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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15日 11:29
今年是甲申年，春节期间再次研读郭沫若先生在６０年前，即上一个甲申年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跟随着郭老的思绪，回顾３６０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云谲波诡的历史，联系当前社会实际，颇有所悟，谨以此文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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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本文不能做全面评介，仅就明末农民起义在其鼎盛之期迅速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谈一点学习体会。
今年算起的前七个甲申年，１６４４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军经过１６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顺利攻占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但也就在这一年，农民军在山海关惨败于清军，仓皇退出北京后一蹶不振，一败再败，以至全军覆没。
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末农民起义功败垂成的呢？其中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呢？这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有哪些借鉴意义呢？
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十七年（崇祯１７年）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蚀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以下引文如不另注均为《甲申三百年祭》）
那么当时的天下大势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崇祯皇帝已在煤山自尽，但明朝的残余力量拥立弘光皇帝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虽是惊弓之鸟，却也无时不在伺机反扑。更大的危险是，关外女真族的清国已崛起数十年，这个新兴的政权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上升阶段，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早已确立了夺取中原的大计，在整个崇祯王朝近２０年中多次大举入侵，几度围困北京，成为心腹大患。最终打败起义军并消灭南明的就是这个清国。在清军和起义军中间，山海关附近驻扎着明将吴三桂率领的数万明军，正在为降清军还是降义军举棋不定。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军虽然攻占北京，取得了对明斗争的空前胜利，但绝不是高枕无忧、安享太平的时候，甚至应该说仍是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但起义军对这种情势，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在巨大的成功面前骄傲了、懈怠了，由此犯了很多致命的、无可挽回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骄傲情绪影响下，发生了判断敌情和军事战略上的严重错误。
郭老写道：“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像吴三桂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络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像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军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在京城里享乐。”这和李自成起义军以往英勇果敢、不失战机的一贯作风判若两人，可见头脑发热和骄傲轻敌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起义军没有认真做争取吴三桂的工作，但清军却没有放过机会，对他竭力笼络，吴的降清就成为一种必然，使得清军轻取山海关，打开了攻占北京，问鼎中原的大门。起义军这才仓促应战，由于人心已经涣散，军纪已经松弛，在战斗力很强的清军面前，只能是一败涂地。不得不退出北京，又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也英勇就义，年仅39岁。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就这样灰飞烟灭。形势的转换真让人触目惊心，起义军完全重蹈了明军前不久兵败如山倒的覆辙，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土崩瓦解了。一日纵敌，千古为憾，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二、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农民革命队伍尤其是高层领导产生了严重的懈怠和腐化。
当时起义军文臣以丞相牛金星为首，武将以大将军刘宗敏为首，此二人是李自成的左膀右臂，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进北京后，他们在干什么呢？牛金星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每日里“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引自《甲申传信录》）完全是一派当官做老爷的架式。正如郭老所评价的“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刘宗敏则忙于：“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更荒唐的是“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离奇，但不幸确有其事，不但郭老认定不疑，史料中也多有记载。牛、刘两位高级干部的作为也真够可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致使大军军纪涣散，许多“兵丁抢掠民财”，（引自《甲申传信录》）战斗力急剧削弱。
三、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起义军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宗派主义泛滥，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制将军李岩当时头脑比较清醒，在对吴三桂实行统战政策，加强山海关守备抵御清军入侵，经营河南作为根据地和整肃军纪等重要问题上，李岩都提出过正确的建议，并对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郭老认为：“可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但这些建议和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了牛金星等权贵的猜忌与诋毁。“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僭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群贼解体。”（引自《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核心领导层中较有见识，对大局很有裨益的李岩仅因“非能久下人者”的猜忌而被杀害了，一同遇难的还有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妻子红娘子。这不仅是李岩个人的悲剧，还引起了农民军内部的分崩离析。郭老说：“真正是呈现了解体的形势。”
四、骄傲情绪使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使他在空前胜利面前没能经受住考验，把握不住急剧变化的形势。这是农民革命功亏一篑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李自成是在明末农民革命运动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统帅和领袖。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使他具备着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素养，这是他领导起义军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样，他的弱点和错误也导致了革命运动最终归于失败。
进北京后，李自成就住进了皇宫，平日里朝夕相处的战友轻易见不到他了。开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全军中弥漫着的盲目乐观、轻敌、懈怠等消极情绪，在李自成身上也严重存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如对吴三桂的招抚，山海关的守备，根据地的经营，军纪的整肃等问题都莫明其妙地疏忽了。李自成当时也在热衷于搞什么登基大典，心思都用到黄袍加身当皇帝上了。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问题，但李自成已经不是过去虚怀若谷的李自成，他已经听不进去正确的意见了。有人“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引自《剿闯小史》）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壅塞，高级干部们已经噤若寒蝉了。正确意见听不进去，谗言却大行其道，李岩被杀就是一例。牛金星进谗本不足怪，奇怪的是李自成为什么要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决断。李自成原是个豁达大度、擅用人才的领袖，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如若不然，他也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可是大敌当前无端杀害功臣，自断肱股，铸成大错，确是胜利冲昏头脑的反常表现。杀害李岩这件事，郭老认为“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对郭老的这个看法，笔者不能苟同，牛金星诬陷中伤固然可恨，但这么大的事，李自成不点头，谁敢擅杀大将。这个责任，无论如何应该是李自成为主的。郭老进而认为：“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这个判断也失之于偏颇，毕竟军国大事的最终决策权还在至高无上的领袖李自成手中。领袖对于事业成败所起的作用，那是其他人物，包括领导核心中的其他人物不能比拟、不能替代的。郭老为何要避讳李自成的过失和责任，从来无人论及，也看不到相关材料，不敢妄加评论，姑且存疑。
综上所述，起义军在战略上、政策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导致革命运动前功尽弃，酿成千古遗恨，教训十分沉痛。
《甲申三百年祭》写于１９４４年２月，在重庆《新华日报》（中共所办机关报）上分四次连载。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共两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文是“为共产党反政府张目”，（引自《中央日报》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而大加挞伐。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胜利与失败，极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
《甲申三百年祭》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毛主席决定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他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引自《毛泽东选集》·《学习和时局》）毛主席还就此事亲笔给郭老写了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原载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引自《中国共产党文献汇编》）
一篇史学著作，在当时战乱频仍的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起到了这么大的社会作用，真是十分罕见，绝无仅有。可见此文的内涵和指导意义确实非同寻常。毛主席的讲话和信，中央的通知，都突出强调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不能骄傲，不能忘乎所以。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思想理论贡献。
１９４４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空前壮大，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党中央、毛主席未雨绸缪，以史为鉴，教育全党防止骄傲，可谓远见卓识，高瞻远瞩。此后，随着革命事业的迅猛发展，党中央、毛主席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问题上一再警钟长鸣。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向全党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够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建国后５０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当李自成，向国家和人民交了一份份合格的考卷。
但是，考试还在继续，并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还有很多挑战和考验。
党的十六大刚刚开过，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深入基层调研就是率书记处全体同志到西柏坡考察、学习。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再次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号召，要求全党在新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结合国际、国内的形势，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胡锦涛同志讲话的深远意义是不难体会的。
从国际上看，世界很不安宁，强权政治有所抬头，个别霸权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改变与我国为敌的立场，看到我国的发展和强大很不高兴，利用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向我国发难，竟然将我国列为“邪恶的轴心”和“核打击对象”，特别是台湾问题迫在眉睫，“台独即战争”，这一场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从国内看，成就大、发展快、形势好，但新情况、新要求、新课题、新挑战层出不穷。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的一些同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有的拉山头，搞宗派、闹不团结；有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热衷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重，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这都是淡化甚至抛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的结果，都是理想、信念动摇，蜕化变质的结果。如不加以克服，任其滋生蔓延，将会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直至亡党亡国。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让我们从明末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更多的思想营养，认真学习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谆谆教诲，对存亡、兴衰、胜败、得失之道感悟得更深刻一些吧。（白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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