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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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com消息（中国周刊 3月11日）：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中国周刊。

　　今天我们的中国周刊注定是很特别的一期，这一周我们只关注一个话题，如果说国内最值得关注的新闻，目前自然是正在召开的两会。而在每年的两会上都会有很多焦点的议题，但有的是年年关注的，比如医疗、教育、就业等等，但是一提起一个话题就会想起去年的两会，那自然是《反分裂国家法》的审议和通过，那么今年呢？提到哪一个是最具有2006年的特点呢？

　　主持人：估计不会多少人有异议，今年最有特色，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自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两会召开之前，中央出台2006年的一号文件，主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同样在两会召开之前，我曾经问过参与起草这份文件的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首先我问，这一号文件是不是一个发令枪，陈锡文回答，是。接着我问，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个一号文件是否意味着经过了长期的量变之后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的开始，陈锡文的回答依然很坚决，是。这两个“是”很容易让我们明白，这两个一号文件可是跟前两年的不太一样，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虽然过去也多次提过，但是这回显然不同以往，甚至你可以把这个很熟悉的词汇完全当成新鲜的、陌生的词汇来看待。好了，为什么是今年打响了这个发令枪？而又是怎样的一个思考拉开了这中国三农问题质变的开始大幕。

　　春节一过，在北京的中央党校举办一个省部级领导的专题研讨班，已经成为近年来的一个惯例。而从研讨班中去仔细观察每一个意味深长的讯息，也逐渐成为了新闻媒体的一种习惯。

　　2006年2月14日，几乎每一个人都读到了今年这个研讨班的不同。

　　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去开班，总书记，总理都分别做报告，还有一些国务院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亲自都做报告，这个规格是最高的了。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几乎全部到场，参加研讨班的则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队各大单位主要的负责人，一周的紧凑安排，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张虎林：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摆到了大家面前，大家就感觉到原来意识到，可能意识的程度不一样，这次就意识到了。

　　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我们在第一线工作也感觉到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的，所以这个取得共识的基础可以讲是很深厚的。那么，大家提的一些关心的问题，无外乎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项目的摆布，重点怎么样，中央已经明确讲出是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首要任务，这个来讲一下子大家认识都完全统一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去年十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就已经被正式提出了，去年年底，中央又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专题研究推进新农村建设，过了仅仅一个月，中央再次以这样一种高规格的研讨班形式，把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召集至北京，如此密集的安排，目的何在呢？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张虎林：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锡文：首先要促使各级干部在自己的认识上，确确实实理解中央的要求，这样他才会有自觉性。

　　就在党校研讨班结束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依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件中，竟密集出台了30多项具体措施。

　　同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2006年的一号文件有一个非常可喜的情况 就是方方面面的改革都涉及到了 他要求是一个综合改革 只有综合改革才能化解农村累积很久的这种复杂矛盾

　　温家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

　　本周，面对两会代表的强烈关注，有评论说，新农村建设从提出到开始大力推进实施，只经历了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可以感觉出中央高层对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性和巨大决心，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在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刻所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断。

　　陈锡文 （发布会）：党的领导层经过对整个经济进行分析，明确提出中国已经到了以工业去促进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阶段。这个判断是2004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当时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由此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现实的判断。

　　主持人：中国的三农问题无论是专家还是我们的直观感受都容易明白，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难题。记得2003年的两会，即将离任的朱?基总理也表达过农业问题没有重大突破的遗憾。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当年的两会上，朱?基总理去湖南团参加讨论，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谈农业问题，并表示，自己对农业非常重视，但中国农业问题的改变却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似乎是巧合，又是必然，几天之后温家宝当选为新一任总理，而就在他当选为总理并进行记者招待会的当天，我们在演播室原本要采访农业问题专家陈锡文，但是下午接到陈锡文的电话，他不能来演播室了，因为当天晚上温家宝总理找他们开会。这也就意味着新上任的总理第一天就把关注点投放到三农问题上。这样一个两任总理关于三农问题的交接，事隔几年，仍然让我们感受到，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三农问题是总理的大课题，更是中国改革纵深发展的一个大课题。

　　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各种各样的数据显示出，中国农业所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也更棘手，仅从现在开始刚刚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就涉及到国家财政支出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农村医疗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农村养老保险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等等等等。

　　安徽省委书记：我们的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为核心的第一步改革和后来的农村税费改革，我个人认为它实际上，总体上看是一个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通过这样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之后，它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个总体上讲还是在农村这个范畴内部的，依靠农民积极性调动的这样一个，解决一个农产品供应的问题。所以这次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革应该讲是重大历史任务，它本身是一个，应该讲，它所涉及的领域应该比第一步改革更为广泛。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中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提出的20字目标，那么，目前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和我们多少年来所出台的三农政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韩俊：新农村的建设，实际上它包含了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更综合的目标，实际上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党的建设，五个方面，所以说在实际工作当中，应该把我们政策的着力点要放在促进农村的综合发展上。要解决，特别是在起步阶段，要着力解决农民最需要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

　　在不久前刚刚下发的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一号文件中，共包涵32项重大举措，从八个方面力图破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有评论指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从单个部门、单个领域局部解决“三农”问题，而是从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试图根本上彻底为中国三农问题找到出路。同期：发布会 陈锡文：

　　目标很清楚，一是农村生产力要得到发展，第二农民生活水平要得到提高，第三是农村基础设施改善，第四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发展，第五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推向前进（接点）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

　　针对新农村建设，去年11月，温家宝总理就要求国务院各部门都要明确自身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2006年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迈出有力的一步。在中国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有媒体就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指出新农村建设已经不仅仅是单一的农村经济改革，而是一场综合性改革；不仅仅是局限于破解三农问题之困，而是成为中国在现阶段转型期的重大战略构想，标志着中国发展步入“新战略提升”期。

　　陈锡文（发布会）：现在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的宗旨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这种发展差距，要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作为公民能够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样才能建设成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

　　主持人：提起中国的改革，人们很容易想到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因为在那儿所进行的尝试为之后的大尝试开了一个头，打了一个样，试了一个点，但是改革毕竟向前行进了20多年。这一次当我们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它究竟该是一个什么样，似乎没人能一下子准确的说清楚。甚至在一号文件出台之后，还会有很多误读，比如把社会主义新农村仅仅想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属于物质型。或者想成干干净净的村庄，卫生条件不错的外表型的，还有农民水平提高，素质型的。其实哪一种都有点靠边，但是又不全对。这也就难怪连中央都为此着急，一号文件出台，专门把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们都请到北京的中央党校，封闭学习一个礼拜。这些人可都是大忙人，但这一个礼拜，学习的绝对认真，这还不说，他们每天的讨论与心得，第二天早上就会送到中央领导的办公桌上，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统一认识的看法是极其重视的。那好了，这开始建设的新农村该是什么样呢？有没有做的不错让人们可以借鉴借鉴的地儿呢？通往未来的路又该是什么样的？

　　和赖三发一样，成千上万赣州在外务工的农民，有的回家竟然迷了路，有的坐车坐过了头，因为他们眼前所看到的，和他们离家时印在心里的，已经完全变了样。

　　村民 赖水源：我回来两天，看到我们农村的变化，我感受路也宽了、 自来水供上了、太阳能也用上了，应该说是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的一项民心工程、便利工程，然后感觉家乡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从2004年9月起，赣州市委决定在全市倡导以 “三清三改”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试点，首先从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入手，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水、改路、改厕。短短一年时间，赣州10％的试点村庄，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原来的乱坟岗变成了一排排小楼；原来的垃圾坑变成了清澈的池塘；4000多个村，全部做到了猪进圈、鸡进舍；泥泞的村路被水泥路面取代；家家户户都有了像城市一样的室内卫生间，冲水蹲便器、淋浴齐全；很难相信，一年前，这里还是人畜混居、脏乱差现象严重。

　　江西省省委书记 孟建柱：很多农民外出打工，他们回家来，都希望这个路会平坦，（接点）其次，还希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譬如希望能够喝上洁净的水，还加一个什么，卫生的厕所，我们现在有一些农村的厕所还很脏，甚至一些地方还是人畜混住，这不利于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这些都需要解决。

　　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农业大市，赣州究竟是怎么做到目前的成绩？这片红色土地，正在吸引着全国的眼球，不但有建设部等中央4部委前往调研，它还先后接待了13个省市的考察团。

　　江西省省委书记 孟建柱：一个项目，基础项目要上的话，必须由村民大会，或者叫村民代表大会，或者叫农民理事会讨论，80％以上的农民都赞成，那么这个项目才能够搞，否则就不能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政府引导，尊重农民意愿，成立由农民自主推选的农民理事会，这样，由理事会出面，政府和农民商量怎么做、作什么、需要多少钱、政府和农民怎么分摊？然后再通过理事会挨家挨户做工作，通过一个村就先做一个村，然后发挥它们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村加入，这是赣州在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经验。4000个村的改水 改厕 改路，赣州政府的资金投入仅为4.9亿元，资金使用效率之高令人吃惊。而且，他们的新农村建设试点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支持。

　　江西省省委书记 孟建柱：我们感到最重要的体会是赣州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试点中间，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接点）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不是我们政府官员说了算，而是农民说了算，他们在农村第一线，基层干部，农民，他们最清楚，我们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政府主要是引导。

　　和赣州一样，广东湛江徐闻县的经验也被很多媒体报道。2001年，经济发展缓慢的徐闻县委启动了以通路、通电、改水、改厕、先进文化进村、卫生习惯进村等为载体的生态文明村建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县为新农村建设共筹集的8.6亿元资金，其中竟然有6亿元是群众自筹的，徐闻如何让农民迸发出如此高的热情，值得借鉴。

　　马晓河：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标准不是由你政府说了算，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要农民同意不同意，农民高兴不高兴。就是说为农民办实事，为农民办点民心工程，一定不要搞形象工程，不要搞政治运动，一定要为农民做实事，把好事办好了，把好事做实了，千万不要摆花架子。

　　村民唱歌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白亚丽：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切，发生在一个靠近湖北神农架原始森林的偏远山村，村民们在支农大学生的带领下，成立了自己的村委会，讨论农村出路。他们每天早上跑步、做操、演讲，他们上课前喊口号、唱歌，学习农业技术、法律法规。这就是温铁军所倡导的一个新乡村建设试点。

　　温铁军：新乡村建设就是Rural Construction，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可以翻译成新农村建设，也可以翻译成新乡村建设。我这些年操作，这些年实践，不过是在全国形成了一批试点，/我们组织一些青年志愿者下乡，跟农民去同吃同住同劳动。

　　组织大学生下乡支农，在中国早有传统，温铁军倡导的新乡村建设之“新”，在于它是一场以精神激励和农民组织化为理念的扶贫活动，有别于以往的资金扶贫，大学生下乡开展的是对农民的精神扶贫。温铁军和他的同仁们重走“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七十年前走过的乡村建设之路，在河北定州翟城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养农民的学校――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个实验基地的成立，成为温铁军新乡村建设的开始。

　　温：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只是非常低层次的，非常原始的一点儿探索，不可能三年就有太大的发展，我甚至有些时候主张别太快。

　　事实上，温铁军的新乡村建设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到来自理论界的各种非议和质疑，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发展模式。然而，温铁军却把他的实验基地从河北推向了全国，借助从非政府组织筹集来的资金，温铁军广泛组织有志于农村建设的大学生进行培训，并让他们下乡开展调研和支农活动。

　　短短三年，他们所建立的村级试点已经扩大到30多个，还有几个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中的市县级试点，在这些村中，他们帮助农民形成老年协会、妇女协会、文艺宣传会等一系列农民组织，他们说，农民即使贫穷，也要快乐的有尊严的活着。

　　温：几千年的农村社会，小农经济是一个经济基础，到底什么上层建筑适应经济的经济基础，我们还没摸到门，只能慢慢走，也许穷我一生的精力尚不能完成一个研究课题。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

　　1967年的日本和1970年的韩国，在经历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导致了工农发展失调、城乡差距拉大，农村出现了后继乏人、生产凋敝和其他社会问题。和目前的中国相似，当时韩国农民的平均年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

　　陈锡文：我想从韩国的经验来看，第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靠政府的力量，动员全社会的人员去帮助农业农村发展，这是个非常好的思路，而且也确实能塑造实际效果。

　　刘志仁：日韩的新农村建设给我们的启示和借鉴，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刘志仁，国务院参事，曾多次参与对日韩的农业考察，并执笔撰写多篇报告呈交国务院。

　　刘志仁：第一，是政府特别重视农民参与，因为建设新农村农民是主体，所以一定要农民参与，另外在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培养农民的自立精神，让他自己能够经营，自己一点点可以致富，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针对国内情况，20年前，日韩两国不约而同的先后展开了新农村建设，经过多年努力，两国的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韩国农村人均收入已基本和城市持平，日本农户的家庭年收入有的甚至还高于城市家庭。

　　和日韩相比，中国农村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样是农民增收的问题，日韩与中国的农业都是小农经济，这种农户分散小规模经营的方式，使得农民仅仅依靠农业很难致富。与中国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同，日本农民更多的采用了“就地”“兼业”的方式，在家乡同时从事工业与农业。

　　刘志仁：日本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之中，国家专门制定了一个法律，就是《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国家从政策上鼓励一些企业，中小企业搬到农村，这样的话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既搞农业也搞工业，日本应当讲85％以上的农民都是兼业农民，这点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就地非农就业，这样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另外使得农村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了通过立法来促进农民增收，日本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保护程度，也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如果再加上地方财政的农业预算，日本财政支农资金甚至超过了其农业GDP的总额。

　　刘志仁：我们考察过的农村，问一下他的基础设施，包括农田基本建设的设施和农村社会发展的设施，大部分都是中央政府补贴50％，地方政府再补助30％―40％，其他的农民可以通过他自己的经济组织贷款，农民自己来贷款，农民负担很小的一部分。

　　有了政策、有了资金，谁来带领农民？韩国和日本用“新村指导员”回答了这个问题，举例来说韩国目前有多达19.4万的“新村指导员”，他们由各村推举，由政府和农协统一培训，再下派回村，具体负责申请资金、引进项目、组织村民协作等等。韩国的新村指导员对新村建设的成功起了关键的引导作用，他们当中许多还发展成为优秀的国家公务员。

　　刘志仁：指导员（培训）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农业技术方面，另一方面还有经营，而我们这两方面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很重要的是要解决人的问题，第一是要大量培养新型农民，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更多地培养农村社区的管理人才。

　　2004年12月，刘志仁参加了国务院参事室组织的日韩农业考察团，考察团回国后为国务院撰写了韩国新村建设报告。随后的2005年5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也亲自带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财政部、建设部、央行等几个部门联合去韩国考察，形成了两个报告上报中央，在今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韩日的经验或许会给中国带来借鉴。

　　主持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崭新的发令枪，那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开始的这个战役绝不是几天就可以打完的。中央决策者曾经明确表示，这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而有的专家说，这个战役估计会贯穿我们整个新的世纪，清楚的人们都明白这一点。但也总会有一些乐观者，有一些头脑发热者，有的希望尽早实现这样的目标，因此大干快上，超越阶段大跃进，有的是大做外表文章，面子漂亮，里子依旧，成为形式主义，而可能也还会有的人是认为政府全主导，一切我都大包大揽，最后费力不讨好，一切都走了形。针对这种种重重的可能，这一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策者上来就有了约法三章，给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们，勒了一个紧箍咒。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锡文：农村的生产关系现在是明确的，也是稳定的，也将是长期坚持的，这种生产关系体现在土地问题上，就是由我国的宪法规定的，农村将长期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

　　《金融时报》记者：关于土地买卖权的问题，农民是不是能够像城里人买房和卖房一样买卖他的土地？这样的话，城乡之间的土地价格就不会差距那么大，而且当地官员也不会由于把农民的土地转成非农用土地过程当中产生腐败现象。

　　陈锡文：中国的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许买卖，从这个角度去看，我想新农村建设的整个方案设计中，大概现在还没有涉及到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的问题。当然以后征地制度怎么改革，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还在进行进一步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会不会改革目前的土地所有制？”这是很多三农问题研究者争论的热点，2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陈锡文对此明确说不，五天之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陈锡文再次将坚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和不能加重农民负担定义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两个不变”。

　　在强调两个不变的同时，一些地方对于征地制度的试点改革却在进行。两会上，一条连接广东韶关和江西赣州的高速公路就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注意。因为在这段公路的广东境内一段，当地政府近日决定将采用“农民土地入股”的方式征地建设。同为数不多的一次性征地补偿相比，这种做法无疑让农民更能够长期分享到土地升值后带来的利益。实际上，作为试点的广东省早在去年10月1日就以省政府令的形式出台《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将与国有土地一样，可按“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纳入土地交易市场。

　　韩俊：温家宝总理在前不久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特别是他讲到，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要主要用于农村，把土地的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政策思路。我们国家每年土地的出让收益，全国有多少，这个很难说清楚，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查，在沿海的发达地区，这一方面的收入可以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如果在这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放活，我想农村的面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就有了一个新的来源，农村的面貌就有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2006年3月9日 政协农业组分组讨论会 甘宇平委员：广大农民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表现出了极大的拥护和支持，但在欣喜之余还存在三种担心。一是担心脱离实际，而是担心增加债务，三是担心虚而不实，把建设新农村搞成了一种应对上级来检查的“花架子”。

　　在两会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热烈讨论中，一些地方大搞形象工程、大拆大建的现象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一些地方政府不惜给个别地方“吃偏饭”，集中财力物力打造“花瓶”典型的做法值得警惕。

　　今后的新农村建设不搞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更不能损害农民利益，从新农村建设提出那一天开始，中央就多次强调，3月7日，参加政协讨论的胡锦涛主席再次重申了许多原则。

　　人大代表 辽宁省委书记 李克强：我们今年决定对若干个县，要加大他们在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上力度，也就是说我们放宽对他们行使一些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限制，让他们能够自主的做出一些决定，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建设新农村的一些政策措施真正的落到基层。

　　安徽省委书记：坦率地讲，对于我们皖北，又是淮河两岸的一些传统农业地区，农业比重比较大，而且经济基础也比较差，农业人口也比较多的地方，我们是采取的叫试点示范、稳步推进，必须用这个方法来，纵观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任何时候搞一哄而起都是不成功的，特别是农村。

　　主持人：在2006年，终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紧迫性的实际要求。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在一起步的时候就纳入其中，更有助于目标的实现。针对这个目标，有很多动作在今年的两会当中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比如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减免农民的税，减免农民孩子上学的费用，加大对农村医疗教育和乡村管理的支出，一算下来，几千亿出去了，这都是实的。显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法上，六个字，少取、多予、放活，而目前少取、多予都已经全面开始实施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李克强：我认为首要的方针还是要多予，也就是说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要给农业、农民、农村以真金白银。

　　财政部部长 金人庆：今年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三千三百九十七亿，比去年增加四百二十二亿。

　　多予，让整个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这是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上下下达成的共识。本周，在财政部提交的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中，中央财政每支出6.5元，就有1元将会花在农民身上，并且如果财政有超收，将主要用于增加对于三农的投入。而在此之前，各省区已经在地方两会期间确定了各自今年的支农资金。

　　李克强：我们计划今年财政的资金的增量要高于去年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增量，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农业农村的比重要高于去年，财政新增于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也要高于去年。

　　江西省省委书记 孟建柱：在今年安排2006年财政预算的时候，把省财政统筹部分的60％以上都准备投向农村。譬如我们今年农村义务教育的专项经费就准备比去年增长40％，同样，农村的卫生专项经费也准备增加40％，同样，农村文化的经费的增长67％，这都是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叫落实科学发展观，什么叫统筹城乡发展？所以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

　　安徽省委书记：对于我们省里面的自身的财力，向农村增加，我们按照每一年15％递增，在2006年我们的计划安排中间，已经做到了，今年我们作为省级财政，财政是分级管理的，我们省级财政用于农村发展和建设的支出已经比2005年增加了20％。我们想按照这样一个规划，就是整个五年计划期间递增15％，这是我们自身的安排。

　　2006年，注定会成为中国下一步战略的一个重要起点，为此，对于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承诺，那就是每年都要大幅度增加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07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8年，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１０年，农村影院、文化馆等设施要普及等等等等；透过这些承诺，我们可以清晰的触及到未来15年中国所努力实现的目标。

　　陈锡文：如果到了十一五期末，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时间就过了半，那么我们前十年能把农村的建设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实际上对后十年能不能保证农村建设，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不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腿，这是至关重要的。

　　按照中央在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那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显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

　　陈锡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如果农村在2010年的时候走上一条比较顺利的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这么一条良性的发展轨道，那么，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可能就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事实上，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做好了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准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无法回头的选择。

　　马晓河：缩小城乡二元差距，走城乡一体化道路，这句话非常的容易讲，但要做起来它是非常难的，它的复杂程度非常大，所以就是说解决三农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面临的内容要比以往复杂得多，所以说开展新农村建设，它是一个涉及内容很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所需要的时间要长，很长很长时间，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

　　主持人：面对未来的中国三农问题，虽然少取、多予、放活这六个字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仔细想下来，这六个字三个招的力度和效果并不平衡，由于几年来的不断兑现承诺，其实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少取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了，该不收的税都已经没了，你还能通过少取帮上农民多大的忙呢？而多予显然是当下的重点，随着咱们国家实力的增强，大钱包里的钱多了，多掏点儿往三农上投，直接有效，各方都欢迎。但是别忘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哪儿哪儿都要钱，教育能不多给吗？社会保障呢？等等等等，因此长期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予会明显的增加，但它也是有限度的。那么，真正剩下的其实就是放活二字了，而这一点也正是当下人们还未多想，但是未来却大有作为的空间。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放活二字即使占了70％的比例可能都不为过。那么，为此我们该做什么，是不是该有新的思想解放等等，都该是我们关注的课题。而目前，发令枪已响，我们都已上路，对于未来，只要向前走路就是希望。好了，感谢收看《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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