就是做小人物的代言人。再一个，因为黄春明的作品里面都有一中国，这种中国情结可亲可爱的中国情结对于今天我们对“台独文化”作斗争的时候，尤其是需要的。黄春明虽然从1962年开始创作，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像《莎哟娜啦·再见》、《我爱玛丽》等等，他对东方或者西方那种帝国主义加害给中国人那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他是一点也不含糊地用形象来作出严厉地批判。尤其当台独势力、“台独文化”把美化当年日本的侵略作为独立这种主张或者内容之一的时候，我们再读黄春明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揭露就更感到黄春明作品的份量所在。
解说：从2000年11月开始，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连续发表批判“台独文化”的文章，使两岸民众对“台独文化”实质有了进一步了解。
曾庆瑞：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是全民族的任务，不光是台湾同胞的任务，大陆同胞也是责无旁贷，而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台独势力在文化领域里面他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在大学他们把台湾文学系独立出来，把中文系放在跟日本文学、美国文学，欧洲文学一样的地位，认为你是外国文学，因此他们建立台湾文学系，建立台湾文学研究所，拨给大量的经费招兵买马进行很多活动。甚至于所谓中学、小学课本认识台湾，他们也把这个跟祖国大陆割裂开来独立，一直到前不久发生了一场闹剧，他们用已经通行多时的汉语拼音方案把它废置起来，而利用高雄地区所用的所谓通用拼音规则来修改，而这种拼写就造成极大的混乱。另外在文学在很多方面，甚至语言，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把台湾闽南话方言等等变成独立于汉语之外的一种语言，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大陆从事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的同仁都有事情可做，语言的、文学的、历史的、教育的、甚至于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做。
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思想文化界文学界反独斗争的领导人，对台湾文坛的统独论战有着清醒认识，二十年多来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台湾学者陈映真：台湾文学研究、台湾创作文坛里面分成统独两派。从数量上看独派好像比较多一点，文艺创作上比较看不出来，可是文艺理论或者台湾文艺理论、台湾文学研究这个队伍，在高教里面台独派还是占多数。他们占领了很多的宣传单位、宣传力量，他们有电台，他们有电视台，他们有报纸，他们现在取得了政权，当然有好几个县里面有他们民进党的政权，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动雄厚的资源来为他们的运动服务，所以他们在基础教育上面推行方言的教育，他们甚至修改教科书，重新写台湾的历史。比较高度地赞扬日本的治台时期，强调台湾人精神等等。那么在台湾文学研究上面他们广设台湾文学系所，而且都由他们来主持，这个现象是比较严峻的一个现象。
记者：“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这句话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这中间您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陈映真：无论如何我们民族目前在外来势力介入下的这种民族对立，民族对峙一定要克服，力争民族团结，力争民族和解，力争克服我们民族历史所带来的复杂因素下的对立。应该把我们民族的分裂当作一种羞耻、一种痛、一种遗憾。一个分裂的民族是一个残疾的民族，是不完全的民族。
座谈会上记者看到，两岸学者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回应，使得会场始终处于活跃的氛围当中。
台湾学者吕正慧：基于两岸的政治因素，交流并不是很容易。我想将来假如能更容易进行的时候，通过文学让两岸的作家互相交流、互相了解，对促进两岸的将来的情况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台湾学者李瑞腾：把我们不同的地方提出来，求同存异，我们不要忘记异本身只要有一天它存在，它就会发酵。我在想，这一点是我认为应该去注意的地方。
大陆学者张炯：文学上的交流，文化上的交流能够增进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通过这种交流能够共同促进我们国家在二十一世纪文化的新的发展，文学的新的发展。
主持人：在《黄春明作品集》出版座谈会上，记者了解到九州出版社还将出版一套乡土文学系列丛书，届时将收录两岸各三位作家的作品。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岸乡土文学交流。我们也希望会有更多的文学经典著作，在两岸百姓中广为传播。（央视国际网络：www.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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