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也是台湾光复58周年，为此《海峡两岸》推出系列节目《台湾往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二集《拒倭守土》。
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上，一份条约、一纸清单，中国的宝岛台湾就这样被强行割让给了日本。割地的消息不胫而走，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反对割台的斗争迅速掀起。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到北京的那天，正是各地举人齐聚京城参加会考的日子。莘莘学子们闻此噩耗，无不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几位台湾举人当即声泪俱下。他们自发聚集到北京松筠庵，公推才华卓著的广东举人康有为起草请愿书稿，向光绪皇帝请愿。在这份一万八千余字、一千三百多位举人联名签署的请愿书中，康有为慷慨陈词：“窃以为弃台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紫禁城里，王公大臣们也因“割让”与“反割让”而争执，然而甲午海战的惨败已使清王朝的国防力量形同虚设，远不是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的对手，面对日本提出的割让辽东半岛与台湾的苛刻条件，在万般无奈之中做出了“割让台湾，丢卒保车”的下下之策。
此时的台湾，反对割让的浪潮正席卷全岛。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写下这悲愤诗句的人，是台湾著名士绅丘逢甲。这位进士出身的工部主事，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痛心疾首，刺血上书“拒倭守土”。在他的发起和组织下，一场波澜壮阔的保台运动迅速掀起。
丘晨波 (丘逢甲侄孙)同期：
最重要的就是他写了几个朝廷的信,寄给朝廷电报,他写血书,咬着手指写的信,表示最隆重的信.要求清兵打(日本人)不要给台湾,他们知识分子比较敏感一点,领导社会潮流的这种情况,他们呼吁带人起来反抗这件事情，想办法组织保台。
在岛内外反割台声浪的推动与影响下，以台湾巡抚唐景崧为首的驻台官员也对民众的“保台反割让”行动予以支持，丘逢甲邀集一批台湾的官吏名绅挽留唐景崧暂摄台政，倡议建立一个“抗日保台”政权。5月15日，一份署名“全台绅民”的《台民公告》呈入紫禁城，公告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图固守以待转机。”十天后，临时性的地方抗日政权成立，为了便于同日本侵略者周旋，争取国际舆论的声援，他们对外打出“台湾民主国”的旗号，对内则仍以巡抚唐景崧为主持，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工部主事丘逢甲为全台义军统领。
临时抗日政权还精心设计了这面尾高首低的“黄虎旗”，将年号命名为“永清”，寓意为“臣服清朝，永隶中国”，台湾人民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呼之欲出。
这是唐景崧在就职之后留下的惟一一张照片，他身着清朝官服，神情肃穆，脸上的泪痕犹在，临危受命的他百感交集，不禁失声痛哭！
临时抗日政权的成立，鼓舞了台湾军民的士气，抗日的告示一出，老百姓纷纷起而响应，他们拿起各种武器，占据各个关隘，誓死抵抗日寇的武装割占，捍卫自己的家园。
“台湾人民成立临时抗日政权，奋起抗争、誓不从倭、武装抵抗日寇割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海内外，上海的《申报》率先做出了报道，刊出了代表国内民众呼声的专论《论台湾终不为倭人所有》，向国人大声喊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口号，声援台湾人民的抗日爱国斗争。
邓孔昭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同期：
台湾民主国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抗日临时政府，为什么这么说呢？《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维护台湾了，但台湾民众又不甘心接受日本的统治，为了自救，台湾一部分士绅就酝酿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的性质以及他和中国的关系，它的领导人说得很清楚。唐景菘说：“台民自主，外不得，非此不足拒倭，但有一线转机仍归中国，断不肯自居化外”。刘永福说；“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这两段话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台湾民主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
就在台湾临时抗日临时政权成立的当天，日本广岛的宇品港里旌旗飞舞、人声鼎沸，这是在欢送由天皇钦命的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和他的文武百官由此启程，去接收台湾。日本海军的两艘军舰“高千穗号”和“浪速号”已由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指挥先行一步，驶向台湾北部的重镇基隆。到达基隆外海，东乡平八郎得知台湾成立了抗日临时政权，这位在甲午海战中挨过邓世昌炮弹的日本将军不顾中日两国交割台湾的具体事宜尚在进行之中，悍然向基隆开炮轰击，其海军陆战队在舰炮的掩护下猛攻基隆狮球岭炮台。
此时，一直不露声色的日本近卫师团突然出现在基隆东南的澳底，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其近卫师团的前锋部队耀武扬威地登陆澳底，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推进。仅有400余兵马的抗日义军，抵抗至弹尽粮绝被迫弃守。
在台北的巡抚衙门里，唐景崧面对着雪片般飞来的告急文书一筹莫展，他一再电告朝廷要求保住台湾，满心期盼着朝廷能派员来与日军调停议和。唐景崧哪里知道，他日夜思盼的朝廷大员已经到了台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此时就在基隆港外的海面上，作为履行交割台湾的中方代表，他所乘坐的船不知为何却挂着德国国旗，而且一再表示决不踏上台湾的土地，而是在船上完成交割手续。
桦山资纪曾问李经方，为何既到台湾却又不上岸？李经方回答说：“台湾岛民心情激昂，已不听政府命令，且误认台湾割让乃吾父子谈判不力所致，殊恨吾一家，小官登台必立遭斩杀。”
1895年6月2日，在基隆港外的日本军舰“横滨丸”上，李经方与桦山资纪匆匆举行了“台湾割让仪式”。
为了抗日而仓促成立的“台湾抗日临时政权”在日寇重兵压境之下已是岌岌可危，眼看回天无术，唐景崧于6月4日离开巡抚衙门，由淡水搭乘外国货船内渡大陆。1895年6月7日，日军占领台北。
昔日的台湾巡抚衙门，陷落后成为了桦山资纪的总督府，他还独出心裁地策划了所谓“台湾始政”纪念仪式。在仪式上，桦山资纪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迫不及待地放话，说日本已经接管台湾，并将预期一个月内完全平息全岛的抵抗。
然而形势并不像桦山资纪预计的那样乐观。日军一出台北，就不断遭到抗日义军和民军的频频袭击，损失惨重。
新竹，是进入台湾中部的门户。侵台日军在此遇到了抗日义军部队的顽强抵抗，双方为争夺新竹城而殊死激战二十余次。新竹保卫战的抗日义军将领之一姜绍祖，在与日军争夺新竹城的战斗中，他率兵攻打东门，不幸身负重伤，为国捐躯。新竹的民众至今还把他的老宅天水堂保存得完好如初，以纪念这位抗日的民族英雄。
面对抗日义军不屈不挠的反抗，骄横狂妄的桦山资纪不得不去讨救兵，能久亲王把他的爱将旅团长山根信成派到新竹，展开了大扫荡。由当地百姓组成的抗日武装“三角涌义民营”机智灵活地利用河谷、丛林、丘陵等有利地形与侵略者打起了游击战。他们的首领是苏力、苏俊和陈小埤。在隆恩埔，一支由36个日本兵组成的辎重队，在特务曹长樱井茂夫的率领下为进山“讨伐”的日军运送给养，途中遭到了由陈小埤所率“义民营”的突然袭击，樱井茂夫当即毙命，整个辎重队全军覆没。而近卫师团的另一支部队——坊城大队，也被苏力等人用“口袋阵”团团包围，弹尽粮绝、死伤惨重，最后仅剩4名士兵，靠着剃发换服、戴斗笠穿草鞋，装扮成台湾百姓的模样才得以逃出生还。
今天的苗栗，还留着这样一处香火。来这里祭奠的香客络绎不绝，那些默默的祝祷从来没有寥落过。这里供奉的不是什么神灵，只是百年前的一位英雄，他来自遥远的湖南湘潭，却在苗栗的头份为老百姓豁出性命抵抗来犯的日军，这位将军名叫杨再云，当地人尊称他为“杨统领”。
当时，黑旗军将领杨再云率领来自大陆的新楚军驻守新竹，战斗中，杨统领的火炮手不幸中弹，一时军心大乱，有人便提议撤退，凛然刚烈的杨统领手起刀落，将胆怯者正法于阵前，亲自上阵拼杀，与官兵们一起战死在苗栗。
陈映真（台湾作家）同期：
1895年这一年，台湾人民赤手空拳甚至非常简单的武器跟最现代化的日本军近卫师团对抗，那种对抗的强烈度都是出乎近卫师团的估计，死伤也很惨烈。
在当时战斗极为激烈的台北县树林镇，至今存留着一座坟茔，为的是纪念“乙未树林抗日十三公”。他们是日军从台北向南进军时最早遇到的抵抗力量，因为阻击日军而在树林一带与之展开殊死决战，十三名义士英勇战死。沿台北向南，像这样的抗日英烈冢还有很多。这是著名的 “七十三公墓”，祠堂里供奉着更多的抗日义军不屈的魂灵，这里的每一个英名，都能引出一个悲壮惨烈的故事。
彭一富（守庙人） 台北桃园县龙潭忠义庙同期：
牺牲的人哪，我们这的老百姓也是讲他是很伟大、很忠心为国牺牲的人，以后才给他们盖了这个庙起来，给四周的老百姓拜拜奉侍纪念他。
从台北至新竹铁路沿线，丘逢甲亲率义军顽强地抵抗日本侵略军，一直坚持到1895年7月末，终因弹尽粮绝、腹背受敌，只得饮恨含悲，撤离了台湾，避难于祖籍广东蕉岭，面对东海波涛，日日以泪洗面。他以“海东遗民”的署名写下《离台诗》：“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 他把他的书房取名为“念台精舍”，得子后遂取名“念台”。辛亥革命爆发后，丘逢甲积极投身革命，念念不忘光复台湾。思乡和抑郁再加之积劳成疾，48岁的丘逢甲在蕉岭病逝。他的躯体永远留在了大陆，但他的心早已飘过海峡、魂归宝岛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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