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口述阅读史——见证新闻出版改革开放30年

　　新华网郑州５月２日电（记者 张兴军、桂娟）第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刚刚在郑州落幕，这场书香“嘉年华”也让读书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国人的读书生活也不断变幻着场景和主题。日前，记者采访了三位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从他们各自的读书经历出发，力图还原３０年来国人阅读生活的变迁轨迹，从一个侧面见证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的３０年历程。

　　“解冻”：求知若渴的精神阅读

　　口述人：牛苏林，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们这代人的读书经历受社会变迁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因为我初中、高中阶段处在“文革”期间，读书很少，能见到的多是充满各种口号的政治读物，或是一些塑造高大全艺术形象的革命文学。

　　１９７８年，我考取了陕西咸阳的一所大学，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长期被压抑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可以说是求知若渴。

　　那时是百废待兴，社科图书中除了文学类之外，其他很多都还跟不上。印象中名著出得最快，比如巴金、茅盾的书，还有苏俄文学等，出来就是“畅销书”。我也是见到什么读什么。

　　第一次阅读《红与黑》的体验非常深，主人公的个人奋斗经历给我的心灵带来一种震撼，同时也隐约体会到了一种长期被压抑的人性的回归。 当时社会上的书店很少，学校里除了图书馆，仅有一家五六十平方米的书店。虽然小，里面的图书种类倒不算少，既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既有大部头的文学名著，也有小画书类的儿童读物。印象中，每天课间那里都挤满了人。

　　那时书很便宜，名著通常都是几块钱一本，有的甚至几毛钱一本，大多数书的价格不超过１０块钱，但大部分同学无钱买书。我家里条件比较好，每月有２０块零花钱，就用来买书、藏书。有时候，１０块钱就能买五六本。

　　为了看书和买书，我和同学经常利用周末跑到西安，除了中午找个小店吃上一笼包子外，能在书店里待一天。

　　现在来看，上世纪８０年代的阅读背后有一种振兴中华的人生理想。

　　分化：零碎的物质阅读

　　口述人：沈洪波，郑州大学老师。

　　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尝试读四大名著，简装本的，上了初中开始读武侠小说。读书习惯可能就是这么养成的。

　　１９９１年，我考上郑州大学。当时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社会上盛行的顺口溜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下海”和“弄潮儿”也都是热词。

　　这样读书风气自然受到影响，很多学生都做起了“生意”，尤其是到了周末或节假日，校园里随处可见卖袜子、卖化妆品的小摊点，教室里基本没人。为了防止打扰，很多宿舍的门上都写着“谢绝推销”。

　　我读的是中文系，因为专业需要，所以经常去图书馆。另外，新华书店和邮局的书刊发行中心都能看书和买书，图书批发市场也出现了，那里的书通常比较便宜。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二手书市场。

　　大约是１９９３年，学校附近的金水河边上，出现了一个四五百米长的旧书市场，一到下午和晚上就围满了人，很热闹。里面各种书都有，我曾经花１０块钱淘了一套《鲁迅全集》，后来还用８块钱买了一本竖排本线装的《医典》，只是觉得好玩，并没有读过。

　　大三的时候，我读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感觉很切合农村的实际，引起了共鸣，后来还多次看过。当时有一种“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包括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也都很流行。此外，金庸、张爱玲、三毛等都有各自的读者。

　　最要提到的是王朔的小说。我是经过同学推荐接触到的，比如《顽主》《玩的就是心跳》等等，读后发现原来话还可以这么说，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很是过瘾。

　　今天看来，上世纪９０年代的阅读自然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由于很多人都茫然而无所适从，读书倾向就出现了分化，并且有点零碎，没有什么明显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