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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西柏坡“历史悬念”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12日 14:48
在绵延千里的太行山中，平山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该县县志中记载：平山，北岳控其东，太行揖其西，北依林峰，南对光禄；右襟冶水，左带滹沱；万山峨峨，百川浩浩；钟灵毓秀，物华天宝。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成为全国著名的革命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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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位于滹沱河北岸、平山县中部，正处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百十来户人家的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西去径入太行山腹地，东下沿河大道直达大平原。平山县城去华北交通枢纽石家庄仅40公里之距，交通方便，易守难攻。不远处即是汉代名将韩信以7千兵打败20万敌的“背水一战”之古战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平山县群众基础好。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了各级共产党组织，发展了许多党员。人民群众听党的话，紧跟党走。抗战时期平山是抗日模范县，早有“北方兴国”之誉。抗战初期，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团”，曾荣获“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之殊荣，被调到陕北担任延安的卫戍任务，参加了南泥湾垦荒并数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西柏坡村沿滹沱河畔而建，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核桃、柿子等果品累累。丰硕的收获，保障了军民的经济供给，为党中央驻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947年3月29日，撤出延安的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了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和任弼时（代号史林）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担任书记的刘少奇率队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5月3日，刘澜涛陪同刘少奇、朱德到达平山县封城村，与正在指挥正太战役的聂荣臻、肖克、罗瑞卿等会面。当谈到工委的驻地时，晋察冀的领导请求中央工委留在本区，刘少奇、朱德考虑后，经在陕北的毛泽东等同意，中央工委留在了晋察冀。
一 何人选中西柏坡
选址何方？刘少奇、朱德颇费思考。“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一次，聂荣臻这样说道。“阜平不富，平山不贫。”刘少奇也曾听说过当地老乡传说的这句俗语。“要选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也就是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朱总司令提出了他选址的战略思考。刘少奇轻轻点头：“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考虑，决定在平山县境内选址。于是，朱德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和聂荣臻的一位副官处长，奉命骑马从平山城沿滹沱河考察，一直上行到洪子店和东西黄泥村，然后又折返考察了滹沱河沿岸的30多个村庄，并把考察结果绘成草图，附带考察意见呈交刘少奇、朱德等。
西柏坡村后是不太显眼的柏坡岭，岭后群山叠翠。全村当时百十来户人家320多人，拥有土地680亩。西柏坡村东头的阎家老院部分房屋在抗日战争时期虽被日寇烧毁，但青石根基尚在，如果把房子盖起来，既集中，方便工作，又便于保密。同时西柏坡在当地尚属小村，保密工作方面较郭苏、黄泥、李家庄等要容易得多。于是，西柏坡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被潘开文等人看中，也被刘少奇、朱德所欣赏。恰在此时，安子文率工委大队人马来到平山，请求设点问题。于是安子文等再次被派出到西柏坡一带进行考察。经过考察研究，决定将中央工委设在西柏坡。由于人多房少，决定在修复房屋的基础上新盖部分房子，盖房木料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帮助解决，又从当地买了一些。所用劳力和技术人员，由刚到井陉的中央党校300人担负。
经过一个多月的腾房、建房、修缮等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7月初，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由北庄搬到了西柏坡。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当时为了保密，工委对外称“工校”或“劳大”，刘少奇任校长，朱德为董事，分别称胡校长（胡服，刘少奇化名），朱校董。
二 毛主席究竟何时进入西柏坡
1947年5月，陕北战场取得了“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集团，基本稳定了西北战局。为适应未来战略大决战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历时一年零五天，途经12个县、37个村，从容地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向西柏坡进发。
当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越过太行山这道山西、河北两省的天然界线到达阜平县城南庄时，时光老人欣然记下了这个日子：1948年4月13日。
刚从五台山大雪之中一路过来的毛泽东，为沿途热情的群众、如画的风景所感染，豪情盈怀，兴致颇高。当一见高举火把赶来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菩萨岭迎接他们的聂荣臻、刘澜涛时，毛泽东幽默地说：“荣臻同志，我和恩来、弼时来打扰你了，五台山上下大雪，好风景。整个世界一片洁白，多惬意呀！荣臻呀，严冬已经过去，这春天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的，我心里蛮舒服喽！”聂荣臻亲举火把，把从陕北来的贵客们引进了城南庄村东山脚下的军区司令部大院。
为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于1947年初曾提出访苏。制服都已做好，专等行期。然而战争岁月瞬息万变，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斯大林又致电毛泽东，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历史的安排，使毛泽东在城南庄一住35天。
4月21日，置身城南庄的毛泽东等人欣闻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十分兴奋，他去电致贺。
几天后，《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由毛泽东亲笔起草而成。毛泽东一呼震天地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惊世口号。毛泽东于抗战胜利后应邀去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对蒋介石的印象时即席所对：“蒋先生的蒋是草字头下一个将，充其量是一个草头将军！”“那你的毛字呢？”“我这个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就是说要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易如反掌！”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自撤离延安后一年多来第一次齐聚的5位书记，在城南庄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毛泽东提议，即派粟裕所率的3个纵队近10万大军，就此打过长江去。与会的粟裕将军，鉴于战局的变化，则建议他所率之部暂不渡江作孤军之战，而是先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以消灭敌之大量有生力量。
对此，毛泽东深思了几十个小时，最后同意了粟裕的意见。
5月18日，两架国民党军B25轰炸机突飞城南庄上空。情急之下，聂荣臻迅即快步跑向毛泽东卧室：“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通宵都在工作的毛泽东，镇静自若。
聂荣臻当机立断，急令警卫人员取来担架，不由分说，把毛泽东扶上了担架，在场的官兵们手脚并用，一骝小跑地刚进防空洞，5枚炸弹就相继从天而降。不偏不倚，毛泽东所住小院里中了一弹，顿时浓烟滚滚，门窗玻璃被震碎，被弹片击中的鸡蛋蛋黄蛋白四溅，再晚几秒钟，便后果难料。惊险、后怕。聂荣臻思之良久：“有奸细？”
直至后来解放了保定、大同，在敌伪档案中才发现了敌机轰炸城南庄的来龙去脉：果真是潜伏敌特、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等所为，指挥敌机轰炸的电台就设在司令部院内。一经查实，敌特孟建德、刘从文、刘金昌当即被处决。
为确保安全，于敌机轰炸的几小时后，聂荣臻等即采取果断措施，护送毛泽东及随从人员秘密迁往幽静隐蔽的花山村。
8天后的5月26日，毛泽东等人从花山村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五位书记齐聚山村。成立于一年多前枣林沟会议上的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及后来成立的中央后委，业已胜利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即自行撤销。
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新的所在地，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中枢神经。
毛泽东驻足而赞：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从此，共和国的一代精英们，便在这山村中，殚精竭虑，宵衣旰食，指挥着大江南北的千里决战、万里戎机。
三 大决战究竟决策于何地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村召开，史称“九月会议”。会议是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即将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赢得人心将得天下已成大势所趋。
“水亦覆舟”，国民党横征暴敛丧尽人心，大厦将塌也已是指日可数。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掷地有声的16个字，似擂动的战鼓，激励了万马千军。这次会议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历时4个月零19天的三大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力拔山兮”、摧枯拉朽的三大战役好似铁铸钢浇无丝毫焊接之痕迹的锁链，惊天动地，波澜壮阔。勾勒这气势磅礴的战争画卷的如椽之笔，正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解放全中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挥动的。村中，一幢只有4间陋室的小平房，成了指挥三大战役的解放军总部。电台设在附近的燕尾沟、窑上、通家口等村中。总部院内只有一个小电话总机。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对此说得十分形象：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只发电报。整个三大战役期间，中央军委共发出了197份电报。内容多由毛泽东亲笔起草，而后派人骑马或开车送窑上等村发往各个战场。电报以“A”标级，A字越多则越为紧急。三大战役期间的电报多为“AAAA”，也有5个A或3个A的，只要是4个A以上的，则表示刻不容缓，得立即送呈周恩来，随即签发。并注上请毛、朱、刘、任阅。如特别重大，周一人不能定夺，他则亲自前去请示毛泽东。对十万火急之事，便将几位书记召到毛泽东住所议处。其简洁明快、决断迅捷，决非当今有些影视或文学作品中所屡见的那种领袖们开会时烟雾盈室的情景。实则可见的是中央机要室和作战室里电话频频；领袖们的办公室内，灯火彻夜通明；参谋们手持电报，穿梭于机要室、作战室和领袖们的土屋之间，紧张有序，敏捷无声。因条件较差，甚至连绘图用的红蓝铅笔都难以为继，只得间以土法染成的红蓝毛线标图。
原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于1975年来到西柏坡，在那普通院落中的一个个土屋内，他听了讲解员的解说，顿生无限感慨，竟情不自禁地喃喃连声：“毛泽东英明！共产党了不起！蒋介石当败，蒋介石当败呀！”
四 伙房里召开的历史性会议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长江以北地区大部分解放，解放军已呈向全国进军之势。3月5日―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央机关的大伙房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全会共有27人作了28次发言（其中王明作了两次检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毛泽东还谆谆告诫大家：“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时隔3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一次提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两次会议提法竟如此惊人地相似！毛泽东的预言竟是如此准确！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参观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后十分感慨，当听到当年会场没有扩音设备后，当即叫他的秘书站到会场的后面：“我说几句，看能不能听到，‘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描绘的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蓝图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创下的丰功伟绩，继续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并挥毫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围特色的社会主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竟然是在中央机关的一个大伙房里召开的。由于当时再没有比这大的房子，因此临时将它布置成了会场。会场上用的东西大部分是从石家庄拉来的战利品，一小部分是在西柏坡做的。会场没有鲜花，没有扩音设备，没有座位牌，毛泽东始终坐在主席台一张长条桌旁，他和每一位与会者一样，随时做着笔记。在主席台的两侧放了两张方桌，各有两名记录员。下面摆放了4个沙发和一些长条椅，是供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用的，但也没有固定的位置，往往一张沙发上坐两三个人，长椅上是三四个人，来得早的坐在前面，来得晚的坐在后面，而住在中央大院的同志则是自己带凳子，散会后再搬回去。主席台上方挂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画像，下面是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两面党旗，在两侧墙上也分别悬挂着党旗。后墙上挂有向全会汇报的战争态势示意图。会议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根据这个规定，会议的后期，主席台上方就只悬挂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了。
五 解开历史的谜团
党中央在西柏坡，其他中央机关驻在哪里？
党中央在西柏坡时，中央机关分布在以西柏坡为中心、滹沱河岸边的其他村庄，主要有中央组织部：李家庄；中央妇委：东柏坡；中央社会部：东、西黄泥；中央卫生部：朱豪；中央供给部：郭苏；中央警卫团：洪子店；中央青委：封城；中央党校：郭苏；中央马列学院：李家沟口；中央法制委：挛家沟口；中央外事办：柏里；中央广播管理局：陈家峪；新华通讯社：郜家庄；华北局：烟堡；华北人民政府：王子。
蒋介石知道中共中央、毛泽东在西柏坡吗？
1948年10月下旬，当辽沈战役激战正酣之际，为解东北战场之急，蒋介石密令傅作义集中三个军外加两个师的兵力偷袭石家庄。当时，蒋介石已获悉中共中央驻地可能在石家庄西部地区的情报，但并没有掌握具体位置。如果蒋军知道毛泽东在西柏坡，而西柏坡又一直是自北平到太原的航空线经过之处，只需几架、十几架或更多的飞机来轰炸就可以了。
毛泽东离开过西柏坡吗？
有人说毛泽东曾在1948年冬离开西柏坡到某地小住，果真这样吗？当时正是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激烈进行之际，前线和中央的文电来往像雪片一样，时刻需要中央定夺，得到指示。作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哪能离开西柏坡？当5月里毛泽东在阜平城南庄准备到苏联会晤斯大林时，鉴于敌我处在决战的前夜，连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认为“中国战局紧张，你不宜离开指挥岗位”。因而此间毛泽东根本不可能也不会离开指挥部西柏坡。据统计，自1948年9月7日至次年1月24日间，仅收录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文电就达217封，即平均每两天3封。尽管我们都是多年研究西柏坡革命史的，而且文物资料库中还有对100多位亲历者的原始采访记录和大量的回忆录、录音等，为慎重起见，今年4月中旬，我们还是电话采访了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汪东兴、王亚之、李银桥和韩桂馨，均得到一致答复，毛主席自到了西柏坡直至进北平，一直住在西柏坡，没有到过其他地方。
傅作义在何处被毛主席接见？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与中共和谈，遂到上海请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到北平走一趟，去敲和平之门。得到党中央的同意后，4位老先生于2月22日上午9时，从北平乘机飞抵石家庄，同机而行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将军。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罗迈（李维汉）专程到石家庄迎接。在石家庄花园饭店（现花园饭店）吃过午饭后，即改乘吉普车到达西柏坡。为了接待这些远道而来的老先生们，接待人员还专门从石家庄借来了沙发和地毯，当然用后都归还了。现在还有一种说法，称毛泽东是在西柏坡之外的某地接见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这也是杜撰的。除近日电话采访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汪东兴、李银桥等人外，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了江庸老先生1956年11月9日在香港《大公报》撰文回忆西柏坡之行的文章。他回忆：“据说毛主席是住在离市百里的一个小村里，沿途坡路崎岖，要坐吉普车才能去。我们遂于下午2时偕同毛主席派来接我们的杨尚昆秘书长前往。7时才到招待处，周恩来总理陪同我们用饭后，毛主席才出见。这次谈话约一两小时。从漫谈中也很能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
毛泽东住所距接见傅作义等人处只有200多米，但为保密起见，足智多谋的主席还是让吉普车沿滹沱河岸跑了一大圈，使尘土落满了车顶车沿，一见之下就好像刚从很远的地方匆匆赶来似的。
毛泽东一下吉普车，傅作义即快步走上前去，先举手敬了个礼，然后与之紧紧地握手。“我有罪！”傅作义第一句话便愧疚他说。毛泽东笑了：“傅将军，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古都北平，你有功呀！” 作为领袖的毛泽东，胆识超群，有情有义，心胸宽广，不计前嫌。建国后，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邓宝珊当了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
邓小平、刘伯承、陈云、罗荣桓到过西柏坡吗？
1947年5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后，解放区的许多领导同志曾先后来到这里，参加中央会议、汇报工作或接受任务，其中邓小平是二上西柏坡，而刘伯承、陈云、罗荣桓都只来过一次。
1948年8月底，邓小平奉命从中原前线来到西柏坡参加九月会议，另一次是1949年2月底和陈毅、谭震林一起来这里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刘伯承是1948年12月18日和陈毅一起按中央指示，离开前委驻地安徽肖县蔡凹，于28日到达西柏坡参加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月会议）的。陈云则是1949年2月初和罗荣桓同志一起从北平来到西柏坡的，在这里，他不仅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和东北局的工作，还就大军南下的粮食供应等问题进行了商讨。这期间，毛泽东等已决定让陈云同志主持将来的中央财经委的工作。
六 “赶考”之前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央机关开始收拾行装作进驻北平的准备。一天，毛泽东问他的卫士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这里呢？”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太阳穴，见不解其意，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是啊，早在1944年，当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后，毛泽东便十分重视，后又把它列为整党学习的文件，要全党以史为鉴。今天恰是革命胜利、全国解放在即，而且也要进北京城了，李自成的教训不能不汲取啊！
23日凌晨3时，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才上床休息，并吩咐9时以前叫他起来。可周恩来副主席怕他休息不好，路上太疲劳，直到上午10点才让叫醒他。毛泽东醒来后有点不高兴：“叫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可当他得知是周恩来的吩咐后，便再没说什么。汽车已准备好，行装早已打点完毕，人们兴致勃勃地等毛主席上车。毛泽东从他的住处走来，边走边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周恩来接着说：“我们都应考及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然后中央领导同志纷纷登车，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便离开西柏坡，向着大道、向着阳光、向着北平开去……
今年（按：指1999年）10月1日，是我们共和国50周年华诞，也是党中央、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京50周年。今天，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化成了这永恒的太行山脉，曾在这里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一代伟人们也先后故去了；庄严肃穆的西柏坡纪念馆和中共中央旧址还静静地坐落在滹沱河畔、柏坡岭下。如今，在这块曾导演过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恢宏一幕的土地上，又激荡起改革的春雷。伴着这时代的最强音，我们又迈开了坚定的步伐。就正如当年毛泽东率领胜利之师从西柏坡走向北京那样，迎着金水桥畔那开国大典隆隆的礼炮声，向着天安门前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走得是那样坚定、昂扬、自信、有力。
西柏坡纪念馆自建成以来已先后接待了1400多万国内外的参观者，对于半个世纪前那段光辉的岁月，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将永远铭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张志平 李继准 赵福山 余炳荣)
( 来源: 1999年5月21日《河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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