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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公不图名利 亲民爱民一身清廉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4日 16:36
牛玉儒同志1952年11月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一具蒙古族革命干部家庭。父亲是原哲里木盟五金公司副经理。兄妹6人，有两个哥哥，三个妹妹。牛玉儒同志6岁那年，不幸降临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母亲突然病逝，撇下兄妹6 人。当时，最小的一个妹妹只有6个月，大哥也只有11岁。工作繁忙的父亲根本没有精力照顾兄妹6人，就把牛玉儒同志及其二哥和一个小妹送到了乡下的二叔家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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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东北农村，生活依然十分贫穷。二叔家本来就有7个孩子，全家人的生活只靠二叔一人来支撑。他们兄妹的到来让二叔家的日子更显拮据。在牛玉儒同志儿时的记忆中，童年是在饥饿与寒冷中度过的。科尔沁草原的冬天异常寒冷，牛玉儒同志不记得自己曾穿过棉衣和棉鞋，他脚上满是冻疮。他曾两次病重，高烧不退，几乎是从死亡边缘上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小学二年级时，牛玉儒同志回到市里读书。可没过半年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打成“内人党”关了起来，足足三年没有发工资，他们兄妹的生活全靠乡下的几个叔叔相互来接济。牛玉儒同志经常与二哥一起到郊外打柴、捡菜叶，妹妹们到铁道边上拾煤核。最难熬的是寒冷的冬天，他们与哥哥们出去拾柴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在路边的沟里背风处取取暖。晚上回家，他就轮流将妹妹们的脚捂在怀里“取暖”，而他的脚红肿得早变了形。
17岁时，牛玉儒同志到通辽农村插队。在村里，他是最受村民欢迎的好知青。逢年过节从不回家，不是帮村民挑水磨面，就是帮着干其他农活。牛玉儒同志25岁就被推选为通辽县莫力庙公社党委书记。70年代的农村自行车已经开始代步，公社干部骑自行车已很普遍，可牛玉儒同志凭着自己的一双脚踏遍了公社方圆近百里的20多个大队、生产队。他对工作热忱负责的态度赢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戴。不论走到哪里，他都当成自己的家，村民也都把他当亲儿子来看待。他特别喜欢吃老乡做的饭菜，淡淡的，从院落里飘来的清香味，让他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觉得回味无穷。然而，更让他值得回味的是与老百姓那种永远难以割舍的亲情！多少年来正是这种亲情支撑着他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党的事业。
牛玉儒同志后来调到自治区政府工作，特别是担任政府秘书长期间，家里接待最频繁的客人就是那些上访群众。牛玉儒同志从来都是一一热情接待，每次都让妻子给他们沏茶倒水，他怕妻子有想法，不只一次地对她说：“这些群众既然能找上门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否则，素不相识的，怎么会上门求助。咱们可千万不能将人家拒之门外，再冷了他们的心。”
多少年来，他为与他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办过无数实事、好事，可在亲戚中好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六亲不认”的官儿。牛玉儒同志的5个兄妹至今仍在通辽老家，81岁的老父亲由哥哥们来照料，他的两个妹妹和妹夫在几年前下岗。惟一的姑妈自从母亲去世后就包揽了他们兄妹所有的针线活儿，曾给予他们兄妹很多关照。但姑夫至今还在通辽火车站靠蹬三轮车来维持生计，几年前，妹妹因下岗问题多次通过电话求助于哥哥，可牛玉儒同志的回答是：“这事儿我不能管，下岗是个普遍问题，你们要端正思想，自己克服困难，给他人带个好头！”当老父亲听说牛玉儒同志果断拒绝了亲人们的“求救”时，老人家却非常欣慰。他在电话中对儿子说：“玉儒，亲戚骂你越多，老百姓就越会信任你……”
老家的亲戚朋友听说牛玉儒同志当了大官了，不少人都前来投奔，可牛玉儒同志总是让大家高兴而来，扫兴而去。他说：“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我的，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随便支配。”
其实，牛玉儒同志心中并非没有亲情。他念念不忘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二叔。去年春节，他回老家专程看望了二叔。二叔还是住着当年的土坯房。盘腿坐在二叔家的土坑上，牛玉儒同志依然能找到儿时的感觉。听说二叔要盖新房了，他让妻子把身上剩余的三千元全部留给了二叔。回家后，他一脸悲伤，遗憾给二叔留的钱太少。他说二叔对他有养育之恩，却从来没图他报答什么。他伤心地流下眼泪，整整一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牛玉儒同志从处级到厅级，再到自治区副主席，他的官越做越大，但他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丝毫改变。有时到农村检查工作，在老乡家里，热情的村民为他们备好饭菜时，他总是第一个拿起碗筷埋头就吃，什么“脏”、“土”，在他眼里比起老乡的热情那算得了什么。他一边吃还一边夸奖老乡做的饭菜味道好，好多年没吃到这个味道了。他总是说见到老乡有一种亲切感。在家里，牛玉儒同志总是强调过日子要节俭，尤其最反对倒掉剩饭。
他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总是用他过去的经历来教育儿子和女儿。他要求孩子们要自强不息，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去做人，不要有任何依赖思想或凭靠父亲的权力来设定自己的人生。他说自己从小就没有依靠过任何人，没想靠过父亲一点点。
几年来，父亲在给牛玉儒同志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从不担心你会犯什么错误，就担心你能不能永远地去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官……”
多少年来，牛玉儒同志一直把父亲的教诲铭记心间！他以事业为重，以人民为重，常常忽视了自己。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直到生命的终结。
牛玉儒同志过早离去的事实，在妻子谢莉看来虽来得突然，但也是她在几年前就一直担心的事儿。记得牛玉儒同志在包头市任市长期间，有一段时间每到晚上就发高烧。谢莉天天都劝他到医院院看一看，可他总推脱说没时间。当时正值包头城中村改造进入关键时期，他忙得连到医院检查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天天很晚才回家。早上起来后，吃上两片止痛药就又匆匆上班了。不久，他到上海出差，返回时，打来电话说晚上从北京转机飞回包头。在谢莉的再三追问下，得知他晚上依然在发高烧，更为严重的是还在便血。谢莉苦苦哀求他到北京后去医院好好做一交全面检查。可他固执地说转乘机票都买好了。谢莉急坏了，放下电话，赶到飞机场，连夜到了北京，硬是在北京机场把他拦了下来。到医院一检查，诊断为腺性膀胱炎。第二天回到家，高烧刚退，他又匆匆上班去了。
那些天，牛玉儒同志每天晚上高烧不退，症状出现时浑身发抖，用两床棉被捂在身上还冷得瑟瑟发抖。看着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妻子谢莉哭诉着向他乞求，别再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下去了，就是一台铁做的机器也有停转、检修的时候，何况你一个血肉之躯呢！
可他自信地安慰妻子说：“没事的，我这命硬着呢。小的时候，我都死过两次了，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
痛苦的回忆深深地包围着谢莉，使她久久不能从痛苦与悲伤中挣扎出来。
夫妻携手相伴25年，谢莉深深了解自己的丈夫。从1980年他们结婚那一天起，她就明白，丈夫是一个为了工作，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的人。当初，他们结婚仅有3天婚假，他都没能与妻子共享，照例是开会、上班两不误。
在妻子的印象中，丈夫永远有开不完的会、出不完的差。
牛玉儒同志到呼和浩特工作后，工作节奏更快了，“抗非”忙，“迎会”更忙。回家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了，有几次妻子曾打电话催他早点回家休息，连打几次后，他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后来，她只好向司机“求助”，哪知他回家后，进门就向妻子大发脾气，要妻子不要干扰他工作。
那些日子，谢莉看他实在太累了，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每天晚上早早为他备好洗脚水、挤好牙膏，等他回来。可他回家的时间根本没个点。有时等他回来了，当妻子把洗脚水端到床前时，他连衣服也没来得及脱就呼呼睡着了。妻子只能在他睡熟的时候为他擦把脸、洗洗脚。看着他像孩子一样沉沉酣睡的模样，妻子谢莉常常整夜地坐在旁边悄悄抹眼泪。妻子想：“也许只有这时，他才能陪伴自己。”
牛玉儒同志回来的晚，可早上却起得特别早。经常是在妻子还没醒来时，他人早走没影了。上班前明察暗访是他的惯例。对此，妻子常常疑惑不解，他这样当领导是不是有点傻啊？可牛玉儒同志却安慰妻子说：“请你多体谅我一些，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干，上有组织的重托，下有对老百姓的承诺，我这个市委书记现在别无选择。等将来我退休了，一定好好在家陪你，给你做饭，干家务活儿……”
一次，牛玉儒同志外出招商引资，因飞机晚点回家已时已很晚了，妻子等他到夜里12点还没回来，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发现丈夫的行李包在，但人早已不去向。妻子忙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已经在去往包头考察的路上了……
拿他没办法的妻子，只能一个人坐在家里抹眼泪。她始终担心，丈夫哪天撑不下去了，会突然离去……
在妻子印象中，丈夫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运转机，永无止境地向前运转着。她佩服丈夫一如既往的旺盛工作精力和过分投入的工作热情，有时也深感不解，却又不得不去理解。当有人谈论起孙繁森、焦裕禄时，认为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人物时，她就在心里默默地辩解：“有的，有的，确实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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