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8日星期一播出
主持人 李峰：1993年4月27日到29日，祖国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汪道涵会长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的辜振甫董事长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谈，实现了两岸民间受权机构的负责人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并签订了四个协议。目前在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担任主任的唐树备先生直接参与了当年“汪辜会谈”的筹备与会谈，在“汪辜会谈”十周年之际，我们与唐树备先生一起来回顾“汪辜会谈”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唐树备，曾长期在新闻界、外交界工作，1989年至1991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国台办副主任，1991年12月至2000年7月，任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直接参与了“汪辜会谈”的筹备与会谈，2000年9月至今，担任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我首先感谢唐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今年是“汪辜会谈”10周年，那么我们大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一般来说，逢五逢十呀，对这样的日子都会有一种特别的纪念，那么当我们站在今天这个角度，站在当前两岸关系的背景下，来回首十年前的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您作为一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
唐树备：“汪辜会谈”是10年前举行的，签了四个协议。在这以后的10年来，“汪辜会谈”所制定的一个目标，就是两岸经济，要加强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要促进两岸民间的交往，这样一个大的方向现在看来是进展得非常好，那么这方面当然“汪辜会谈”也起了它的推动作用，当然也是由于两岸人民的努力了。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的两个受权民间团体的最高负责人，即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汪道涵会长和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的辜振甫董事长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这次会谈被称做“汪辜会谈”。经过前期的大量协商准备工作，“汪辜会谈”达成并签署了四项协议，这四项协议是《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此后海协与海基会还举行过多次事务性协商。
主持人：我们再把眼光放回更早一段的历史，我们知道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在台湾是1987年年底的时候允许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来探亲，那么两岸的接触商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唐树备：最早应当是1986年，当时”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货机，驾驶员王锡爵先生驾机到大陆，他要到中国大陆定居，然后就是产生了一个，这个飞机，这个货机回台湾的问题，因为当时蒋经国先生他是“三不”政策，就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所以面对这么一个突发性事件，台湾当局不得不要来处理这个东西（事件），所以当时就是由两家的，中国的两岸的航空公司来谈，最后把这个飞机送回去。
在处理完货机事件之后，1990年9月11日至12日，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的代表又在金门就海上遣返事宜达成共识，并签署了两岸第一个长期合作执行的事务性协议——《金门协议》。鉴于两岸诸多事务性问题需要协商，1990年11月21日，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12月16日，大陆方面相应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与海基会的协商机制使两岸最终建立起一个民间协商的渠道。
主持人：应该说后来的“汪辜会谈”的成行，是基于你们在之前做了大量的协商的工作，那么这个协商工作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唐树备：海协成立不久，海协是1991年底成立的，1992年我们就发信邀请辜先生他们来，那么到了1992年的8月份，汪先生去（函），辜先生来函，这个时候“汪辜会谈”说要搞，要定形，基本上定了，这时候我们开始做准备了，接着我们在1993年举行了两次预备性磋商，当时的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先生就先到北京来，我们就确定“汪辜会谈”的性质是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共同性，也草签了两个协议，所以这样算起来，应当至少有八九个月吧！
主持人：最早的接触当中，当时最迫切的，或者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唐树备：当时两岸当前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来共同发展经济，要解决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问题。大陆方面的立场很清楚，我们认为两岸的问题要立足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一直主张国共两党谈判来解决两岸的统一问题，也可以谈其它的问题，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是用“三不”（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使得谈判一直不能进行，后来大陆方面提出来，就是政治问题一下子不好解决，我们先谈经济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共识在台湾方面也得到了某种回应，所以在1992年的8月份吧，汪道涵就写了一封信，就给辜振甫先生，建议两岸谈经济问题，那么在16天以后，辜先生也马上回信了，就同意谈，而且在新加坡举行，所以这样“汪辜会谈”就定下来了。
主持人：那您还记得，当初为什么会把“汪辜会谈”的会谈的地址选在新加坡？
唐树备：我们当然欢迎主张在大陆或者在台湾举行了，但是台湾方面建议在新加坡，所以我们也尊重台湾方面的意见。
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当年这个“九二共识”，它的达成经历了哪些过程。
唐树备：我想是1991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海基会已经成立了，当时的海基会的驻会副董事长陈长文先生到北京来，我当时是国台办的副主任，我去见他，我受权讲了五点，其中有一点，就是两岸之间的接触应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一个中国的问题，内部的问题。台湾在1992年的8月1日，“国统会”通过了一个“一个中国”的涵义的解释，这个解释里面讲到，就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大家认识是不同的，大概是这个意思。1992年的8月27日，海协会负责人就受权发表了个谈话，就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文件，我们认为有了这个文件，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有这句话，两岸在事务性商谈中的一个中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至于一个中国的内涵，我们是明确的，我们不赞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赞成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这种提法，所以这样的话，大的方面就解决了，那么接着到10月底，在香港就举行了会谈，在会谈的时候，双方口头提供了一个中国的内涵事务性商谈的一个说明，一个表态。
1992年10月28日到30日，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在香港就“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进行工作性商谈，双方就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各自提出方案。海基会第八方案的表述内容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并“建议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香港商谈结束后，海协会接受海基会的建议，于11月16日回函海基会，提出海协的表述内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海协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在香港提出的第八个表述方案附在这封信函中，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12月3日，海基会回函对此未表示任何疑义。“九二共识”就此达成。“九二共识”使两会事务性商谈得以顺利进行，也促成了“汪辜会谈”的举行。曾担任海基会副董事长的邱进益先生也谈到两岸达成“九二共识”的情况。
前海基会副董事长 邱进益：我的看法跟我们当初在从事这一段谈判的过程人来讲，我们（认为）“九二共识”是确定的。所谓“九二共识”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五点，第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双方面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共识。对于一个中国的内涵，认知各有不同，因为各有不同的认知的方式，怎么办？各自表述。各自如何表述？不是用文字去表述，用口头去表述。第五个共识，是在以上的基础之下，事务性会谈不牵扯到一个中国的原则跟认知。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事情撇开。所以这五点是确定要有的，当时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也再三讲有这样的共识存在，而我们当时在幕后策划整个大陆政策的人来讲，的的确确是有这样一个共识。
主持人：应该说有了“九二共识”，才有了后来的“汪辜会谈”，“汪辜会谈”应该是在一个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来进行，那么您认为体现这种平等协商的这种表现有哪些方面？
唐树备：我想平等协商这样一个，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由两岸受权的民间组织进行平等协商，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从“汪辜会谈”的准备过程中间和协议的签订，这些实质性的内容，到一些形式性的安排，都体现了两岸平等的内容，你比如举个例子来讲，当时邱进益先生到北京来，我作为海协会的常务副会长，我们提出来的问题，一个就是建立两岸的授权的民间经济会议的制度，要建立这样的制度，这个制度和一般的研讨会不一样，就是以两岸的民间的名义举行，但是由两岸的官方人士以民间的身份参加，然后这个会上研讨的结果，可以成为海协会、海基会的商讨的议题和协议的内容。那么从形式来讲，它也是照顾到平等，你比如说签四个协议，那么两位老先生，前两个协议，汪先生坐在这边，辜先生坐在这边，那么后两个协议，汪先生坐这边，辜先生坐这边，换位子，这是台湾方面的要求，我们也同意。
在海基会出版的一本有关“汪辜会谈”与“汪辜会晤”书籍的封面，我们见到了这张有意思的照片，在照片中，唐树备先生站在辜振甫董事长的身后，而邱进益先生站在了汪道涵会长的身后，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筹备过程当中，还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唐树备：如何来使得两岸的经济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我们第一关心的问题，第二个关心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劳务合作的问题，就是台湾需要劳动力，大陆有丰沛的劳动力，我们愿意用固定的方式，用使得台湾安心的方式，就是集体进去集体（出）来，这种方式来向台湾提供大陆的劳务合作，这个对台湾有好处，对大陆也有好处，第三，我们愿意对台湾提供某一些能源、资源，它不足的，我们愿意长期地稳定地向它提供，这个是大陆方面提出来的关于经济方面三个比较主要的内容。
主持人：台湾方面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唐树备：台湾方面提出来的呢，它希望和我们签订一个投资保障协议；第二个它提出希望，签订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当时我的印象，他们提出了这两点。
主持人：这些问题又是怎么样解决的呢？
唐树备：台湾方面提出的两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我们同意，我们同意讨论，列入了议题。关于投资保护的问题，我们说，一、大陆方面已经有了我们的22条，就是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鼓励台商来大陆投资的22条规定，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执行的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愿意听取台湾方面的意见，来进一步地改善，来完善，这样的话，台湾方面表示也可以理解，所以双方经过讨论，互有让步。关于经济合作会议，经济交流会议制度问题，由于台湾内部的意见分歧了，所以后来“汪辜会谈”的共同协议里就没有这句话。关于劳务合作的问题，从远洋、近海的渔业劳务合作开始，逐步地争取，以后有机会再扩大的问题，台湾方面也不同意了，也取消了，那么既然它有困难，我们也就谅解了，所以就没有列进去，那么有些东西，这个当然原来达成共识的，还是列进去了，比如像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所以我想，从议题来讲，讨论的议题来讲，这完全是各方都同意的，平等协商的结果。
主持人： “汪辜会谈”达成了四项协议，除了像“汪辜会谈”的共同协议之外，还有两项协议是非常的具体，一项是两岸公证书的查证，还有就是两岸挂号函件的查证、补偿问题的协议，我们非常想了解，那么像 “汪辜会谈”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谈，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具体的一些协议？
唐树备：这是两岸同胞交流中间必然带来的问题，这两个协议的签订应该给两岸同胞都带来了好处，因为台湾有一二百万的老兵，他们很希望回来看自己的亲人，或者把一些财产给他们的亲人，大陆方面也有很多亲人，也希望有机会到台湾去探亲，按照台湾的规定，要有亲属认定，就是说你要去探亲，你要有亲属认定，那么大陆需要办一个亲属关系证明，我们的公证书，台湾不承认，没有效，结果就使得台湾的老兵非常反感，起来闹事，这种情况下，台湾迫切希望和我们解决一个文书的查证和使用的问题。随着两岸的经济交流，人员的往来的发生，经济交流也增加了，经济交流就必定发送他的单据等等，契约呀，那么这个东西要用挂号信来寄，表明你收到了，这个东西才能有效，才能够作为一个凭据，所以挂号函件的问题就出来了，一旦有挂号函件，否则的话，就是寄给你收到了没有，这样一些具体问题，虽然很具体，但是对两岸的同胞，两岸的经济往来、人员交往有切身的利益。
主持人：这些四项协议达成了之后，对于后来的两岸关系的进展，包括一些具体的事务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唐树备：应当说两岸公证文书、挂号函件这两个协议，到现在为止都起很好的作用，对维护两岸同胞的切身的利益，非常重要，包括大陆和台湾，现在一些新结婚的，他结婚也需要有亲属关系证明等等，那么其它的，包括一些税务，比如（台商）在大陆交了税了，他（在台湾）不一定要交税，避免双重征税，有了公证，它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些协议还是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不可缺少的，那么前面两项协议，就是关于共同协议和“汪辜会谈”的两会的联系与商谈的接触的协议，这两个协议，由于台湾当局要搞分裂分治呀，李登辉访美，“两国论”的抛出和陈水扁不承认“九二共识”，到现在为止没办法执行。
主持人：在采访结束时，唐树备先生对记者说，如果台湾方面能够回到当年“汪辜会谈”会谈的既有基础之上，两岸有一个和谐协商的气氛，他很想到台湾去会会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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