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事件追星也能疯狂 逼死父亲

　　杨丽娟出名了，因为追星。

　　这个29岁的兰州姑娘，13年前由于一个梦，认定自己与香港明星刘德华有着“前生的缘分”，开始了漫漫追星路。为了“圆梦”，杨丽娟初二起就退了学，再未出去学习、工作，一心沉醉于对偶像的追逐与幻想中；为了“圆梦”，杨家卖掉了房子，花光了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杨丽娟的父亲甚至打算卖肾支持女儿。3月25日，杨丽娟第四次到香港，终于亲见“朝思暮想”的偶像刘德华，并获得与之合影的机会。但她仍不满足，认为“时间太短，没有机会说出心里话。”第二天凌晨，杨丽娟68岁的父亲在香港尖沙咀海域跳海自杀。

　　悲剧震撼了世人，也引发了无数的追问和反思，对追星，对信仰，对崇拜……

　　反思一：疯狂回归理智，路在何方

　　当杨丽娟事件尘埃未定，又有明星何炅的一名女粉丝称要“效仿杨丽娟”，甘愿为何炅抛夫弃子，追随对方下半生。

　　类似的极端追星事件还有：一名歌迷因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歌星周杰伦，在其演唱会现场服安眠药自杀；一名男歌迷硬闯唱片公司求见港星陈慧琳，未遂后，把水果刀架在脖子上以死相胁，与警方对峙近3小时；某选秀比赛中，一媒体因批评某选手是“比赛以来发挥最差一次”，招来“粉丝”要把作者“做掉”的威胁……当追星追到极端，难免伤害社会，如一位娱乐记者感叹：“粉丝正成为公害”，“都是追星惹的祸”。

　　“杨丽娟这样的悲剧并非必然。”解放军第八五医院心理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刘素珍反对把过错都归结到追星上。她告诉记者，青少年爱追星，其心理原因是他们的“自我同一性”尚未完成，希望借追星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明星是崇拜者的理想自我，也是崇拜者心目中的未来”。某种意义上，追星可以减轻焦虑、释放压力。然而，为什么杨丽娟这样的“粉丝”会陷于疯狂？刘博士以杨丽娟为例，分析了极端追星者的某些心理特征：成瘾性，慢性抑郁，自恋情结等。她认为，这些病态心理有着很深层次的原因。要解开其心结，必须回到其个人经历中寻找答案，比如：成长过程中是否有未解决的伤痛，家庭关系中是否存在冲突，人格中是否具有依赖性和边缘性的特质。

　　尽管为死者讳，但熟悉杨家的兰州人仍认为，父母要为杨丽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负主要责任：“大家都说，难道她要天上的星，你也给她摘吗？”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邓明告诉记者，杨丽娟第一次表现出对刘德华的迷恋时，只有16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树立，杨父身为老师，没有尽到为人父母、正确引导的责任。刘博士却强调，当杨丽娟的悲剧震撼我们的心灵，不光是她的家庭需要反思，学校和社会也应该思考：我们是否为孩子培养了成长的良好氛围？是否提供了多元化的精神产品？是否缔造了有益他人的价值观？“追星这件事，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但总有一天，疯狂也能回归理智，只是需要理解和引导，而不是纵容或者谩骂。”

　　反思二：媒体在自由与责任间如何抉择

　　“杨丽娟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客观、完整的心理评估。”当得知居然还有媒体打算帮杨丽娟办赴港手续时，刘素珍博士愤怒了：个别媒体到底想把杨丽娟引向何方？

　　让我们回放一下媒体对杨丽娟病态要求“推波助澜”的作为：2006年3月，杨父欲卖肾为女筹旅费赴港追星时，内地多家媒体连续报道，某报称能助杨丽娟“圆梦”；同年，某电视台娱乐节目称只要杨丽娟配合录制，便安排她与刘德华会面交流，但承诺没能兑现；2006年底，刘德华出席《墨攻》首映式，在媒体帮助下，杨丽娟近距离观看，但并不满足……

　　“要帮杨丽娟圆梦的行为，是非常典型的媒体越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力丹说，传媒的职责就是客观报道，有意识、有预谋地推动事情发展，是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在陈力丹看来，是否报道、如何报道，媒体有自己的新闻价值标准，凡是偶然、极端的事件都可能被重点报道。但必须有分寸把握，如果大张旗鼓、大肆渲染地有意强化事实的某部分，就脱不了“炒作”的干系。陈力丹进一步指出，“既然炒作本身就是有意说什么和不说什么，那就很难说有良性的炒作。”

　　“媒体伤害了社会的道德底线。”杨丽娟事件中，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李岩教授最为反感的是媒体过于猎奇、对杨家挖地三尺的报道，尤其是用“杨丽娟逼死父亲”这类与事实不符的标题、“杨家有严重精神病史”等的描述，已经丧失起码的同情心。“真实、客观是新闻的原则，在新闻的范畴中的确如此。但是，新闻事件放在社会语境中，就要受到社会良知和对人的基本尊重的原则下衡量，它便不是唯一的原则。建立在对人类公共情感伤害基础之上的真实，只是聚沙成塔，毫无价值。”李岩教授还认为，部分媒体从猎奇角度报道杨丽娟事件，反映了新闻传播对娱乐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正应了美国学者波兹曼“娱乐致死”的话。“不能否认，社会心理的确有对这种‘眼球刺激’的期待，但是也有对高品质精神产品的需求。我觉得，媒体低估了受众的需求，或者是降低了自己的需求。”这样做也意味着媒体在损害自己的形象。

　　“这在乎传媒工作者的自律意识。”陈力丹说：“今天，我们的媒体常常是通过刚性的行政命令才停止炒作，这只能部分解决眼下急需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构建完善的传媒自律体系，让传媒工作者的自律意识内化，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

　　反思三：我们需要怎样的偶像崇拜

　　杨丽娟这样描述自己13年来对刘德华的追逐：“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或者信念，这个是我的一个理想。”把“明星”当成“信念”和“理想”，甚至如同神 ，在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看来，这一点也不奇怪，“典型的偶像崇拜。”在《新华词典》里，偶像就有这么一层意思：“特指一种信仰或理想。”

　　人类的偶像崇拜情结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图腾。之后，从神话人物到对祖先、圣人和英雄人物，以及今天的娱乐明星，偶像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王德峰教授认为，“偶像崇拜不是什么心理问题，而是生命价值落实的一种方式，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人类克服个体孤独感和有限感的需要。”

　　“并非所有的偶像崇拜都值得批判。有些偶像和社会总体的价值认同联系在一起，比如雷锋，大众对他的崇拜表达了对圣贤品质和互爱精神的追求。”王德峰教授说，这种崇拜以客观真实为基础，与社会和家庭的命运紧紧相连，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追索和完整生命的价值，无疑是有益的，也极少走向痴迷。反观对娱乐明星的追逐，出发点是什么？难道就是对其外表的喜好？或者干脆像杨丽娟一样，“来自一个梦”？这样纯粹私隐化的崇拜是漂泊无根的，很难与社会角色和责任发生对接。也因为其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最后，甚至会遮蔽对亲情的感悟和珍惜，所以杨丽娟会在13年追星梦中始终无视父母艰辛的付出，乃至父亲的去世，也不能令其醒悟。

　　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娱乐明星成为偶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成为“唯一”的偶像，“对娱乐明星的过度推崇是消费时代的病症。”王德峰说，表面看起来，这是娱乐产业对社会的强大渗透，但背后真正的原因，还是精神传统的瓦解和共同价值的缺失，这正是当下最需要警惕的———文化的沦丧。不过，王德峰还是乐于看到，杨丽娟事件后社会尤其是其同龄人纷纷表达了批判和反思，“这说明这一代孩子大多是健康的，他们也在对‘追星’进行反思，我相信，他们终会去寻找真正值得崇拜的偶像———那些具有伟大人格和美好心灵的人。”

　　记者发稿前，再次求证某报是否将为杨丽娟办赴港手续，遭否认。“没有这回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帮这对母女回归正常生活。”

责编：孟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