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们说：重温八十年代的阅读

　　１９８０年我３３岁，属于文革十年“蹉跎岁月”的一代青年人。对于我们这一代爱读几本书的人来说，７０年代末发生了几件冲击力很强的事，直接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８０年代的阅读生活。

　　先是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大学校园里涌进了一批特殊的大学生；继而有１９７８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在全国若干城市中出现通宵排队等候买书的景象；紧接着是１９７９年《读书》杂志复刊，第一期第一篇文章题名为《读书无禁区》。恢复高考摧毁了流行十年的“读书无用论”，又开始有了靠读书求衣食、奔前程的可能。只不过８０年代初那批特殊的大学生刚从“革命年代＂过来，还没来得及领会“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部含义，因而更多认同“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读书人形象。纯粹个人的动机一般羞于表达，他们采用的公众语言容易流于“宏大叙事＂。但这种“宏大叙事＂鼓励非专业同时也非消遣的阅读——— 出于某种关怀、某种使命感和某种精神追求的阅读。或许可以把这叫读书求大用，它是“文革”时期就不相信“读书无用论”的一大批人怀藏已久的一种冲动，而８０年代似乎给了他们实现这种冲动的一次机会。

　　其实“文革”时期也有过不求有用只求精神享受的阅读，但由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少了（举例说）爱默生或梭罗的那份从容，阅读时总带着某种紧张，就像一个过分饥饿的人进食时那样。这种紧张被带进了８０年代，囫囵吞枣的现象就难免发生。当然，潮底下总有流，峰回路转地到了９０年代，一批专家学者已经造就成型。这是恢复高考最为结实的成果。那种非专业同时也非消遣的阅读退潮了，也许是永久性地退潮了。倘还有，则多半可能是一种纯然私人性的阅读，不再属于“声声入耳＂、“事事关心＂一类。至于图书开禁一事的意义，首先是拯救了万千“饥民＂。已然“发育不良＂者固难完全矫正，再年轻一些的就受益无穷了。出版界、报刊业恢复生机，可读的东西当然不会止于过去已出版过的经典名著。只可惜８０年代文化生产力还过于薄弱，所以“饥荒年代＂并没有迅速过去。单纯从阅读者的角度看，原创的作品总嫌太少，质量高者就更为稀缺。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轰动效应＂，承载着推动“思想解放＂的历史功能，满足的则是阅读者的某种关怀。与之相呼应的是某些见于报刊的理论文章。学术著作的问世尚有待时日，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也许是唯一的例外（问世很早且质量很高）。靠编译引进西方新知识新观念的做法也应运而生，只是都很皮毛、零碎。到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有成批的译作出版，但也并非很有系统。而且，看似新译，实则多为＂补课＂之举。引进的西书中极少有当代的新著作。那几年呼声最高的尼采哲学、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不是什么最新舶来品。此外，实证性社科类的著作引进较少，法学著作似更少。……凡此种种，到９０年代都有所补正，然而人们的阅读心态已整个变了，不是追求实用就是追求消遣。图

　　本书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出第１版时，印数已达２３万册，可见需求量之大。卢梭的其他著作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

　　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曾经热情地阅读马列经典，这是其中的一本。

　　当年在青年读者中极为风靡。阿城认为用王朔的语言翻译它会很接近。

　　八十年初，当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时，萨特和弗洛依德是被人们咀嚼得最厉害的两位。

　　这是八十年代大学生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入门书，当时，“现代派”对于正统人士来说，不亚于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