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出走>编导手记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15日 10:41)

　　但凡说到体制，总让人满肚子的话，呼之欲出却又欲言又止。因为一切都是显见的，显见的荒谬与显见的合理性形成一个显见的悖论。于是人人都在骂，但骂了也没用，人人都说要改，却又无从改起。只要当局按兵不动，说再多都是清谈，于是便懒得说了，只来谈谈体制里的人。这个片子里的所有的人都在与体制周旋，或无奈，或愤怒、或认命、或叫嚣。

　　首先叫嚣的是陈丹青。

　　一直很固执地认为陈丹青是个美男，虽然他现在已经严重地老去。他的扮相似乎是亘古不变的，总是一身黑色中式长衫，瘦而高，看书时戴一副旧文人流行的无框圆眼镜，冬天出门时戴一顶经常是由小老太戴的半圆线织帽，举手投足都是浓重的复古情结。眼睛出奇的大，据说曾在对视时让海洋馆的热带鱼吓得惊惶逃窜，眼睛下面是同样巨大的褶皱眼袋，使他脸上的线条显得有些庞杂，但当他大笑起来的时候，这些线条又奇妙地归拢于眼角，包围着眼睛，形成两枚微笑的大杏核，使他的笑容十分有感染力。

　　陈丹青是一个“真人”，所谓“真”，就是自由，不受约束，不矫情，不伪善。看他的《纽约琐记》《退步集》等，会发现他的文字是极其清通优雅，但上过他课的学生，又会印象深刻于他骂人的满口脏话，他就是这样一个举止斯文，言语粗野的综合体。

　　他有艺术家的通病，例如对女人和时间的不负责任。跟他打电话约的事情和时间他永远不会准时，然后须得你反复催促提醒，他才如数补交作业，有时半天手机不接，深夜十二点再发个短信来致歉，孩子般的率真性情又着实让人不忍责怪。然而虽则小事散漫乃至不负责任，但在大事上，陈丹青又是极较真的，如同对学生的责任，对他所从事的教职的责任。也正如他所说的，“我可以容忍自己混，但不能容忍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混”。——这正是我所欣赏的性情。

　　陈丹青之所以能成其为陈丹青，也许就在于这些散漫不羁的性情，受益于他成长的那个混乱却没有束缚他才华的年代。于是即便不再年轻的陈丹青，依然忍受不了体制的所谓“量化”与“规则”，依然毅然决然地要做个“真人”，于是才有了“出走”。他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与他的整个人是浑然一体的，也只有陈丹青这样的人，才会如此率性，如此任性，如此执拗地去对抗一个所有人都司空见惯的困局。体制希望容他，但他的心里容不下体制。

　　再说说老陆。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陆志成也是个有趣的人，见他的第一次，他伸出手来，对柴静自我介绍道：“你好，我是陆老师。” 头一次见到一个自称“老师”的人，我们不仅哑然失笑。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师者”称谓，正因为他是一个同样重视“师者”内涵的人。

　　老陆现在身上也堆着满满的行政职务，这个处长那个处长什么的，采访过程中，他反复向我们描述他在日本时，日本对于学术的尊重，说着说着就歉身一鞠躬，说这是日本对教授的礼节。好几次说到这种尊敬与礼节，每说一次都要歉身鞠躬一次。就是这个“陆老师”，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教育培养的都是“产品”；也是这个“陆老师”，长声叹息说自己早已不再象个“教授”，只是一个“小丑”。他的性格使他不会象陈丹青那样极端地去与体制叫板，但他在体制内获得的形式成功与他内心理想的巨大失落也让他备受煎熬。

　　还想说说采访的学生。他们其实是对体制最有切肤之痛的人，但不同的人在面对体制时的表情与姿势也显然是不同的：

　　翁云鹏是一种。他坚持认为这次采访毫无意义，但在接受采访时却很动情，谈及恩师陈丹青时，一句“那一年他老得很快”，眼里已经潮湿。但对于体制，他只有鄙夷和排斥。一切陈丹青不满的，在他看来便只是“玩笑”，他对体制的不屑，一如对自己在体制内受到的伤害的不屑。他目前在绘画界小有成就，并同时在体制内担任一所高校的艺术系老师，他是那种对体制早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却能与体制并行不悖的人。

　　崔国泰是一种。他同意接受采访时极其爽快和坦然，在面对柴静接受采访时，也在柴静的眼神忽悠下回答得比较率性和真实，但当我们走后，又猛地回过神来，反复打电话让我慎重剪辑，不要拿他当枪使。显然，他是一个脱离体制久矣，但内心仍未摆脱体制阴影的人。所谓“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而体制猛于蛇。

　　吴雯是又一种。她最终选择了出国，并且从此远离体制。她毫不讳言，在体制内的时候，她是“认了”，象陈丹青所说的“从生理上认了”，但当她可以自由选择离开体制的时候，她依然能如展翅之白鹤，自由飞翔。

　　然而其实不管是反抗、追随、忍耐还是远离，体制是空气，无所不在，即便离开了这个体制，依然会有别的体制。

　　记得王晓鹏在看完陈丹青的节目后，曾经引用了一句马克思大叔的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对武器的批判。我当场就傻眼了，因为听不懂，于是很容易陷入无限崇拜。后来我琢磨了半天，有几次以为自己若有所悟，虽然到现在都难以诠释，但不妨碍我觉得它颇有深度。于是列在文尾，是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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