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兵政委访谈录——生死篇

央视国际 (2005年11月04日 14:47)

　　时间：7月29日下午

　　地点：丁晓兵政委家里

　　问：你是一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对生与死有特别的感悟。20年来，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不折不扣、勇往直前？

　　答：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感觉道理很简单：理想信念，积极的人生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要求的源头活水。这个问题可能我想的要多一些，因为我差点回不来了，用我老家的话说就是死过一回，“两世为人”啊。负伤以后血流那么多，看着血哗啦哗啦地流啊，意味着生命可能马上要结束了。人到要死的时候，求生的欲望，对生存的渴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说实话，那时候也有恐惧感，因为我才18岁啊，就这样没了。一个正常的人是肯定渴望着生存啊！不过有一条，脑子还是清楚的，穿上这身军装，就没有退路了，在生死面前就没有退路了。一方面可能正是因为求生的本能，所以我才能支撑这么长的时间，要不然可能支撑不住。第二条是军人的责任。穿上了这身军装，对国家、对老百姓，对领土的责任。“ 要完成任务 ！”实事求是地讲，要不是这种军人的使命感，我也早就支撑不住了。那时候我确确实实就是这样想的。

　　当时我醒过来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活着，活着真好。领导来看我，我第一个问题是问完成任务没有，带回来的俘虏活了没有。接下来才开始找手。一找手，没啦！我刚回来的时候心里还有点侥幸，想着手还能接回去。到这个时候，心里急了，就大叫：“我的手到哪里去了？”接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我就冲着医生叫：“你们把我的手弄哪里去了？” 医生护士在旁边也掉了眼泪。我又叫：“我的手到哪里去了，给我找回来。”当时正在输血，我一把就拽掉了输血管，像疯了一样。但一叫我就不行了，过了几分钟时间，身体太虚弱了，随后就晕了过去。第二次醒过来的时候，我估计可能用药了，很平静。

　　当时，有个护士看我想小便，就把被子掀开了。那时我吓坏了，我才十八岁啊，还小啊，很不好意思 。我一把把被子抓回来，搞的一床都是血。小便也急了，爬起来把衣服一披，晃晃悠悠地就去找厕所，后面紧跟着一大帮子人。当时有个女同志说了一句话：“你就把我们当成你的姐姐，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听了还挺感动的。

　　医生也感到奇怪：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伤员，醒来时间不长，都死过几次了还爬起来，怎么自己去上厕所了？上完厕所回来走了没几步，又晕过去了。

　　问：听说你对生与死思考了很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后悔过吗？

　　答：曾有过困惑，但从未后悔过。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就要平时忘我，战时忘死。自己不是完人，天生也不是思想非常先进的人，看到了很多，想了很多，一度也有失衡的心理：这个手失去得值不值？我奉献了很多，我能不能在更多的方面得到什么？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得到的东西和付出的东西能不能成正比，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正好那个年代不是流行什么所谓的思潮吗？流行什么向钱看吗？在《中国青年报》上不是就有一个叫潘晓的提出对客观为别人，主观为自己的人生命题进行了一番大讨论吗？

　　这么多年下来，可能经历过了这种生与死，对这方面想的也就多了一些。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活着固然很重要。但怎么样活着？为了什么活着？怎么活着才能提升生命的质量、提升人生的价值？这是我们每个人面临现实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人的一生有长有短，怎么样都得活一辈子，有的人醉生梦死，轻描淡写，活得如行尸走肉，也有人是浓墨重彩，在这个社会中活得很有分量，影响了很多人，活得很厚重。这些人活着给社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益处，我们党员干部都应该这样。这样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有意义，活得比较充实。

　　说实在话，我热爱自己的生命，觉得生命非常宝贵，让我特别珍惜它。回顾这20多年，我觉得能够支撑我到今天，与这种执着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20年中我遇到了许多的苦、累，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和困惑，遇到了很多正常人无法想到的一些工作上、生活上以及心理身体上的困难，不过现在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自己回想起以前在连队生活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感觉不太容易。在生命的旅程中，我总是想着尽可能做得丰富、完美一些。这里面还有个重要的想法，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也有惰性，和正常人一样有缺点，也许正是因为有毛病、有差距，我才有奋斗的目标、有动力，这种差距、这种不足正是我奋斗的动力所在。

　　现在的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出现了多元化，我认为多元化是好事，但一定要有主干，或叫主导。作为一个执政党，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心目中的精神主干是什么？就像俗话讲的，你的脊梁骨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东西要搞清楚。

　　如果没有主导方向，就好像一颗树没有主干一样，就看不到方向了。没有方向，就永远长不大，只能依傍于别人，别人引导到哪里就依附到哪里。没有方向和主干，容易被乱七八糟、似是而非的东西干扰，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依附。作为我们个人的成长，这种主导我们人生方向的理念要十分明确，一点不能含糊。

　　问：听说曾有两个大学生到你家里去了，主要是想看看你得了多少钱，有这回事吗？

　　当时我回家的时候碰到了两个大学生到我家里，告诉我有人说我得了很多钱，讲得有鼻子有眼的，也说有的认为我没有得到钱，所以她们要到我家里来看看。当我告诉她们我只得了不到1000块钱的时候 ，这两个大学生说了一句很刺痛我的话，“才1000块，买一头大水牛都买不到！”我给她们讲了一个连队的故事：一个十八岁的战士，在冲锋的时候一条腿被打断了。他抬头一看，看到战场上战友们一个一个都倒下了，把自己的腿扔到一边，抓过冲锋枪就一点一点的往高地上爬。到最后血流干了，牺牲了，到死的时候还做着瞄准射击的姿势。当时如果这个战士还惦记着那1000块钱抚恤金的话，他是做不出这种举动的。因为他是军人，是中国军人，他的这身军装承载着对党、对国家、对老百姓神圣的责任，他的这种精神，这种举动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所以引申了一个道理，咱们是军人，承担着一份忠诚的责任，一份奉献的责任，一份牺牲自我的责任和义务。鲁迅先生曾经在他的笔下无数次讴歌“民族魂”，这正是支撑我们这个民族壮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的精神脊梁。

　　如今大家都在讲：现在的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而浮躁则容易妄为。之所以浮躁，是因为我们面临的诱惑太多，我们所依托的一些基本的人生理念、价值观念，包括我们共产党员过去所信守的价值观念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有很多人在这种冲击面前就会感到迷惘，一些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还没有在他们的思想中建立起来，而传统的一些东西又在逐步地丢失，在这样的前提下，现实中一旦遇到了诱惑，就会守不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现在的问题，可怕的是很多支撑我们脊梁的东西被抽掉了。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要讲奉献的。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人追求的这个境界，不也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吗？

　　问：听你的司机张林讲，无锡市烈士陵园是你爱去的地方，这是真的吗？

　　答：我爱去烈士陵园看看，到这些地方对人的心灵是一种洗礼，可以寻找出共产党人为何奋斗、为谁牺牲的答案。如果是只有一两个人躺在陵园里的话，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能慷慨赴死、前仆后继，却说明了答案。是什么在支撑他们？是一种境界，是他们坚守共产党人的人生理想。这些烈士虽然牺牲很多年了，长眠于地下，但是他们的那种人生理想，对我们当代的这些人，特别是当今共产党人是具有很多现实启示的。在那里，可以得出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做人做官的答案。不过，现在有很多的人却不屑这样的东西，不愿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我们把过去遗忘了，对自己的奋斗目标都持怀疑态度，用逆反的心理来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奋斗历史，这是很糟糕的事，那还怎么凝聚亿万人来为实现理想奋斗呢？

　　现在是文化多元，是价值多元，但是不能说是因为多元，我们就听之任之。在多元的文化之中必须要有个主流的文化，在多元的价值观念中，我们必须跟随共产党所创造的引领社会主流的先进思想观念、文化观念。到底在这些价值观念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应不应该旗帜鲜明地讲出来？为什么有些人自我价值观念膨胀？回答是肯定的。就是因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文化长期的诱导侵蚀而致。走进烈士陵园这些地方，对我是一种支撑、一种安慰，一种心灵的洗涤。从烈士的身上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陵园很安静，去的人不多，但在那里是可以找到共产党人的人生真谛。为谁活着？怎么活着？为谁掌权？怎么掌权？在那里可以找到答案。

　　问：听说你家里有个吊床，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你十分珍爱它，为什么？

　　答：那个吊床是从战场上拿回来的。以前有一个，中间被枪打了一个洞，晚上我去越南了，如果那天我在床上我就没命了。

　　那时候我们住帐篷，出去执行任务一般都是带吊床的，恰好那天我没有带。我是觉得当时曾一起躺过这吊床上的人，有的就没有回得来呀！有的如今成了明星，有的跻身商海，也算是成功人士，但是有的也出了问题。我觉得他们不仅是居功自傲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他的精神防线垮了，心态失衡了，找不到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奋斗，找不到人生目标了。徐良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总部政治部原副主任胥昌忠曾对我说，在组织的关心下，有的人知党报党，但是有些人却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己，所以才出了问题。这个给我们带了很多启示和思考，过去再辉煌是过去的事了，把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奋斗这些问题都搞模糊了，难免是要出问题的，到最后，一方面损坏了党员的形象，损坏了人们心目中英雄的形象，但更多的更直接的是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家庭，这很可悲。这些给了我很多对人生的警示和反思的东西，这是很有必要的反思。

　　问：听说你有一句名言：“平时要忘我，战时要忘死”，请具体谈谈看法。

　　答：不是有句名言吗？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做不到这点，是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的。谈论这个话题，我会自然想起过去。参战回来后不久，巧的很，看了一本写居里夫人的书，讲她获得诺贝尔奖后把奖牌给自己的女儿当玩具，并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叫“荣誉不关系未来”。这些东西集中起来给我一个启示，荣誉把握得好是继续前进的动力，把握不好就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包袱，甚至可能会成为悬在脖子上的利剑。不是有句话叫“别把自己不当回事，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只有忘却过去的辉煌，才能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才能比较理性的，也比较轻松地面对未来，思考未来，这个也是支撑我的一个重要理念。我这样做有几个动因，有一条是因为我是政工干部，不仅要说，更要做。所以我要求自己部属做的，我自己也要做好。虽然我可能做得没有大家的好，因为我少了一只手，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姿态，一种决心。有的时候我对部属比较严格，甚至比较苛刻。所以有的领导找我谈话，你不能老拿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啊。我觉得以身作则这种方法管用。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讲话才有分量，我干事、解决什么问题就可以嗓门大，就敢说敢做。自己做得不好，那讲别人就没有分量。有一次，我儿子看到一个战士跟干部吵嘴，一回来就跟我说了，还自豪地讲，从来没有看见哪个人敢跟我爸爸这样顶的。管理干部是一对矛盾，有的时候有一些矛盾冲撞，有一些干部觉得委屈，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能理解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批他们没有私心，是为了工作，是为他们好。

　　问：从当指导员开始，数次参加重大的水利施工、抗洪抢险和扑灭山林大火，有人劝你，没有必要这样做，你是怎么看的？

　　答：2003年，安徽寿县抗洪，那是我当政委的第一年，整整18天。那年7月，淮河流域连日普降暴雨、大暴雨，肆虐的洪水挟着风浪侵袭着千里淮堤，威胁着古城寿县的安全，这是1991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洪涝灾害。7月10日，接总部命令，带领850名官兵连夜从无锡千里驰骋，赶至安徽寿县。

　　当时我始终战斗在一线。有个老百姓给我塞了把伞，但我没有打。7月17日，我们奉命封堵一处特大管涌，那天在暴风雨中激战了五个多小时，抢险工作的难度超乎想象，平常可能一个小时也干不了。有个战士的脚上被戳了一个打针的针头，一直都不知道，到最后洗脚的时候才发现。当时在现场的水利专家说，八个小时内如果不能封堵的话，肯定会破堤的。我们接到命令以后，带了200个人过去。团旗一插，领着大家唱军歌、团歌，把嗓子都喊哑了。还有一次大面积管涌，那天特别热，我没有下水，我扛土，因为急需沙子筑渗水的围堰。老百姓就看着他们县里的领导，都穿得很干净，戴着草帽，在大堤上指手画脚的。老百姓就骂啊，因为看着我们这些少校大校都在干。在那个时候我感到语言简直都是多余的，我拿着个喇叭也是多余的，战士的歌声番号声喊的嗷嗷叫，我把喇叭也扔掉了，就和战士一起去扛土，扛了一个多小时，就眼冒金星，恶心，天热嘛，全身都是盐斑。当时有个记者来采访我，只录我两句话，我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为老百姓干点事情是理所应该的。那个时候语言已变得多余，任何豪言壮语都变得很乏力了。

　　我想的是，我多扛一袋土，多扛一袋沙，速度就会加快一点。老百姓都在一旁看着呢，心里肯定很焦急的，只要提前一分钟堵上，老百姓心里就多一分平安，多一分信任。当时就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我说道理很简单，飘扬的旗帜上写着，“为人民利益而来，为人民利益而战”。我扛的没有战士的多，但我尽力去多扛，后来连我的驾驶员当时虽然不是党员也都加入到党员突击队里参加战斗。

　　当时胳膊装的是假肢，由于接口处受天气闷热和磨损的影响，每次出去，实在难受，我就倒风油精在里面，那样就感觉不到痛了。我每天出去就倒，一有任务我就倒。后来磨破了，磨烂掉了，弹片从里面冒了出来，挂在假肢上面，因为痛才发觉到。回来以后我没有敢给别人讲，自己悄悄地到卫生队要了点棉球酒精等消毒的东西，自己躲在房间里拿了一根针刮刮，挑出来。我没敢让他们看，怕他们担心。

　　问：你身上多处有残留的弹片，为什么不做手术取出来？

　　这是个医学问题，有的弹片比米大一点，比黄豆小一些，那是爆炸留下来的，所以全身哪里有自己也不知道。弹片在身体里是会走动的，随着身体肌肉走向会活动。以前取过，但因为刀口一切开又找不到。做局部麻醉，手术很痛，弹片到处乱跑，所以是很难取的。以前取弹片的时候，取了两片以后，就不敢去了，麻药不起作用。平常遇到阴天很痒、很麻，有时候，胸骨会莫名其妙地痛，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估计是弹片的作用。

责编：王丽华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