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2月24日星期一播出
主持人 李峰：13年前的那场战争使孙渤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战争的恐怖至今时时萦绕在他的脑海当中。现在孙渤在与病魔斗争的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呼吁人们反对战争。欢迎孙先生的光临。
主持人：海湾战争现在过去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现在在海湾地区又密布着战争的阴云，我不知道你现在感受是什么？
孙渤：感觉不安、特别着急、特别焦虑。为什么呢？我们经历过战争的气氛，对于大多数没经过战争的事情，这个战争和那个战争已经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规模上的意义。但对我们经历过战争，有感同身受的我们来讲，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主持人：我们再来回放一下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对您的专访节目“战争之痛”，一起来看一看。
孙渤重返科威特，他拍下了科威特战后的场景。
孙渤：一进科威特十分钟不到，“迎宾礼炮”三响。没人欢迎我们，但是有“迎宾礼炮”。地雷爆炸了三次。
记者：怎么回事呢？
孙渤：在小小的科威特，80万枚地雷，平均每(平方)公里45枚地雷，此起彼落，10分钟响了三次。
记者：科威特的状态是什么状态？
孙渤：四个字，人间地狱。
这是孙渤到火场拍下的镜头。
孙渤：首先直观感觉，24小时夜。为什么？科威特900多口油井，在战争末期被炸，日喷原油600万桶，燃烧不充分，形成油湖。大气可以熏死海鸥、小麻雀，动物宰杀后，肺变黑。空气糟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到火场去，火龙的声音都吓人，整个一片火龙，形象地说，不是火箭，不是上天，是入地，火是倒着喷的。燃烧的大火，遮天蔽日，温度比平时降低10到15度。周围八百公里的利雅得下了黑雨，喜马拉雅山南麓下了黑一色的油腻物。当年的华东水灾，半个安徽浸在水里，大气专家认为与科威特的油井大火有关，太恐怖了。你想想安徽的水灾与科威特有关系，在科威特的烟囱是什么感觉呢？
昔日的海湾明珠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孙渤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
孙渤：戴着口罩，憋气。无力，喘气，氧不够，就无力。无力就暴躁。累的时候，站着说完了，躺在地上。躺在地上，氧气多一点。憋的脸发红，咳嗽。小便没有清色，全是浓黄色的。
主持人：能不能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呢？
孙渤：这个身体状况主要是综合性的，因为我自己不是医生，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从一个不认识到认识，到确认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海湾战争综合症”是个综合因素影响的，而且它是一个综合反应，主要表现在头晕、恶心、呕吐，呕吐甚至吐血，我吐了七次血。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四肢发凉，肌肉僵硬，关节疼痛，记忆力不正常，我写东西受困难，恶心、呕吐我吃东西要选择。所以战争给人的感觉，实实在在太让人痛苦了。
如今，生活对于孙渤来说就是治病。根据医学检测，孙渤身体的许多生理指标都已失常，可尽管他的病历上写着“海湾战争综合症”的诊断，但由于国内病历很少，至今没有根本医治的办法。根深蒂固的呕吐、憋气依然会突如其来。寒冷的冬天对于孙渤来说更加难熬，一次感冒或是憋气就有可能把他推向死亡的边缘。
主持人：您现在身体状况出现这种异常情况，是一种典型的“海湾战争综合症”。那么据你的了解，还有多少人得了这样一些疾病？
孙渤：海湾战争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战争，得的病也是史无前例的，医学上没有。首先我对自己当初在海湾战争，我重返科威特，一个月，我和参赞就到当地医院去看病，病了。
主持人：最早的症状是什么？
孙渤：憋，憋气，喘不上气，头晕、乏力等症状。当时医生说，这么污染那就赶紧出去吧。连科威特人都往外跑。我们工作怎么能出去呢？不可能的。而且总共使馆人员不到10个人，我们要以一当十。
主持人：当时使馆人员，他们是不是都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反应？
孙渤：据我了解是这样的，当时我写的日记都留下了大家当时说的话。人少事多。我们不想用不好的情绪来感染大家，大家谈病的机会非常少，但是客观存在，我们只能是理智到医院看病去。我们商务参赞李参赞，我们俩从来不抽烟的。一拍出来肺部，医生说你少抽烟，你看这样，肺里变粗什么的，我不懂具体的技术名词。大使眼睛就发涩，熏的。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很多人都得了这种怪病。你现在身体所遭受这种疾病的困扰，是不是在人群当中，这种程度是怎么样的？
孙渤：我的感觉可能我是比较重的。为什么？当时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我经常出去，特别是在（1991年）4月15号，咱们的记者撤出科威特以后，中国没有任何记者在科威特，记者走之前留下一句话，谁对历史负责，历史会找他的，这段历史应该记下来。那么我想这么一个大的事情，我应该去记录一些事情，从工作性质是我的份外工作，但是责任感我必须做，我就去写日记，去采访，到战场，死亡之谷加拉战场去拍摄。
由于身体的原因，在科威特呆了11个月之后，孙渤转馆到津巴布韦工作。以为换换空气，身体可能会好起来，然而，到了津巴布韦之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在此期间，孙渤看到了因海湾战争大量使用含放射性元素的武器，有10万海湾老兵得怪病的报道，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病可能并非简单的空气污染所致。随着海湾战争结束后大量病人的出现，媒体开始披露，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所用武器中的放射性物质，会对人的生理系统造成严重损伤，并把由此引发的症状统称为“海湾战争综合症”。1992年，孙渤自费到了美国、英国等参加海湾战争的国家，希望能够找到治疗的办法。
记者：欧洲之行，对你的病有帮助吗？
孙渤：没帮助。从政治上，某些国家是不会承认的，承认以后，他怎么去号召人再去为他服务。军事上一旦承认了，这种病能找到解药，他的武器就失效。
孙渤：现代化的武器就像放一场鞭炮一样的，一场游戏。但是人是最宝贵的，人生命就这么一次，如果可以替代，那是一种经历，我觉得我也感到很焦虑。战争能不发生就不发生，推迟一天是一天，是人的一种欣慰啊。
小片：2月15日全球600多个城市的1000多万人涌上街头，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计划，这是全球最大的和平抗议行动。在伦敦，有两百多万人示威，这是伦敦历来最大的示威活动。在法国全境有数十万人示威，在巴黎就有10万至25万人。正如全球许多抗议活动一样，显然有许多参加示威活动的法国人以往从未参加过示威游行。在柏林，大约50万人，包括学童至老人，都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最大的一次示威集会。在西班牙最大的都市马德里与巴塞罗纳，有300多万人集会，其中一个标语写着“我们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据报道，其它数十个欧洲城市也都举行示威游行，包括雅典、阿姆斯特丹、布拉格、都柏林都有10万人，北欧各地有数万人。
主持人：现在世界上有600多个城市都在纷纷举行反战争示威游行，来表达对和平的渴望，对战争的憎恶。那您是不是觉得，自己有很重的社会责任，也要去呼吁和平，呼吁反对战争？
孙渤：是的，时不我待。但是我觉得600多个城市，1000多万人的一种游行，游行反映了一种民声，但是它不是惟一的反战形式，反战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主持人：那您的形式是什么呢？
孙渤：游行也好，讲座也好，通过你们的媒体，也是我的一种，经过战争，通过你们向更广泛人谈论战争恐怖，这也是我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就两个字在促使我们，责任，不要发生战争，靠民众的力量去阻止战争。
主持人：我知道你非常关心台湾问题。这是不是和你所经历了这场战争，有很多社会责任有关系？
孙渤：是的。我总觉得，台湾同胞就是一家人，真的这就是一家人。这个一家人也由我们亲自担任海湾战争特殊条件下也验证了。
主持人：你有机会把你这种想法和台湾的朋友做过交流吗？
孙渤：我见到台湾同胞，打听他们当初那些朋友的下落，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就是让我想念他们，思念他们。当然没有这个条件，借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很高兴的。如果当初经历过特殊经历的人们，你们在看电视，也算我此时无奈的交流，我真想面对面和你们握握手。
主持人：听说您最近又要重返科威特？这是怎么回事？
孙渤：由于我这个病开始吐血，医学权威强烈要求我，到这种病比较多的地方去找一点儿治疗的信息，我们并不是动物，可以做实验品，人生也就这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穷尽了各种办法以后，这是一个出路了。我到科威特驻华使馆去了多次，他们对我非常好，也是一个患难与共的朋友，如果从大的范围里，没有疆界的话，这也是一种朋友。他们说你现在别去，我们可以给你签证，但是现在不让你去。
主持人：你和科威特人民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是的。至今你也保留了当时一些非常重要的纪念品，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展示？
孙渤：我现在就展示一下。这是科威特的国旗，这是当时伊拉克在临战结束之前，摧毁了科威特80％以上的油井，没有充分燃烧的油滴形成了油雾、烟雾，染黑了这面旗子。但是我当时也没多考虑，就把这面旗子，反复地洗，用清洁剂，各种手段洗，没洗干净。科威特人当看到我拿着这面国旗，他们都非常激动。你怎么那个时候在那里，你怎么现在这个旗子保存十几年了，他们特别激动。我觉得收藏是一种念物，时刻提醒我那段历史，不忘那段历史给我的启示，告诉更多人别在看到那些东西——战争遗留物。
像孙渤这样患有“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在大陆还有十几位。
李殿元，原中国驻科威特商务参赞，肺部存在严重问题，他的夫人从科威特回来后，患了癌症。李国林，原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的国家特一级厨师，从科威特回国后检查出“肝癌晚期”，已经去世。丁文，新华社记者，曾海湾地区工作，医院的诊断结果是白血球低、免疫力和抵抗力低。中国另外两位记者唐师曾、王继雨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身体极度虚弱。孙渤说他现在向媒体袒露心声，不仅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与他同病相怜的十几位兄弟姐妹的权益，而更多的是让世人远离战争之痛。
主持人：其实今天跟你谈话，我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非常愿意听一听你不平凡的经历，听一听你对战争的反思，同时也对你的身体状况也感到非常忧虑，在此祝你身体健康。谢谢。孙渤说，他死后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为人类在 “战争综合症”的医疗上有所突破，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编导：安倍含、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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