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12日星期三播出
主持人：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她曾经是台湾新党的总召集人，也是活跃在台湾政坛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此前她还做过十年的小学老师，又做过十年的青少年法庭的法官，她以正义勇敢的形象在台湾被称为“司法女兰博”，然而更多的人会亲切地称她为“谢妈妈”，她就是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谢启大女士！
谢启大：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谢启大，生于1949年2月10日，祖籍江西上饶县，1971年至1981年，做小学教师；1982年至1992年，做法官；1993年投身问政，先后任三届台湾民意代表；2001年3月到12月任新党总召集人。
主持人：谢女士，我研究过您的简历。发现其中有一些很偶然的一种因素，也许是不经意的，但确实是一种巧合，比如说您最早工作以后是做了十年的小学老师，又做了十年的女法官，后来又做了十年从政（的这种经历），现在可以说是您步入社会的第四个十年，那我非常想了解的是，对于现在的您，您的一个基本的心态是怎样的？
谢启大：我也发现到我确实有这样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十年变化一次，也可以说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可是也可以说，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阶梯，当十年老师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学老师；当法官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热爱司法，从事司法改革；那当然走入政治界是不得已，所以最近我也在思考，我第四个十年要开始了，我要做什么，我要在哪里做，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我决定回到大陆来，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回到我妈妈生前日夜想要回来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我最爱的工作，教育工作。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用“回归”两个字来形容您现在这种心态？
谢启大：我想应该是这样说，这是从我们的父母，我从小到大最想回来的地方，我第一次回到大陆，真的第一次飞机下降的时候我就开始掉眼泪，即使到现在回来，我都觉得好亲切。目前“台独”越来越张狂的时候，我忽然对台湾有一种陌生感，对大陆反而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也许在大陆快速的进步之中，经济进步了，在其它部分还有些跟不上，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再给大陆五年、十年，我们绝对会进步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
谢启大说自己从小就非常有主见，个性耿直、敢作敢当，从台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当了十年的小学老师，其间利用业余时间修完了台大法律系，接着考进台大法律研究所，并最终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法律工作者。当她开始从事法律事务的时候，她已经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但是为了全身心投入改造青少年犯罪的事务，她离开了自己的家，到台湾东部的新竹工作，一干又是十年。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台湾您有一个公共的名字，大家都叫您“谢妈妈”。是因为您当时是从事儿童的教育，特别是从事青少年犯罪这方面的工作，您对这个称呼满意吗？您怎么来看？
谢启大：其实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称呼，我对这些我审理案件的孩子，我就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这样看待，从那次以后，结果连法院的同事也叫我“谢妈妈”，到了“立法院”里面，不管是记者，或者是“立法院”的同仁，甚至社会的朋友都叫我“谢妈妈”，我想它比“谢法官”，谢“立委”都更适合。
主持人：其实可以从中看出您的这种母性的这种特点，对孩子非常关心，非常疼爱，但是我们发现您性格当中还有另外一面，就是非常坚定，因为从您问政经历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您对这种法案的审定是非常坚持自己的原则。
谢启大：是的，因为我的那种天生的个性，会让我觉得没有办法容忍不公不义的事情，没有办法能够容忍一些绝对是恶劣的事情，让它在那里嚣张。
主持人：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谢启大：是，所以常常我们很多同事跟我说，过得去就好了，60％过去就好了，然后我们以后再来修改，我说不对，今天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根基做好，如果我可以做到99％，我绝不让它做到98％，也就是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除非我不知道，否则我一定立出最好的“法律”，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是一个，我想就是在做一个决策，在刚刚开头差一点点，可当它发展上去的时候，就差得非常大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几乎是只要是我参与的“法案”，我是字句都要斟酌，当然也会让很多人很头痛，可是，最起码他们不怀疑我，他们绝对不会怀疑我的操守的问题，他们绝对会相信我今天改任何法，没有个人私利的问题，我觉得单这一点，我觉得我很满意。
主持人：所以大家对你的评价是专业型的问政。
在台湾引起了极大反响的“吴苏案”中，谢启大仗义执言、逮捕了当时台湾“司法院”的厅长，因而遭到“秋后算账”，被调离了青少年法庭，谢启大自己开玩笑说自己被冷冻起来了。在好友高新武的建议下，她开始投身陌生的政治领域。1993年凭着在新竹当了十年法官所树立的公正廉洁、专业勤奋的形象，谢启大成功当选新竹市市仪员，第二年她只带了3位助理、20万元新台币，只身到了台中市竞选，没想到最终又以最高票当选，在随后的十年中她以专业的法律素养、坚决而犀利的问政风格连任三届“立法委员”，，被记者评为品德操守第一名。
朱惠良：她那种很执着的，不达到她要的（目的）不罢休的这样一个个性，所以她有时候会让一些委员说，一看到谢妈妈来，好啦、好啦，你不要讲了，我就帮你签（名）了吧或怎么样，她已经让人家知道说，她来找你的绝对是没有坏的，一定是好的，你不了解，你也可以信任她。
主持人：那么我们知道您在1993年的时候，新党刚刚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时候，您就加入了新党，那么后来就开始了从政的这种经历，那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要去加入新党？
谢启大：其实我原来只是一个单纯的司法人，我热爱司法，我从事司法改革，甚至到最后我迷上了青少年犯罪防治的这块的工作，我在努力地推动，我甚至希望能够走遍台湾每个地方，然后把青少年犯罪防治的网络给建立起来，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李登辉开始所谓的先抓到党，再抓到“军权”，最后抓到“政权”，他准备要赶下郝伯村“行政院长”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同样的高新武、高先生就跟我说，我们不该只留在司法界里面去做司法的改革，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有待有一天当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使得上力。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曾经让我非常彷徨，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也很害怕政治的环境，可是最后我经过了一个月的挣扎以后，我决定辞掉法官的职务来参选。选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李登辉就把他的“台独”的本质就露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凡是在国民党的精英分子，就被他排挤在外面，所以当时就有了新党的成立。我是在新党成立大概是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正式加入了新党。
主持人：应该说新党在成立后的这两年时间是最艰难的时期，那您和您的同事，是怎么样和这种“台独”势力在做斗争，你们采取的一种基本的办法是怎样？
谢启大：我常常举例就是说，我们像是游击队，我们像是扛着破步枪，拿着最简陋的武器，然后我们这群“游击队”跟“正规军”去抗争，面对的却是当时是李登辉的“执政”，再来现在是陈水扁的“执政”，所以对于新党是非常不利的。我们是在一个小老百姓的五块，十块，一百块，一万块的捐助上，我们没有财源，我们没有广大的政治的支持。其实新党，我常常说它是一群在台湾社会里面的精英分子（组成的），它绝大多数是一个热爱中国的，希望有一个清新的，好的政治这一群精英分子组成的。那当时我们也警觉到，发现到了李登辉的“台独”的本质，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讲给社会听，很多人都不知道，可是当我们这群人感觉到以后，我们跳出来，其实都是原来不想从政的人，然后我们跳出来从政，就是为了阻挡这股“台独”的力量，那个时候几乎在“立法院”里面，每一次排前10名的“立法委员”，由记者或者人民选出来，大概前面最少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新党的人，也就是新党其实当时在整个的政坛上是人数最少的，力量最薄弱的，可是却是最优质的，可是也非常遗憾的，当时新党在几次的选举中，我们都是用谦让的态度，这边我们也许帮了马英九市长，这边我们又帮了宋楚瑜，结果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之中，结果到最后人家认为我们是谦让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到了最后，使得新党受到了非常大的重创，这一点其实是蛮遗憾的。
主持人：是不是我可以这样去理解您刚才的那番讲话，是对新党在选举中失利的一种检讨。
谢启大：当然新党在这次选举中的失利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我们个人的一些问题，当时战略方面的一些小小的错误，或者是当时局势的的一种不利，不过大的方向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很遗憾的我在8个月的党主席的情况下。我只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两岸的、党对党的第一次正式的谈判。
2001年7月10日到13日，有许历农先生率领的新党大陆事务委员会一行九人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与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通过对话达成了六项共识，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两岸之间党对党的第一次正式谈判，也被岛内视为谢启大在任期间的突出贡献之一。
谢启大：当时曾经非常轰动，可是因为这个时候民进党也看出来，如果再让新党这样的党存在的话，可能对于整个他们将来的发展是有危险性的，所以民进党不遗余力地打我们。
主持人：虽然只有8个月作为新党主席这样一种经历，但是确实在这段经历当中，实现了自己的某种政治理想。但是新党现在在选举中失利，尤其是在您作为党主席期间失利，您的这种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谢启大：我自己来说，我认为今天并不是我们真正地自己不努力，而是整个的情势是时不我与，所以我们会觉得遗憾，可是目前我常常对外也在安慰我们很多的新党支持者，我说新党也许在形体方面，看起来也许是萎缩了，甚至是人家说所谓泡沫化了，可是我认为新党这个精神是存在的，我们这些人还是留着的，也就是一些真正热爱我们的民族的，一些真正对海峡两岸的统一，一直执着的人，而且是一些操守好的，而且对于政治有热爱的、企盼的这些人，我们是存在的，今天这股力量是不会消灭掉的，随时在适当的时机，我们都会在适当的号召之下，我们重新再起。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行为，都是出于对台湾社会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不理解您的行为，比如对您个人来说，对新党来说可能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台独”势力当道，主张统一的人士受到了一些排斥，甚至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群众的一些不理解，那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的？
谢启大：应该这么说，如果我既然要选择了政治，我就没有任何的（后悔），义无反顾，我应该说我义无反顾。甚至这样讲好了，既然我们决定要去打这场战争，那么我就不会为了身上可能因为这场战争中间，我的西装破了，我的衣服破了，我的手擦伤了，我的身体受伤了，我要难过。既然我们是在做一个殊死战，因为这是我的抉择，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么至于其它的诬蔑，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是坚决的“统派”，我是绝对热爱中华民族，我绝对要两岸统一的，这个部分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动摇以外，我绝对敢说，没有人敢否认我对台湾的热爱。
2000年3月18日晚上开始，谢启大所率领的新党人士和部分国民党人士包围了李登辉的官邸，要求他下台。3月24日，李登辉迫于民意的压力，宣布辞职。
谢启大：那一天，其实也是等于我的政治上的老师，高（新武）先生就告诉我说，今天如果不及时把李登辉轰下台，明天就迟了。所以那天包括从晚上包围李登辉官邸，到白天我们继续包围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只要求李登辉下台，那连续的几天，我确实后来也到了群众现场，因为我必须保护这些群众，我记得水柱喷下来的时候，我是站在最前面的，可是这件事情我也从来不后悔。所以也许我在政治上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可是那都是我到了忍无可忍了，我觉得太嚣张了、太过分、太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跳出来。
主持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您反对李登辉是非常坚决，因为对您来说您早就认识到了李登辉这种“台独”的本质。
谢启大：他是代表了台湾一个“皇民化”思想，也就是台湾在日据时代的，这些曾经得过日本人好处、而到现在还对日本怀念的那群人，当他掌控到政治实力以后，他从头到尾做的事情是不爱台湾，厌恶中国，从头到尾就是要毁掉两岸之间和平的这样的一群人，我对于“皇民化”的这一群人我是绝对对抗到底。
主持人：最后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回顾您走入社会的这人生三十年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的话，您认为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自己的哪些行为满意，哪些事情不满意呢？
谢启大：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就满足的人，对我来说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当老师的时光，我能够实现一些理想的时候是在我当法官的时候，政治的时间其实说起来是让我最痛苦，可是我也很高兴，在这段时间内，我也确确实实做下了一般人家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结果我想是“傻人有傻福”，上天给了我这样的机缘，给了我这样一个，居然让我在关键的时候起了一些关键的作用。我觉得如果让我这个平凡人有这样不平凡的一生，最后能够又回归到最平凡、最简单的生活，我想那是我最热爱的。
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能和您一起聊聊您的经历，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您率真的这种个性，非常胸怀坦荡的一种心灵和您非常执着的一种信念，谢谢。今天和谢女士的谈话让我们感受到了她个性中的勇敢、坚强与正义，也感觉到了她对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我们希望她在实现她的目标，也就是在大陆发展她的教育事业之后，还能够再请她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做客！（编导：柴玉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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