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李峰：前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台湾“中华开发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刘泰英日前被台北的司法机关提起公诉，求刑16年。这起备受台湾社会关注的司法案件从何而来？刘泰英案与台湾的“金权政治”有着怎样的联系？对台湾的政坛会产生哪些影响？就这些话题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他们是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徐博东教授和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室刘红先生。
刘泰英是备受台湾社会关注的人物，曾任“中华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并掌管国民党庞大的党营事业，是李登辉时代国民党的“大管家”。从2002年9月起，被台湾执法部门起诉过三次，最近一次是在2003年2月，台湾执法部门以刘泰英涉嫌12项弊案将其羁押，有关部门根据其涉嫌犯罪事实，判处有期徒刑16年。而仅仅过了四个月，也就是2003年的6月初，刘泰英交付6000万元新台币的保释金后，交保候审。
刘泰英交保后能否继续担任案发前多项重要职务问题，又在岛内引起关注。台湾当局表面上采取“冷处理”态度，而实际上希望其能自动辞职。不料，刘泰英认为“请辞等于就是认罪”，因此以拖待变。并于交保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到“中华金融控股公司” 听取已空白了四个月的业务汇报。但是没过几天，刘泰英的身份再度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台湾当局财政部门频频施压下，他不得不辞去 “开发金控”及“中华开发工银”董事长的职务。
“开发金控”董事长一职由陈敏薰接任。陈敏薰今年只有35岁，拥有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硕士学位，外形相当明艳，打扮入时，行事作风相当低调。陈敏薰的家族是台湾“开发金控”的最大民股。而“中华开发工银”董事长一职则是由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胡定吾接任。至此，台湾各界关注的“开发金控”易主风波暂时平息。
主持人 李峰：刘泰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首先给我们界定一下。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室 主任 刘红：他最早是李登辉两个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前后期同学，他稍微晚一点。他在1971年从美国康奈尔毕业回来以后，读完经济博士以后，回来主要在经济界搞经济研究。当然了他恐怕担任公职和在社会上活跃起来，是李登辉1988年1月上台以后。
1992年6月，刘泰英在李登辉的支持下，登上了“中华开发公司”董事长的宝座，开始了在台湾政商界呼风唤雨的日子。1993年，李登辉让刘泰英筹组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后改称“投管会”。“中华开发”加上国民党控制的7大投资公司，当时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新台币，掌管金融、建筑、高科技等600多家公司。
主持人：现在我们再来理清一个概念，刘泰英执掌的“中华控股公司”和国民党的党产之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据我们所知像“金融开发控股公司”曾经也是作为国民党党产的一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演变的？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 所长 徐博东：可以说国民党是全世界所有政党里面最富的一个党。到了李登辉执政12年期间，李登辉利用国民党的党产干了很多事情。这个庞大的党产由谁来管？刚才讲了由他的“大掌柜”刘泰英来替他管。金融控股公司实际上把国民党的党产逐步地“五鬼搬家”的这样一个形式，神不知鬼不觉地逐渐从党产挖空以后，逐渐转到变成私人的、民营的企业金融集团，就在李登辉执政时代，刘泰英实际上利用他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即使是国民党下台了，他这个金融控股公司，还有工业银行继续存在，可是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党产了，是私人的东西。
主持人：也就是说“中华金融控股公司”曾经是国民党的党产。应该说国民党在执政后期，特别是李登辉执政后期，“黑金政治”是比较泛滥的，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刘泰英实际上是“黑金政治”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怎么来看待刘泰英和“黑金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和李登辉之间的这种关系又是怎样的？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室 主任 刘红：关于刘泰英在“黑金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他恐怕主要起积极执行的作用，就像他自己讲的，当时90年代的时候他很风光，他说我就听李主席一个人的，李登辉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事实上看来他确确实实是“黑金政治”的具体的一个操办者和执行者，因为他是“大管家”。我觉得他给李登辉进行“黑金政治”提供了无限制的金钱，无限制的资金。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黑金政治”在李登辉12年期间泛滥到最严重的程度，在这12年里，政治商品化，选举金钱化，选民投票价格化越来越厉害，李登辉搞“黑金政治”，他很明确，就是要搞垮国民党。要搞垮国民党，他就需要把里面国民党的实力派整下去，需要把“台独”分子扶上来，这里面就要操纵选举，就要大量资金，选举价格化越来越明确，所以这笔钱哪来，就由刘泰英提供。
刘泰英通过“投管会”不但维系国民党的政商关系，也利用投资手段收拢地方政治势力。由于刘泰英不担任公职，因此不受司法机构的监督，运用的又是财政以外的金钱，不必通过立法机构的审核，因此可以通过党营事业为所欲为。刘泰英与不少显赫财团密切往来，这些巨商大贾都尊称刘泰英为“泰公”，外界也把他们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叫做“泰公党”。
主持人：据台湾媒体报道出来的消息可以看到，台北地检署在传讯刘泰英的时候，包括“新瑞都案”、“中广售地弊案”等，多起案件当中他都提到有李登辉参与，这个事情会朝着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去发展？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室 主任 刘红：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一个就是说刘泰英他操纵几百亿国民党党产十多年，其中大部分一个是被他捞走了，一个是被他转移走了，这个权力是谁给的？只要想这个问题就简单了，他说我听李主席一个人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刘泰英的权力是谁给的，第二个要考虑刘泰英在1989年以来，他当上关键职务以后，“中华投资开发”董事长职务以后，这十多年来他是在为谁办事，这个也清楚。这十多年来他完完全全是在为李登辉服务，是在为李登辉通过经济手段整垮国民党服务。
第三个刘泰英犯罪为了什么，他自己当然罪有应得，因为你确确实实捞了不义之财，现在看来不是小数，那么他还有更多的，捞走了国民党这么多钱，他为了什么，把国民党党产整到今天这个空库存的程度，为了什么？我觉得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确确实实刘泰英被李登辉出卖了。
我们就简单地讲，刘泰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李登辉起码，就算你李登辉一分钱没拿的话，你李登辉起码要负一个领导责任吧，起码要负一个用人失误的责任吧，李登辉今天推得一干二净，他说我不知道，他惟一为刘泰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刘泰英任“投管会”主委期间，也为国民党做了贡献了，其他的他说，刘泰英干的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他推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这里面反映出李登辉确确实实涉案很深，现在他要洗白自己，漂白自己。所以推得一干二净。
主持人：这个事实也是非常明显地摆在面前。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 所长 徐博东：实际上迫于岛内的压力，李登辉现在他已经通过“台联党”的“立委”对外放话，承认有用人失察的问题，但是光是用人失察吗？现在通过报端披露出来的许多事实证明，李登辉绝不仅仅是一个用人失察的问题，他想大事化小，光是领导责任，光是个政治责任，用人失察嘛对不对，实际上他在里面也黑了很多钱。现在披露出来，比如说他的女婿赖国洲也涉案，他的女儿李安娜也涉案，还有他自己的账户哪来那么多钱？股票哪来的？实际上已经露出了冰山的一角，所以刘泰英案从这里面反映出来，我觉得至少有下面几个目的，一个是警告李登辉，你不能再动不动就给我找麻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拼选举要有大量的财源，即使将来，如果是不幸而下台，他手里能够掌握金融方面的权力的话，那么东山再起比较有机会。所以他一定要掌握刘泰英掌握的这部分实力很强的金融控股公司。
主持人：陈水扁之所以要动刘泰英，是因为他有选举的考量，他想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 所长 徐博东：去年就想让胡定吾和刘泰英来争夺董事长的职务。最后由李登辉出面干预。所以刘泰英能够得以保住他的宝座，胡定吾铩羽而归。今年抓刘泰英的案，把你搞得臭不可闻，你已经没有实力再来跟我较劲了。所以现在趁这个机会，把刘泰英所有的职务，除了两个董事长，甚至连“常务董事”，什么高级顾问，最高顾问都不能当了，一抹到底。最后台湾当局陈水扁已经达到他的目的，把胡定吾安插到工业银行董事长的位置上去。金融控股公司和工业银行，据台湾的朋友讲，实际上真正掌实权的工业银行，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控股公司虽然好像位阶比工业银行高，但是并不是掌实权的。所以表面上看来，刘泰英的亲信陈敏薰当“金控”的董事长，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工业银行的董事长的职务由胡定吾来掌控更重要。
主持人：最后我们再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有台湾评论认为，陈水扁处理刘泰英案件是符合陈水扁性格的，因为他抗压力小，弹性比较大。所以处理刘泰英案件的时候，他并没有抓住这个案件真正的幕后主使。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来？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 所长 徐博东：实际上他想把刘泰英和国民党挂上钩，也就是说国民党实际上是“黑金”，在12年李登辉执政时期，国民党就是搞“黑金”，他代表人物就是刘泰英，现在把刘泰英弄出来马上就引到国民党那边去，如果国民党要重新执政，国、亲要是赢了的话，等于是“黑金”复辟，所以为他竞选主轴口号来服务的。
主持人：关于刘泰英案件因为还没有最后终审，其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台湾媒体评论认为，台湾选举频繁，上至台湾当局领导人的选举，下至乡、镇长的选举，无不需要财团的支持，权力和金钱已经成为水乳交融的利益共同体，台湾的“金权政治”并不会随着政党轮替以及刘泰英被起诉而终结，如何解决台湾的“金权政治”问题，绝不是了结一个刘泰英所能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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