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第一年——写在国庆55周年之际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30日 13:40)

　　人民日报消息：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社会大变革，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或以往的那种“改朝换代”。

　　

这场社会大变革是怎样起步的？

　　它所面对的任务异常艰巨：需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根深蒂固的旧中国的面貌，需要战胜摆在面前的无数严重困难，需要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的社会制度。

　　拿下棋作比喻，这是一个“布局”阶段。棋局的发展会千变万化，但一开始的布局是否得当，关系极其重大。布局如有不当，形成某种定势，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再要矫正便十分困难。

　　这样重大的社会变革在起步时，处境的艰难也许是今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那时候，国内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华南和西南广大地区有待解放；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难题堆积如山，特别是物价的飞涨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活；一些西方国家对人民共和国抱着敌视态度，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不少国家对它还缺乏了解，心存疑虑；原有的革命根据地主要在农村，并且被严重分割，如何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新政权几乎完全没有经验。客观形势迅猛发展，许多燃眉之急的重大问题必须很快作出决断。

　　新中国的前途会怎么样？海内外存在着种种猜测。有些人怀疑：它虽然建立起来了，能不能站住脚跟？中国共产党虽然夺取了政权，能不能把政权巩固下来并向前发展？这些怀疑的存在不能说是毫无理由的，因为要实现那样的目标确实有太多的困难，稍有不慎便可能前功尽弃，或者留下很多后遗症。

　　事实回答了这些问题，新中国第一年的开局是成功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满一年的时候，也就是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庆祝大会的报告中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一年来取得的成绩：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准备土地改革工作，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培养干部和提高文化。他得出结论：“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他在报告快结束时充满自豪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予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在短短一年内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实在是个奇迹。尽管在前进中还存在种种困难，尽管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例如各地党组织和政府在城市管理、工厂管理等方面严重缺乏经验，有的还沿用以往管理农村和军队的方式去管理，不少干部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犯有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的错误等，但新中国已充分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各项工作，总体说来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人民信任自己的国家。新中国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美好的前景。

　　为什么新中国的第一年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原因很多。最重要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着手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和社会，领导者必须有预见，胸有成竹地早作准备，才能在复杂环境中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临事不乱。

　　中国有句老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准备和没有准备是大不一样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也讲到：“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他又说：“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既有长远的理想，又规定了明确的当前任务。

　　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就已从原则上得到解决。但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相对说来还比较小，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被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

　　根本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国民党由强者变为弱者，共产党由弱者变为强者，各方面的优势都转到革命力量方面来了。这年10月，我们党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已被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两个月后，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更加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又对新中国的方方面面作出许多新的更加具体的论述。这些是在近两年的时间里，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斟酌后确定下来的。

　　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解放战争的胜利来得太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在这段时间里，党中央的绝大部分精力不能不集中在指导战略决战和解放区土地改革等这些极端紧迫而不容有半点疏忽的工作上。在如此紧张而忙碌的情况下，我们党仍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放松把目光同时转向为下个阶段建立新中国作准备，对未来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格局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行将到来的大变革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有所准备。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部分，对新中国的各个方面描绘出具体而可以操作的蓝图；并且通过反复协商，听取意见，取得大家的同意，使这个纲领成为中国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共识。周恩来同志对民主人士黄炎培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同意以这个《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有了它，才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行动准则，步伐一致地开展各项工作。

　　第二，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新中国取得的成功，是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力量的源泉。没有这一条，人民共和国一起步要冲破重重困难，顺利发展，使人耳目一新，是根本办不到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极端重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外，还在政权建设中把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半个月，就致电各大区负责人说：“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当新中国成立满一年时，极少数市和县已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其他所有的市以及1007个县、36个蒙古旗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部分的区、乡和村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在过渡时期内，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对团结各社会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对政府听取人民的意见，以及使人民能了解并监督政府的工作，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各界人民代表来共商大事，表明原来处于社会下层的工人农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参加北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后，生动地描述了他当时那种强烈的感受：“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市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吗？”确实，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穿着“短衫”和“工装”的工人、农民，现在能够同穿着“西服”和“长袍”的人坐在一起，平等地共商大事，这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是整个社会大变革中富有象征性的一个缩影。它把民主从少数人才享有的权利变成多数人都能享受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中国的老百姓，以往常被讥笑为“一盘散沙”。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将社会各阶层人民以空前规模组织起来，建立起各级工会、农民协会、青年团、学联、妇联、街道居民委员会等，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随时可以动员起来协助人民政府完成各项工作，改变了过去那种散漫无组织的状态。这是使中国人民团结大大加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形成了人民政府最广泛的社会支柱。

　　在旧社会，许多贫苦民众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种种非人折磨。这种状况不改变，很难谈得上人民当家作主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政府在帮助他们从苦难中解脱出来、“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包办、强迫等封建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和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再嫁。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妓院是旧社会最惨无人道的黑暗场所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先在北京市经过调查，由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在12小时内封闭全市妓院，解放妓女1288人，并作好安排。全国各地也相继采取同样行动。1950年2月，政务院公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贻害中国100多年的鸦片烟毒的清除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对横行一方、欺压民众的“东霸天”、“西霸天”之类的流氓和黑社会等恶势力，各地也采取措施，进行有力打击。社会风气从此焕然一新。这些是谁都能看到的变化，因此到处传诵：“新旧社会两重天。”人们的这种切身感受，比千言万语的宣传所收到的效果要大得多。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都是新中国的主人。中国的民族关系有着自己的特点：境内的各民族在千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已形成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许多民族还长期在同一地区杂居。这些特点是历史形成的，是现实生活的主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由于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曾提出实行民族自决、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设想。随着对我国实际国情了解的加深，这个看法逐渐改变，终于提出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纲领》制订前，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政协代表解释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希望大家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共同纲领》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了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成功创造。如果不实行这样的制度，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实行联邦制，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它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第三，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候，必然会出现许多混乱现象，给人民带来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秩序和稳定十分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加快人民解放战争的步伐，解放除西藏外的全部大陆国土，清剿还残存的200万土匪，自然是根本前提。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采取坚决措施，集中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群众最关心、最感到痛苦的实际问题，使人民的正常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二是对旧社会和旧政权进行改造时，审时度势，有步骤地推进，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尽可能减少混乱。

　　那时候，人民生活中感到最痛苦的几件事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长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由于战争仍在继续，这种势头一时还难以消除；严重水旱灾荒，使广大农村居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在城市中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现象。

　　其中，最突出的是物价问题，它直接牵动着家家户户老百姓的心。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半个月，当人们还沉浸在开国的欢乐中时，一场无情的风暴就袭来了：从10月15日起，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涨，粮食、棉布的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近两倍，人心惶惶不安。人民政府立刻采取断然措施，从农业地区特别是东北老根据地调集大量粮食等物资，在适当时间向城市放手抛售，并厉行增产节约，以后又统一了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到1950年3月间，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稳定下来了。全国批发物价总指数，如果以1950年3月为100来计算，到这年12月已降为88．60；这种稳定不是一时的，而且延续下去，到1952年6月还只有99．20。稳定物价，这个中国老百姓企盼多年而不可得的愿望，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半年内实现了，对人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我们所料不到的’。”

　　在自然灾害中，当时最严重的是1950年的淮河大决口，被淹耕地达3100万亩，灾民995万人，有些地方的灾情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周恩来同志在政务会议上激动地说：“水灾是非治不可。如果土地不洪就旱，那就土改了也没有用。”经过统筹安排和认真准备，从1951年2月起，规模宏大的治淮工程便开始了。

　　除救灾外，救济城市失业者也是一项繁重而艰难的任务。旧社会本来就留下庞大的失业队伍。新政府成立后，在经济改组过程中，一部分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工厂倒闭，又增加了失业的人数。全国失业总人数达到117万人。政府采取的主要救济方法是以工代赈，同时又使用生产自救、还乡生产、发放救济金、转业训练、介绍就业等办法。到1950年9月底，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受到救济的达半数以上。

　　这些工作，使人民感到政府是关心他们的，是切切实实替他们办事的，是值得信赖的。人民的信任是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能造成万众一心，去完成各种艰巨的任务。

　　为了减少新旧社会交替过程中因出现混乱而造成损失，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进行接管和改造工作时力求步子稳妥。对必须解决的问题，坚决采取措施去解决；凡不是急迫需要解决的事情，可以先维持原状，不急于改动。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原则。他在1950年4月给当时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陈毅的电报中说：“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不久，他又提出，要集中力量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要四面出击”。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接管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时，提出了“不要打乱原来的企业机构”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要打乱原来的技术组织和生产系统，而要保持其完整；在派出军代表后，原有员工除极少数反动分子和劣迹昭著者外，凡愿照旧供职的仍然照旧供职；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行民主改革，以便实现管理民主化和经营合理化。当准备1950年冬大规模开展新区土地改革时，作出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的规定，以减少社会的震动。在接管旧政权时也采取慎重的方针，将旧人员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当时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子恢写道：“我们随着军事的迅速发展，采取了以省为单位、自上而下、委派干部建立各级政权机构的步骤，同时在区、乡以下采取了大胆利用旧保甲人员的方针。采取这个方针的目的是为着在过渡时期稳定社会秩序、减少混乱和破坏，并便利进行当时紧急的支前、征粮工作。”文教工作方面也是如此。拿高等学校来说，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开始即废除了反动的训育制度，停止了党义与公民课程，改用校务委员会负责校务，以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方针来代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的反动文教方针”，其他方面不轻易改动。

　　这样，就保证了整个接管和改造工作能够有秩序、有步骤地稳步推进，不致造成重大的混乱和损失。

　　第四，社会大变革需要秩序和稳定，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与国之间也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以便能集中力量推进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力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睦的周边环境；二是独立自主，不畏强暴，排除任何外来的干预。

　　如何开辟外交工作的这种新局面，是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极端重要而又陌生的问题。一切都需要另辟蹊径，从头做起。新政府的外交工作，一开始就树立起自己的鲜明特点，那就是独立自主。

　　周恩来同志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充满民族自豪感地明白宣示：“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他又严肃地提醒大家：“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他反复地叮嘱大家：“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

　　这以前，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大陆取得基本胜利，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已从根本上被废除。外国人在中国趾高气扬地为所欲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社会大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中国一成立，外交工作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走向国际社会。人民政府向所有国家表示了善意。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上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但那时，世界已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这种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剧烈。美国政府当时对新中国抱着敌视的态度，不仅自己不肯承认新中国，还竭力阻挠其他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这种敌视态度在以后一段时间内更加强了。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社会主义苏联，这是十分可贵的。三个多月内，新中国同1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都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先后抵达苏联访问。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特别关心的是世界和平问题。在同斯大林会谈时，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提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从总体上使国家稳定。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同志将条约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时说：“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访苏期间，又有13个国家先后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有7个国家在1950年10月底前同新中国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它们包括：一类是亚洲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另一类是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和中欧的瑞士。这是第一批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突破。以后四年内，中国又同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分别建交。这样，直接同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大体上都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周边国家建立起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自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阶段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大体上确定了下来。这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安全和尊严，把屈辱外交一扫而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是新中国第一年面对的最重要课题。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过去了，回顾新中国在第一年走过的历程和种种新气象，依然令人神往。（金冲及）

　　专题：庆祝建国55周年

责编：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