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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东方周刊:中美关系关键时刻期待胡布会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9月08日 15:41 来源:
    专题:胡锦涛出访加拿大墨西哥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

  ?望东方周刊消息:

  关键时刻“胡布会”

  《?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舒泰峰/北京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将于9月中旬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时在纽约举行会晤。

  这虽然不是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首次会面,却是在中美关系关键时期的一次会晤。

  2002年的“胡布会”

  其实,胡锦涛和布什的首次见面,是在2002年2月22日上午,地点是清华大学。在当日中国外交部举行的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孔泉说,胡锦涛在陪同布什进入演讲的会场之前,两人在客厅进行了短暂的友好交谈。他还说,布什重申美国副总统切尼对胡锦涛副主席近期访问美国的邀请,胡锦涛对此表示感谢。

  两个月后,也就是4月28日,应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邀请,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乘专机抵达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从东到西,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了檀香山、纽约、华盛顿、旧金山几个美国重要城市。当时执政仅一年多的布什总统,于5月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胡锦涛。

  美国媒体在4月30日发表评论说,“美国官员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当面审视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十多名参议员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托马斯?达施勒的办公室迎接胡锦涛,他们一边喝咖啡和茶,一边交谈。达施勒曾说,他认为胡锦涛的访问是一个积极的事态,是美中关系继续改善的迹象。”

  对于胡锦涛首次赴美,当时的美国媒体悄然掀起了一场“胡锦涛热”。在他尚未抵美之时,就已经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

  在美国国会,胡锦涛发表演讲:“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和30年前(尼克松访华)相比,今天中美两国有更加充分的理由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

  与此同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

  除了华盛顿,纽约也是当时访问的重要一站。由于访问是在“9?11”后不久进行的,胡锦涛抵达纽约的当天就向世界贸易中心遗址并献了花圈。访问距离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仅有数月。在抵达纽约的当天上午,胡锦涛副主席还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访问结束后,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表示,胡副主席对美国的访问是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一度受到较大干扰的背景下”进行的。他与美国领导人就台湾以及人权、不扩散等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美国外交学会亚洲问题研究所主任、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伊科诺米的评论――《正当胡锦涛访美之时,美国应重新看待变化中的中国》,称在执政一年多后,布什政府尚未为它的对华政策提出一个清晰的构想,一直是在一种“中国威胁”的设想与一种冲淡克林顿提出的接触的立场之间左右摇摆。美国政府应该对如何看待中国采取一种新的观点。

  2003年至2004年,数度会面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倪世雄的印象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6月1日。那是胡锦涛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到达法国一个叫埃维昂的小镇,参加八国首脑峰会中的南北国家首脑和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

  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进行了高峰会晤。据报道,当时布什见到胡锦涛后说,“我认为中美关系是好的,我希望中美关系今后会更好。”胡锦涛的回答是,“我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是稳定的,我希望中美关系今后更加稳定。”他还加了一句,“我希望中美关系能够长期稳定。”

  从“稳定”、“更加稳定”,到“长期稳定”,这三层关系的递进传达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继续推进中美关系,希望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保持一个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倪世雄说。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卢明华则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1月20日,胡锦涛和布什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的会晤。

  海外有媒体称,胡锦涛这次圣地亚哥之行最具意义的表现,是他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中,没有走惯常的含蓄话语套路,而是直接向对方说出了“重话”。

  他在与布什会见时强调,“‘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并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他对布什直言不讳,“总统先生多次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特别是去年12月9日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我们对此高度赞赏。希望美方切实履行上述承诺,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也是在那次会晤中,胡锦涛提出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四点要求。

  胡锦涛说,今后四年将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双方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保持中美高层交往的积极势头;加强两国战略对话;充分发挥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的作用,努力推动两国经贸、金融、科技合作进一步健康发展;继续按照双向、互利原则,加强反恐、执法、卫生、环保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继续就朝核、伊拉克重建及其他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密切磋商和协调。

  人们注意到了“交往”、“对话”、“合作”等关键词。

  2005年9月,“在关键时刻的一次会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把9月份胡锦涛与布什的会晤称为“在关键时刻的一次会晤”:中美虽然基本格局稳定,但结构性的矛盾在上升。

  近期,两国高官频繁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穿梭,其中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两次访华。

  与此同时,摩擦同样存在,而今年尤为明显。美国对华纺织品“特保”、《中国军力报告》渲染中国军事力量、“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事件等,均在美国以不同形式的“中国威胁论”泛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后‘9?11’时期”。陶文钊注意到,布什在今年5月31日接受《福布斯》杂志记者采访和赖斯8月19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都肯定了中美关系是良好的,但也都强调了中美关系是“复杂的”,或者“非常复杂的”。

  “布什第一个任期内,美国高层没有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进行强调。这样,对中美关系的修饰语就由原先的三个C(candid, constructive, cooperative)即“坦率的、建设性的、合作的”)变成了四个C(加一个complicated,复杂的)。这说明美国决策者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陶文钊告诉《?望东方周刊》。

  在这种背景下,胡锦涛此次与布什会晤格外受到各方关注。“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些人或政客对中国的发展有些担心。这次胡锦涛主席将向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传达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是一支和平的力量。”

  “双方都希望能够达到增强合作,部分消除疑虑的效果。这就把中国希望和平发展和合作的良好愿望带到了美国。”王缉思说。

  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说,“中国的发展目前引起了美国比较大的关注,‘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比较有市场,所以胡主席怎么说明中国崛起的和平性是一个大的看点。”

  具体到会晤的议题,曲星认为首先台湾问题是每次中美首脑会晤必谈的问题。“现在美国方面仍然在向台湾出售武器,试图将台湾纳入到美国信息整合的范畴之内,扩大跟台湾的军事合作,这些是中国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

  如果不出意外,9月12日起的那一周,朝核问题第四次六方会谈第二阶段谈判将重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谈判主要双方还是美朝。中美首脑会晤能否促使美国能够采取一些更务实、更灵活的态度也是一个看点。”曲星说。

  “此外,在首脑会晤之前,中美纺织品谈判在工作层面能否达成共识,从而使两国元首能够在会晤中签订协议或者做一个宣布同样值得关注。还有能源合作、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问题,会谈中可能都会涉及。”曲星告诉《?望东方周刊》。

  “这可以反映出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对美设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傅梦孜研究员说。

  中国三代领导人与美国

  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2005年6月底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组特别报道,以20多个版面的文章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了解读。封面上,是一副毛泽东的艺术画像。

  毛泽东对美国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16年7月25日,在写给友人萧子升的信中,他就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早期见解。当时的毛泽东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但同时主张美国不应只限于欧洲,应该介入太平洋事务,以便能制裁野心勃勃的日本和建立中美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冷战最严重的时候,也是中美关系的对抗阶段。毛泽东当时对美采取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做法,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和炮轰金门事件,都体现了这一点。

  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孤立,毛泽东认为是暂时的。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时说,“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开启了“改变世界的一周”的中国之旅。

  2月28日,双方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宣告结束两国长达23年的对抗,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南京大学教授卢明华认为,中美关系1972年春天的突破为中国打开了一副全新的外交画卷。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仅两个星期后,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相继正式建交或者实现外交关系升级。毛泽东对此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中国同西方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紧接着同日本建交。”卢明华说。那一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者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这可以说给后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邓小平:与美国正式建交

  早在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就表达过想去美国看看的愿望。1978年7月5日,中美建交谈判开始。由于双方立场尚有相当距离,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于同一天分别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中美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随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美。

  作为第一位走踏上美国土地的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才能、胆识和风度征服了卡特,风靡了美利坚。在他访美期间,美国主要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200多名新闻记者乐此不疲,跟踪采访和报道了邓小平的活动。《时代》周刊那一年两度把邓小平选为封面。

  “邓小平改变了普通美国民众心中的中国领导人形象。过去的中国领导人,被美国媒体歪曲成十分僵硬、呆板,邓小平的幽默和睿智让美国人又惊又喜。”卢明华说。

  轻松一路贯穿着邓的美国之行。但在当时陪同的翻译冀朝铸的记忆中,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有美国议员提出了一些挑衅性问题,如台湾问题。邓小平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放弃使用武力。

  西雅图是邓小平访美的最后一站,他说,“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你们这个被称为通向‘东方的大门’的城市,这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两国是隔水相望的邻居。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两年后,中美两国签订了大约35个协议,政治往来、经贸合作,以及文化交流迅速开展。两国进入了一个蜜月期。

  江泽民:走出危机走向新阶段

  卢明华认为,从1989年开始中美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了,可谓跌宕起伏,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危机,即1989年后的急剧恶化、1995年李登辉访美的低潮期及随后的“台海危机”,以及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的困难期。

  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遵循邓小平的处理原则――“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逐步修复中美关系。

  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江泽民和克林顿总统举行首次会晤。

  在江泽民提出“认真、积极、向前看”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的情况下,两国元首的西雅图首次会晤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基本上结束了1989年后紧张的关系,打破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

  第二年5月26日,克林顿发布命令,宣布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脱钩,同时表示与中国携手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关系。五天后,克林顿做出了一个美国总统历史上鲜见的举动,专门撰文谈对华政策,指出中国是亚洲乃至全球安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自西雅图会晤以来的第四次会晤。两国元首商定,将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进行正式互访。

  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携夫人王冶坪开启了八天的美国之旅。11月4日,在回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江泽民说,这次访问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

  仅仅过了两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严重的危机。倪世雄认为,第三代领导人非常沉着冷静地处理了这一场危机。

  “特别是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果断地提出了四字方针,就是‘斗而不破’。”“斗”就是和美国的霸权主义做坚决的斗争,这是原则性。但中美关系不能破裂,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维护中美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走出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的低迷。

  在友好祥和的氛围中,江泽民于2002年10月22日,以国家主席身份对美国进行了第二次访问。

  中美十年:来自中美的视点

  “合作加摩擦将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中国能够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戴闻名/北京报道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在过去十年中不断经历合作与危机:合作更加紧密,摩擦也层出不穷。《?望东方周刊》就此对话了两位著名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裴敏欣。

  当前,“结构性矛盾”上升

  《?望东方周刊》:进入布什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复杂化的趋向。你怎么评价中美关系的现状?

  王缉思:我的观点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稳定。在一些领域中美的合作在加强,同时另外一些领域矛盾有所上升。即使是同一领域,比如能源领域或台湾问题或者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矛盾和合作交织。也就是说中美很难找到这么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美仅仅是合作,或者仅仅是矛盾。

  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喜欢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但也对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持比较支持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欢迎两岸关系改善,一方面又向台湾推销先进武器。美国没有表态说支持中国统一,但它是不是就支持台湾“独立”,从而希望引起中美之间一场严重的冲突呢,也不是这样。

  中美的所有矛盾还不至于发展成全面对抗,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也不可能就使中美成为一种盟友的关系甚至于朋友的关系。所以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稳定,同时有所发展变化。

  裴敏欣:可以说十分复杂。在过去,中美摩擦大多是由于具体的事件,比如李登辉访美、轰炸大使馆。现在,中美之间很少有具体的导火线,相反,结构性矛盾凸现,即中国崛起与美国霸主心态之间的矛盾。

  这特别表现在中海油事件上。这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美国把一场并购事件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深层矛盾。可以这么说,中美从汇率到中海油的各种具体纠纷中,结构性矛盾明显了。

  中美目前的核心问题是战略互信的问题。

  《?望东方周刊》:目前有一种评论,认为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新阶段的表现则是中美关系的摩擦明显增加。你认同吗?

  王缉思:不认同。“9?11”之后,中美关系基本框架是稳定的,美国目前没有今后也暂时不会把中国看作是主要敌人和主要安全威胁。中国也不会跟美国争夺霸权或企图把美国孤立于与国际社会或亚洲事务之外。新阶段从何说起?不管是矛盾还是合作都难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新阶段。

  中美之间的矛盾显然是有所上升。但是这可能跟媒体的报道有关。冲突的东西很容易报道。特别是西方媒体总要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冲突性的东西比较容易上媒体,合作性的东西比较不容易上媒体。

  裴敏欣:中海油是美国近一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如果说这让美国重新审视中国,那就是,这个事件对美国人,主要是精英阶层的心理冲击很大。从前,“中国崛起”是虚拟语态和将来时,现在呢,他们感觉已经是现在时和进行时,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对生活的直接影响。

  《?望东方周刊》:目前中美关系的症结是什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王缉思:症结就是随着中国力量日益强大,中美之间某些结构性的矛盾在上升。比如中国增强国防力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我经常跟美国人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9%,而军费增长却是1%或2%,这怎么可能呢。但是美国人就有些吃惊,就会看成是对美国的威胁什么的。

  这里头确实有些人想进一步增加美国的军费,美国要搞导弹防御系统,不把朝鲜、中国说成威胁,那要防御系统干什么。另一方面,美国部分人确实有些困惑和不理解。用美国人自己的说法,不知道中国力量上升对美国是祸还是福。

  “福”这方面不用多说,美国也承认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动机,中国经济好了,美国人可以买中国的产品,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会上升,美国大公司也乐意跟中国合作。但另一方面,中国是具有跟美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大国,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也在上升。比如说中国在周边地区外交很活跃,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美国也有疑虑,觉得中国不错。美国就有点嫉妒,就要进行反制,拉印度,拉日本,对中国形成一种战略牵制。这个就是结构性的矛盾,也是中美关系症结所在。

  这实际上是美国人是对中国的走向判断不明确。

  裴敏欣:是中国崛起与美国霸主心态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美国的心态,也与他们缺乏自信有关。“9?11”之后美国缺乏安全感,加上政府判断失误,导致深陷伊战泥潭。最近的民调显示,一大半美国人认为“国家方向”是错误的。这也导致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

  《?望东方周刊》:怎么解决这种症结?

  王缉思:中美结构性矛盾有三种原因。一种是中美确实有利益上的矛盾,比如世界石油、天燃气的供应毕竟是有限的,中国的石油需求增加;第二个原因是误解,就是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对中国有一种误判;第三是敌意,部分美国人就是不希望你好。比如美国国防部某些人或者一些极右派对中国抱有敌意。

  对于第三个原因,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要求解决之道的话只有针对前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进行利益上的调整,必要的话要相互之间进行妥协。跟做生意一样,你说三毛钱,我说五毛钱,最后达成四毛钱的交易。另外一个是增信释疑,双方把话都讲通了,并不是有意跟对方过不去。这两个方面是可以做的。

  裴敏欣: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未来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把摩擦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不要“感染”到其他健康的部分,特别不要让安全领域的矛盾影响经贸关系。

  十年间,交往越来越深

  《?望东方周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其中有哪些规律或者特点?

  王缉思:基本上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主义为基点,在战略上中美有共同利益。从1989年到“9?11”,这是第二阶段,双方关系起伏不定,悲悲喜喜都有。第三个阶段,也就是“9?11”之后到现在,处于基本稳定的阶段。

  至于特点,首先,总体来说,双方相互的交往包括民间的、政府的都越来越深。在交往中相互理解也加深了。这是个规律,与经济全球化是同步的。姚明去美国打球产生这么大影响,这在过去是不能想像的。这是一种潮流,一个规律。

  第二,中美两国的国力都上升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左右,现在是32%左右,再保守的数字也占到30%。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1978年的1%到今天的4%。中国的力量上升并没有造成美国的衰落,美国独霸世界也没有阻止中国的上升。也就是说至今中美并没有形成争霸的局面,也没有理由说中美将来必然争霸对抗。

  第三,中国上升的速度比美国更快,这肯定会使美国的疑虑、警惕和防范加强。但中国也正因为上升速度快,从而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也更有信心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有个铁的规律,中国国内稳定,经济发展好的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处理双边关系。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慢,国内不稳定,就不会有信心和精力来处理好中美关系。

  第四,中美建交后经历过几次危机,中国还是以大局为重,加强沟通,最终使危机得到化解。这给未来中美关系带来启示,即中美首先要建立沟通机制,经常交往,把疑虑和问题包括对对方的意见说清楚。然后还需要建立一个危机管理机制。

  裴敏欣:从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克林顿上台以来,到现在差不多12年了。这期间,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包括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贸易问题。中美目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战略互信的问题。

  需要提到的是,过去12年中,中美关系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第一,经济整合越来越紧密,这对于缓冲战略摩擦起到了很大作用。目前中美的贸易额比12年前应该有了几个数量级的增长。

  第二,在美国商界出现了敢于在关键时刻为中国说话的商业利益代言人,包括美中贸易委员会和在与中国贸易中获利很大的进口商。不过,这有一个局限,就是当国家安全成为主要议题时,这些人就不大敢讲话了。

  第三,两国精英阶层之间的交流大大增加了。政府高层之间对话的频率是史无前例的。

  这中间的互联网革命也促进了这种交流。此外,90年代是中国“海归”回潮的开始。许多地厅级、局级、处级干部和大学教师都是美国海归。因此互相的了解,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增加了一个数量级。

  中美关系的三个支柱中,政治对话和经贸大大加强了,只有安全比较弱。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两国普通民众互相之间的认知是怎样的?

  王缉思:两国民众的认知受媒体的影响很大。但经过亲身接触,比如访问对方的国家,你会发现中美两国人民是比较容易相处的。民众之间是没有敌意的。

  但是中美民众的认知有一个缺憾,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情况下,双方民众对对方国家的那种“敌人意象”很容易被激活。总的来说,中美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知是两面的。而从纵向来看,双方的相互了解越来越多。

  裴敏欣:我的感觉,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没有基本的改变,当然,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也没有基本的改变。美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一方面信息高度发达,一方面自我封闭。美国民众80%的信息来自电视,而美国电视主要报的是国内新闻。

  未来,中美能够避免冲突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中美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吗,还是成为“敌人”?

  王缉思:从国家层面说,中美不愿意成为敌人,因为成为敌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中美应该避免冲突并且能够避免冲突。

  今后合作加摩擦将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即使美国和日本,上世纪80年代也曾经吵的不可开交,美欧也同样有矛盾。中美之间不好不坏,非敌非友,基本稳定的局面能够持续下去,中国能够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裴敏欣:中美关系近期内不会有变化。至少三五年之内,中东仍然将是美国最关注的区域。中国要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塑造东亚区域性结构。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全球竞争,是一种区域竞争。中国要在亚洲开拓一个局面,让亚洲邻国放心,让美国消除疑虑。如果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话,中国的战略主动性将增强。

  《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再谈中美关系

  目前中国没有必要再出一本类似的书

  “民间有一些民族主义联盟之类的团体希望我们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基本没有参加”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许瑛/北京、上海报道

  很多中国人一定还记得,差不多十年前的1996年,有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热销到超过了北京夏天的温度。

  “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这是书中很有名的一段话。

  这本全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书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赶印出版,吸引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因此成为1996年最轰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

  宋强等几个年轻的作者,成为了西方媒体眼中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

  十年后,“更理性的民族主义”

  该书的策划者、也是第二署名作者张小波(书中署名“张藏藏”)如今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书商,在亚运村拥有一家图书公司。事隔近十年之后,他仍然向《?望东方周刊》承认,这是他策划过的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当时才30出头的张小波如今已步入中年,留着寸头、穿着考究,说话不紧不慢。他说,《说不》在当下看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最大的价值是促使美国决策者了解了一个更为全面和真实的中国,提醒他们不要肆无忌惮地损害中国的利益。”

  他的同伴、《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署名作者宋强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宋强是带着两包美国香烟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一包是“万宝路”,一包是“骆驼”。万宝路已经打开,里边还剩下三四支烟,他取出一支,但没有点燃。

  宋强与张小波差不多同龄。由于《中国可以说不》的机缘,以前在重庆一家电台当部门主任的他在出版界获得了认同,目前主要从事图书和电视剧策划,同时仍在写作。

  “在中美关系方面,我们之后基本上退出了这一领域。民间有一些民族主义联盟之类的团体希望我们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基本没有参加。其实我们并不是什么民意领袖。”

  说完,宋强蓦地起身走出会议室,一会取回来一个打火机,点燃香烟。他承认当时写《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姿态比较“草莽”,观点比较“突”,有些过于粗糙的东西需要调整,但是总的看法没有变化。

  “我还是十年前的观点,中美遏制与反遏制是不变的主题。美国会不惜以破坏游戏规则来进行,如否决中海油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收购。”

  当记者追问“目前中国有没有必要再出一本类似《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时,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抽了口烟,眼睛望着窗外,停顿片刻后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的确有出版社希望我们再写一部,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没必要一次次的激动。”

  张小波也同样认为没必要再写一本类似的书,但“应该有一本更理性的民族主义的书出现,比《中国可以说不》更成熟,更具可操作性。”

  《中国可以说不》的另一位作者古清生身材魁梧、戴一副大黑框眼镜,已经有了啤酒肚。见到记者时,他首先掏出一本书――《大嘴吃八方》,“饮食散文书后面又出了三本,我准备出50本,然后希望有人介绍到西方去”。

  古清生希望记者称他为“自由作家”或者“田野学者”。在写《中国可以说不》之前,古清生已是一位自由作家。现在,走向田野,考察中国地域文化并以饮食散文的形式来记述地域文化是古清生的新工作。

  古清生说,之所以走向田野与《中国可以说不》有关,因为有位美国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不理性地批评美国,而不去理性地书写中国。“这使我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加上我本身对地域文化感兴趣,所以就去各地考察,去触摸中国文化的根,去展现纯朴、善良、不好斗的中国文化,写给美国人看。”

  “在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上,我的基本观点仍然和那时候是保持一致的。‘说不’不是说不跟美国交往了,而是要有选择性地与美国交往。对中国有利的就交往,不利的就‘说不’。”古清生说。

  (插入一)2005年2月 《环球时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民意调查

  对象: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五大城市居民

  在这些城市的居民中“一般喜欢”和“喜欢”美国人的占了大多数,其比率分别为52.9%、13.2%,两者相加为66.1%。另外,认为发展中美关系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人分别占61.92%和49.31%。同时,将美国视为友好国家、学习榜样、合作对象的,分别占10.4%、11.7%、25.6%,三者相加达47.7%。

  但是,另一方面49.2%的被访者认为美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比例高达56.7%的被访者认为美国确实在遏制中国。

  美国华人组织“百人会”2004年12月进行的调查

  数据提供:清华大学IUP(校际合作)中文中心美方主任唐占?)

  对象:200位美国各界精英和1200位普通美国公民

  结果显示,66%的人对中国有良好的印象,而10年前持这种态度的人只有46%。在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重要的盟友,仅次于日本,高于土耳其。但是,有超过50%的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

责编: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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