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纪录片《百年小平》第一集：人民之子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16日 14:51)
(北京.东郊 原邓小平专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每年都要乘坐这列火车外出视察。
原邓小平专列列车长 齐文明：
小平同志从1951年开始乘坐我们铁道专列，到1994年2月从上海返回北京，因为身体原因就没再坐我们专列，我们算了一下一共是七十一次。从1977年第三次复出以后，到1994年2月，他就乘坐了五十次，咱们粗算了一下，安全运行了二百一十三万七千多公里。
原邓小平专列列车员 李坤：
可以说首长在车上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总是有一个动作就是坐在沙发上然后看着窗外沉思。
原邓小平专列列车长 齐文明：
哪怕吸烟的时候在车厢里踱步他也在思考问题。
原邓小平专列列车员 梁石春：
在车上就是工作，总是那样的，白天晚上就是工作那样子的，看着他挺辛劳的那样子的。
原邓小平专列厨师长 张继光：
他思考问题有时候呢极度思考，就经常失眠，失眠有时候吃药，吃药的时候呢，有时候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家里人为了分散他的精力呀，就他越是坐那思考越是让这些孩子去在他身边闹，去亲他去，去啃他去。
原邓小平专列服务员 贾迎光：
什么话也没有，你眼前过人他眼珠子都不带转的，就是旁边已经没有什么那种感觉，就是在特别专一的在那儿思考，挺辛苦的，我们有时候看看都比较心疼他。
原邓小平专列列车员 李坤：
在南巡的时候，我也有幸担当他的乘务工作，他其实从北京上车的时候他身体并不是很好，但是也可能他心里有一团火呀，或者是他每次一到了站台，他马上就感觉好像不用人扶了那种感觉，而且到了地方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精神状态马上就不一样。
列车就像一个家，车上的人都称邓小平为老爷子。
原邓小平专列厨师 张本颖：
老爷子的称呼是我们在这个之间时间久了都是这么称呼法，加入一个老爷子，给我们一种很宽松的工作的那么一种感觉。我们对他的感觉、印象非常好一点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我们工作人员没有架子，没有挑剔，几个方面对我们应该说很亲切。
原邓小平专列列车长 刘维珍：
家里几口人啦？我就他说我们家三口人。住多少房子啊？住两居室。当时他还挺高兴的，两居室是不错的，在北京市来讲你这就挺宽裕的。他说你的工资呢，我说我的工资太低了吧。他说多少啊，我说我啊46块钱，当时（1978年）来讲，我说我跟他说，我说我我34块钱我拿了11年了，他说是太偏低啊，他就说，我说我们还可以，走首长任务嘛，我们心情反正不一样，他听我一说他也挺高兴的。
原邓小平专列厨师长 孔庆树：
有一次就给他炸油条把盐放重了，放重了之后盐呀，最后我们第二天发现这个问题之后，马上就是说采取其它的方法进行补救，就赶快和一块不带盐的面，就是正好呢兑在一起，这样呢就是说一个带盐的一个没有口的，这样吃了之后，老爷子也非常，当时我心里特别的胆怯呀，怕一旦提出来怎么办啊，老爷子还鼓励我们，老爷子说今天的油条不错啊，那意思是这是叫鸳鸯油条。
（邓小平与专列工作人员的合影）
原邓小平专列服务员 贾迎光：
给首长服务呢，非常有感情，想跟首长留个合影照片，因为首长是比较老年了，身体也不是说看上去很健壮，行走不太方便，这样呢，我们跟毛毛提出来以后呢，还觉得心里挺忐忑的，不知道能不能被允许跟首长合影，很快的过来叫我们说你过去吧，首长在他因为那车是睡觉的车嘛，在那个车等你们呢，然后我们那时候穿的是红的大红的这个服务的衣服。走过去以后，看首长已经穿好中山装在那等我们了，然后这时候依次跟首长握个手，留影，照片非常珍贵，非常珍贵。
（邓小平与理发师田惠燕的合影照片）
田惠燕是北京饭店的理发师，她也有一张与邓小平合影的照片。
北京饭店理发师 田惠燕：
最忘不了的就是我们那年在北戴河，因为每一年都照相，那真是上千个人照相，要一队一队，什么中直了，什么警卫局了，警卫团了，警卫排了，一切一切（人）都照相，那天是刚游完泳上来，我是（给他）刚刮完胡子吹完风，我想那么多人照我就算了，我就躲到外面了，最后全部照完了，老爷子想到小田呢，就到处找我，他们就找我，闪了一条道给我，从五浴场那儿，（大家）说的你看你多光荣多荣幸啊，老爷子还想着你呢。这么大的身份，这么大的首长，那还能想到我们一个这么小小的理发员，也真是，这事我永远也忘不了。
（1978年 全国科学大会）
这是一张大家都很熟悉的照片。陈景润，一位曾经以“书呆子”而闻名遐迩的数学大师。
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就对科学院的领导说，中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
陈景润夫人 由昆：
早在1975年的时候，当时我先生就是一个极普通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在数论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些进展。但是就是先生废寝忘食强忍病痛换来的这些科研成果，不但不被认可，反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了一些非议。当时小平同志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就非常气愤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
1977年，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提出，陈景润应该当一级研究员，并指示，每年春节，各级领导都要去看望像陈景润这样的科技人员。
陈景润夫人 由昆：
后来的话，小平同志知道了我们结婚以后三年多还两地分居，而且当时的住房也比较困难，先生当时身体一直都不是很不好，科研任务也很重，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一些活动也比较多，而且身边没有助手，一切都要他自己来做，所以小平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就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解决，而且亲笔批示了：能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很快为我们就解决了住房，还有我和孩子调入北京，还有为先生配了秘书。
所以从这些事里边，就可以看出小平同志这份关爱，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描述，真的我找不到。
（1980年 峨眉山）
这是一张邓小平经常提起的照片。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杨绍明：
1980年那个时候刚刚开过三中全会，我第一次很巧在成都碰见了小平，然后第二天，就是第二天小平同志爬峨眉山，就在这个过程中拍的这张“乡情”。小平同志是精神抖数，挽起裤腿，走到一个路口，已经爬了一个多小时了，又累又渴，就看见个老太太。
原四川省峨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田家乐：
这个老太婆就跟小平同志打招乎，哎，老人家您得福啊，小平同志讲大家得福嘛。这个老太婆认不得这个是小平同志。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杨绍明：
小平同志就发话了，老乡，离万年寺还有多远，但是老太太呢并没有注意这是邓小平，也没有注意前前后后这么一大堆人，一听了小平这个话以后也漫不经心回答，不远了，就在前面，这时候小平同很高兴啊，小平说好，我们加快点，这时候就往前走。等我们快爬到万年寺的时候，这老太太就追上来了，追上来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了小平身边就要下跪，说是我们的邓主席。
原四川省峨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田家乐：
小平同志把她扶起来，问她，老人家，多大年纪了？她说：76岁喽。啊呀，我俩个是老庚呀！这个老庚，我们四川话就是同年。就问她：生活如何？这个老太婆说：啊呀，比过去都好到哪儿去了。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杨绍明：
那老太太就被安置坐下来了，大家就在笑，就说这老太太迷信，什么时代了还给邓小平磕头，大家都在议论，小平同志就看了看老太太，又看了看我们周围的人，说，又不是拜菩萨，又不是拜菩萨，大家哄堂大笑。
（一组邓小平视察居民区，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照片）
邓小平说过，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与人民在一起，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人民的利益，是他最牵挂的事情。他说过，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
原邓小平警卫秘书 张宝忠：
在北京看群众的居民小区，那最早了，是1980年吧，看前三门，一上楼梯就看见门挂着锁，首长就说了，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怎么还铁将军把门啊，这不是告诉人家屋里没人吗，这种锁一撬不就撬下来了嘛。后来他们说这可以换，马上都可以换，他说以后有撞锁吗，他也知道，下次再搞这个我们都能改。然后一进屋里看卫生间，然后他说这卫生间太小，连个淋浴也没有，以后搞设计要从群众利益出发，这个屋稍微大一点儿，搞个淋浴，上下班回来不一定就跑街上去排队了，在家里就可以冲个澡了吗，这就方便群众啊。
（一组邓小平开怀大笑的照片）
邓小平经历坎坷，一生传奇。许多外国人见到他都会提问：您一生经历了那么多挫折，是怎样挺过来的？邓小平说了四个字：乐观、忍耐。
刘英，与邓小平同时代的老红军战士，三十年代初，她在江西见证了第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所体现的乐观与忍耐。
张闻天夫人 刘英：
政治上打击，我说怎么回事啊，他就告诉我这个东西，我才晓得。我说这个人真是，他也不在乎，他根本不讲，没有这回事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乐观的，他气量大。
长征的时候很苦啊，没有东西吃，大家都经常会餐，他当时也会做一些菜。做什么菜怎么好吃，四川菜怎么有名，他法国的事情他也谈，他不是到过法国吗，勤工俭学的时候的情况他也谈，我们都爱听，他东西知道的多，所以我们这些人围着他一起吹，我们就说我们湖南菜也很好啊，我们湖南菜也不比你四川菜差啊，就是吹嘛，互相的，就是精神会餐。
（江西 南昌）
这又是一种巧合。将近四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再次来到江西。就在这栋小楼里度过了三年零四个月的艰难岁月。那时候，他的精气神是怎样呢？
1970年，老一辈革命家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偷偷地跑去看了一次邓小平。
张鼎丞之女 张九九：
我们都激动了好几天准备，觉得见到了邓叔叔不知道会怎么样，当时一看，我和华川两个人全愣那了，邓老爷子站在楼梯上看着我们，一下子给我们一种震撼，因为当时想他是在困难的时候，但是他站在那给我们的感觉完全不是一个被打倒的人，我们就赶紧过去跟他握手，他把手伸出来跟我们握了一下，握完了说吃饭了没有，搞饭吃，给司机同志准备饭，说完了以后，你们玩嘛，午睡上楼了，当时给我和华川是一种震憾，就是说一个打倒的人，邓老爷子那个威严和他那个气势，一点儿都不减当年。后来我们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那个司机，因为他不知道是去看谁，说你刚刚看的那个老红军是个大官吧，不得了的大官吧，我们当时两个人不敢说，这个司机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全中国打倒的一个走资派会是这样的一种气势。
见到过邓小平这种气势的还有当年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
原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 罗朋：
邓（小平）一方面本人的性格是坚强不屈的人，临乱不苟，临危不惧。他就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身体，生活也很有规律，他很重要一个表现不吃安眠药，他来的时候吃多少安眠药，这说明在处境这么危难的时候，能够把安眠药戒掉，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胸有成竹，所以我去的时候看到他高兴，而且再大干一番的样子，信心十足的样子，身体也好了。
（北京 东交民巷17号）
这是1976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被打倒的邓小平被监管的一个住所。那之后不久，中央办公厅的干部李维信一直在邓小平的身边。
原中央办公厅干部 李维信：
我见到他除了经常在院子里散步，在屋里就是看书、看报，其余的时间还看到他在院子里头，因为中院有一片草坪长的很深在夏天，他就是戴一个草帽一天就是用镰刀一绺一绺的割得很整齐，放得也很整齐，摆到那个洋灰地上把它晒干，最后晒干以后点火把它燃掉了。他作为一个消遣，也作为一个锻炼法。在这个期间实际还是软禁，与外界隔绝，任何人都不让见，在这期间他得过一次病，医生、大夫都感觉到邓小平同志的毅力很坚强，当时在住院期间尿道插了管子，提了个瓶子每天还坚持散步，说这个一般的病人插个管子，提个瓶子尿道还这样散步，是不可想象的。
（1986年 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专访）
华莱士：
对于你和你的家庭来说“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
那件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
（北京 京西宾馆）
认识弊端，寻找出路，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我们正确的思想路线。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
邓小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次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确定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从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
四年后，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再次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伟大号召：
邓小平：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道路，是引导我们实现祖国现代化，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邓小平一生奋斗，为中国人民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邓家院子的松树，北京蟒山的松林）
邓小平一生喜爱松树，有人说他具有松树的性格。
植树老人单昭祥是连续十一年陪同邓小平义务植树的绿化工作者，他作了这样的回忆。
原首都绿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单昭祥：
这一天是1983年3月12号，他种了一棵白皮松，种完了这棵树以后都清理场地走了，这个时候中央领导同志都还在那儿，还没走呢，我记得讲以后什么运动都不搞了，全民义务植树这个运动不仅要搞，而且要大搞，要坚持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要世世代代地坚持下去，这段话声音也很大讲的，我记忆很深。后来蟒山公园，就把它刻上，在那有一块石碑。
（北京昌平 蟒山公园）
如今的蟒山已经成为森林公园了。邓小平十年树木，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无私奉献，同样是他一生的本色。
原邓小平保健医生 郭勤英：
1992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在看电视，看电视新闻有一条就是献血的，国家颁布一条法规，就是“义务献血法”，后来首长就在那儿看他的胳膊，我说首长你胳膊怎么了，有点儿不舒服了吗，他说不是，他说你看我这个胳膊血管特别清楚，还有点红，他说你看我都可以献血，他说你看我这能献血吧，我说首长颁布这个献血法是有一定年龄限制的，我说你年龄早就超过了。
在这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捐款单。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 徐永光：
在1992年我们掀起了一个希望工程的百万爱心行动，在这个活动最高潮的时候，是在1992年的6月10号那天，基金会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捐款室，来了两个军人。
原邓小平住地管理员 王世斌：
几次都是我去的，捐给希望工程，不以自己的名字。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 徐永光：
后来我们说要登记捐款人的名字，两位军人讲说这个是有纪律的，不能公开这位捐款人的名字。
原邓小平住地管理员 王世斌：
卓琳同志就交待我，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用这样一个名义来捐，人家就不行，好像不好交待，你必须去写具体是谁名字，我们写完了以后我们就跑了。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 徐永光：
后来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调查，最后终于知道这是小平同志的捐款。
原邓小平护士 王海珍：
1993年那次我跟首长一起在那儿坐着看电视，刚好电视里就报道世界公园落成的消息，然后我就跟首长说，我说首长你看，世界公园落成了，里边可能都是那些世界各地的微缩景观，应该挺好看的，首长说，可能吧，我说要不你也去看看，他说我不能去，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去啊？他说，你想想，如果我去了，要惊动多少人，因为他说话特别简单，但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的到位，我们的体会，就是惊动了这么多人，肯定包含一些武警战士，警卫人员，然后就是那些正常出行的老百姓，游玩的老百姓。
（解放军301医院）
原邓小平护士 黄琳：
我记得就是当时在静脉穿刺有一回我是协助外科的大夫来给首长做静脉穿刺，我在那儿协助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点儿受不了，所以在那儿的时候我一边帮着他工作，我一边默默的我自己眼泪就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了，然后我也不想让首长看见，也不能让医生看见，我就把头扭在一边，我就在那儿扶着，后来还是被我们的大夫看见了，大夫看见说你下去吧，以后到穿刺完了以后人也都走了，首长跟我说没什么可着急的，就是那意思不要着急，就说他自己都那么难受了，他还在安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看特别难受，我们的脸上肯定就有些愁容，首长说那么发愁干嘛，脸上那样的，说高兴起来，还是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而且到了最后（首长）角膜进行了捐献，把遗体也是作为医学研究，让301（医院）进行解剖，最后骨灰一点儿都没有留，撒向大海。
(1997年2月24日 北京西长安街)
北京饭店理发师 田惠燕：
我也到301（医院）去了，我算是他们家里一个成员，我是坐在他们家里面成员那几排车里面，我还不像他们护士每天在身边，我是四十天，最少也得一个月才来一次，把我算成家里的，我真的挺接受不了这个。
陈景润夫人 由昆：
我去送小平同志的时候，我走了几站路才赶到那个地方，赶到301（医院）是肯定来不及了，我就直接奔八宝山那边走，走到玉泉路那边好像灵车就要过来了，当时的人特别特别多，后来我就爬到一个板车上面去，看到小平灵车过来了，当时那种心情，一个就是说小平同志走了以后那种悲痛，再一个一切都是那种复杂的心情，我当时真的没有差点儿从车上栽下来。
这一天，为邓小平送行的还有成千上万的香港同胞。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周南：
那次在香港设了灵堂，那是很感人的场面，香港人扶老携幼，一进灵堂就跪在地下痛哭的呀，好几天日日夜夜排着长队来给他送行，据说在香港历史上是没有见到过的。说明小平同志他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思想，以及他的人格的魅力，在香港同胞当中确实是感人至深的。大家对他真正的爱戴，出自内心的，那不是装出来的，有的老先生知道他喜欢抽烟还买了很好的香烟，献在那个灵堂他的那个相片下面，一见面有的就嚎啕大哭。
原邓小平住地管理员 王世斌：
首长去世以后，我接受家里面交待的任务，首长的（有些）遗物给销毁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小段，我们两个把衣服、鞋子，用一个小车拉到服务处的一个锅炉房，去给它烧了，我们两个人对面坐着，抖一件看看，抖一件看看，首长那个短裤，白的短裤那都是发黄了，都不是白的了，都洗的，那白的布一洗一时间长了它发黄它不是白的了，都发黄，都很旧很旧的了。那衬裤腰这一块有这么长大的口子、窟窿。就是首长在临终以前依然还是穿着破了的衣服。
一个无私奉献，品格高尚的伟人，邓小平不仅赢得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一睹邓小平的风采，曾经是许多国际政要的心愿。
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 刘华秋：
日本当时有一个金丸信，这个金丸信就是日本自民党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幕后人物，他自称他是“日本的邓小平”，他没访问过中国，那么他在九十年代初期，他就想到中国看看，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他在沈阳啊，到东北去视察去了，那么金丸信就要求见邓小平同志，他说我是“日本的邓小平”，见不到中国的邓小平我回去就不好交代了，提出来。后来我跟他解释，我说小平同志不在北京，在外地没法见你。他说不在，也可以见我，我到外地见，所以他说见不到我就不吃饭，他说今天晚上我不吃饭了，原来姬鹏飞给他搞个宴会，在钓鱼台十八楼，他不吃，我就想办法跟小平同志联系，我说金丸信他非得要见你，说他是日本的邓小平见不到中国的邓小平，他回去没脸见人了。小平同志后来说你这样吧，给他捎个口信，他说我回不去了，路比较远也赶不上。说第一，等他下次来我要见他。第二，我请我邓家姓邓的一个人明天见他，谁呢？就告诉他说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代表我来见他。后来金丸信一拍桌子，行，反正是你邓家的人，邓颖超很有名，周恩来更不用说，他说吃饭。他说这样的话不要姬鹏飞先生请我，我请姬鹏飞，一个人三百美金，今天晚上，这样就是请好多人，十八楼装不下，后来找了一个大楼，搞的轰轰烈烈，那天晚上。所以那时候世界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想见到邓小平同志。他的影响不仅是在中国非常大，在全世界，在各个角落都非常大。
（1978年 邓小平访日）
与金丸信有同样愿望的还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先生。
原中日友协副会长 王效贤：
因为田中对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非常的钦佩、热衷，田中就念念不忘，一定要实现他重访中国的夙愿。但是他后来病了，半身不遂了，语言也有障碍了，尽管是这样，他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成果非常的注意，每天读报的时候，凡是有改革开放的消息，统统拿左手用铅笔画起来，让他女儿给他剪下来，剪报，他认真的学习，看。一直到后来，他女儿跟我说过，她说我父亲就是想再到一次中国，因此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父亲在集中进行康复锻炼，到1992年，就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的8月份他来了，来成了，也是带着一家七口人。
天安门城楼见证了邓小平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1984年10月1日，当邓小平检阅完三军后登上这座城楼的时候，中国人民送给了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 荣高棠：
（国庆）三十五周年，小平同志阅兵，那时候他就在天安门上，天安门上我也有个角色，从开国的时候一个呢就是领导喊口号，另外就是管体育。1984年小平同志在那了，我也给他讲，讲第一这是少先队，有多少人组成的，下面是什么什么队，工人队了，市民哪，学生啊，这学校，那学校，这是北大的，这是“小平您好”。
“小平您好”，是一群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打出的一条横幅，它恰如其分地喊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原北京大学学生 李 禹：
在国庆的前夜吧，那时候说要有大型的游行了，所以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就想，就说在这么大的活动上我们怎么才能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
原北京大学学生 于宏实：
当时也说了不少的其他的这种字句了，但是在我印象中好像是意见很快就集中在向小平说些什么话。
原北京大学学生 栾晓峰：
最后确定是说，小平同志你好，一开始有人说写万岁，但是很快被否决了，说这个有个人崇拜的色彩，所以我们大学生比较超前了，所以就决定写“小平同志您好”，这样大家就行动起来，拿来了作花用的彩纸，我们班的常生同学用布头，因为没有写大字的毛笔，用布头蘸着墨在彩纸上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字。李禹同学把他的被单拿来作衬，哈斯同学拿来了他支蚊帐的架子准备当支撑杆。有趣的是横幅写好以后，往被单上别的时候，被单长度不够，所以只能别四个字，最后只能别“小平您好”。
原北京大学学生 赵宝晨：
这样一种话呢，正像我们平常认之间每天要打一种招呼一样的。
原北京大学学生 栾晓峰：
所以这个“您好”，我觉得是它体现了一种领袖和人民那种亲切感，也是发自我们学生内心的，可以说语言是朴素的，感情是真挚的，轻轻地道一声“小平您好”。
三十五周年大庆结尾
责编：阿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