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璞：关于我国劳动就业的几个认识问题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09日 16:18)

　　人民网消息：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大会。会上，王瑞璞委员作了题为《关于我国劳动就业的几个认识问题》的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关于我国劳动就业的几个认识问题

　　我国的劳动就业形势严峻，短时期内不可能缓解。应采取长期的、积极的政策加以应对。

　　第一，劳动力总供给严重大于劳动力总需求

　　我国现有13亿人口，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按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7％～8％计算，每年净增就业岗位800万左右，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尽管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降低了，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每年新增人口的绝对量仍然很大。到2020年总人口将达15亿，2030年16亿，此时人口高增长趋势停滞，总人口保持在16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会逐渐地出现负增长。现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失业问题，那是在人口总量不变，或者是人口总量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基本原因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即科学技术排挤劳动力。这与我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国人口总量的高速增长将持续30年，与其相应的就是劳动力供给总量的高速增长。此系我国劳动就业形势严峻，而短时期内不可能缓解的根本原因。

　　第二，经济发展速度一旦放慢，劳动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我国经济发展连续25年高速增长，为世界所瞩目。但是，我们自己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连续高速增长具有国民经济恢复的性质。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已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长时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冷战体系下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我们国门自闭，经济发展速度不快。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的破坏，我国的经济已达濒临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的活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对外经济开放的能量同时进发出来。这是我国经济发展25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结束，经济体制的活力、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开放的活力等将持续地、平衡地发挥作用，不会再出现各种经济发展能量的集中进发。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很难永远保持8％或9％的高速度，经济发展速度一旦下降，劳动就业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第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周期性的，劳动就业相应波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早期，其周期呈现为“高潮一危机一萧条一复苏”的周而复始的过程。一般地说，在经济发展高潮时期，劳动就业状况都比较好；危机时期失业情况都很严重，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特别是1929年那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4000多万工人被抛向街头，成为失业大军。在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失业就挨饿，挨饿就造反。《国际歌》所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真实写照。甚至出现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武装起义那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的状况。经过“罗斯福新政”改革，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战后基本上没有出现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周期成为“高潮一萧条一复苏”。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过的矛盾和问题就值得我们借鉴。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仅就市场经济而论，并无本质区别。特别要注意的是当前严峻的劳动就业形势是在我国经济发展高潮时期出现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我们还不能说我国经济发展不存在“高潮一萧条一复苏”这样的周期。在经济发展中要极力避免出现危机，即大起大落。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是比较强而有力的，成功地避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我国经济发展持续高潮之后，出现萧条、复苏或者说一个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恐怕在所难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劳动就业形势将雪上加霜。

　　第四，经济统计要在量上正确反映劳动就业形势

　　现在通行的概念为“城镇登记失业率”。登记，就没有包括没登记的；城镇，排除了农村。近几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在3％到4％之间，今年控制在 4.6％以内。如是，叫充分就业，还何谈劳动就业形势严峻?!我建议采取“城镇失业率”和“农村潜在失业率”两个统计概念，以正确反映我国的失业状况。

　　“城镇失业率”就是城镇失业人口和城镇总劳动人口的比率。城镇失业人口包括18岁以上，男60岁和女 55岁以下，没有办理退休的和非在学的人口，而不管其是否登记。如果按这个口径统计，据我个人的抽样调查，城镇失业率约在10％左右，已属高失业率。

　　“农村潜在失业率”就是农村有待转移的劳动人口和农村总劳动人口的比率。一般估计，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约在1.5亿左右，农村潜在失业率是相当高的。这还是在农业劳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随着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总量还会增加。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劳动力不断转移出来的过程，转移得越快，现代化的速度越快；转移的数量越多，现代化水平越高。解决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一定要考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农民穷，不因为是农民，而是因为耕地不足，可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劳动力大量闲置。我多次到我国北方的农村调查，问农民一年时间都干什么?好多人回答：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休闲、三个月耍钱。简言之，农民穷，是因为农民太多。仅靠农业，农民增加收入的潜力不大。1997年至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没有一年超过5％，而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比上年增收43元，增幅为2％，而来自农业的增幅则为—2％，主要是来自外出打工收入。当前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仅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一小部分，但在农民增收中却举足轻重， 2000年到2003年三年农民收入增量中47．8％来自非农业。农民要富，根本途径就是农民要从农业转移出来。

　　第五，正确对待“农民工”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近年在加快，这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是一致的。2002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9400万人，2003年为9900万人，2003年比2002年增加500万人。这是经济的发展，也是历史的进步。今后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我们对这些离开农村外出就业的人统称为“农民工”。正确地对待“农民工”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将导致我们思想理念的转变和进步。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割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轻视和歧视农民的理念。现在，“农民工”本质上已是工人，只是尚未在城市定居，仅此而已。同是在建筑业，同是在服务行业，农村来的从业人员和城市的从业人员有什么本质区别?!不都是于的同样的工作吗?现在的城里人，追根溯源，绝大多数不也都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来的吗?现在城市中的那么多的高楼大厦绝大多数不都是“农民工”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吗?现在讲工人和农民，已不具有阶级属性，只是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和歧视“农民工”。在政策上对“农民工”和城市就业人员应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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