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庆——营销先锋

------[焦点访谈]国庆特别节目《生于十月一日》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30日 19:14

　　个人研究要与国家命运相结合，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需求相结合。社会责任感是我做学问的最大动力。

　　

　　出生在农村的郭国庆，小学时上的是复式班。一个教室里面有四个年级，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其它的年级就上自习。他一年级就学会了很多高年级的课程，经常有高年级的同学拿着不会的题目来请教。

　　可那时候，学习好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在“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口号下，大家都去搞生产劳动。我惟一的乐趣就是靠自己能写点东西的才能，偶尔在教室里干点活。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郭国庆考取了省重点中学――河北阜城中学。

　　我在中学时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我记得那个时候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发表不久，数学家陈景润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1979年高考，我以衡水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

　　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可能一辈子都在种地。

　　1983年，郭国庆大学毕业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邝鸿的研究生。邝老是新中国第一代传播和研究西方市场营销学理论的学者， 郭国庆在他门下研究西方市场学。

	郭国庆与营销学界权威学者菲利普－科特勒

　　我明白，自己毅然决然坐上的是一个冷板凳。虽然1982年，我国已经提出了计划调节要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策略，但此时，“市场经济”这个词仍然令人生畏。从事研究特别困难，根本就没有范例。我只好自己去啃外文原版书。我几乎读遍了人大图书馆里的英文书籍。甚至跑去对外经贸大学去复印资料来读。

　　这几年原版书籍的阅读，给他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然而当年，在这个无人问津的行业，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研究成果，却难以找到发表的渠道。谈到有没有失落、后悔之类的情绪，郭国庆很坚决。

　　我喜欢读书、做学问，至于热不热门没有关系，而且我坚信这门学问属于未来。祖国和人民是需要它的。

　　他的自信是完全正确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营销”的引进和发展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进而成为最热门、最时兴的行业，郭国庆也因此在27岁成为人大最年轻的副教授，1995年又成为最年轻的教授。

	郭国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从1993年郭国庆第一次担任第八届政协委员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届了。这个参政议政的机会，让郭国庆找到了学以致用的大舞台。

　　1996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有关部门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向政协委员和全国的学者们征求意见。郭国庆在审议的过程中发现文件中已经谈到了营销的问题，这让他欢欣鼓舞，但同时他却发现，在表述上，本来应该是“营销”的地方却沿用了“销售”。

　　我深深地明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科学和实践中差距实在是非常大。销售是以生产者为导向，我有什么就卖什么；营销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你要什么我供应什么。而我国，正是因为搞了太多太多的销售，导致经济总体水平太低，竞争力也非常之差。

　　当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有些学者不屑一顾，建议他不要过于咬文嚼字。

　　我考虑再三，但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下，我不想保持沉默。当时时间紧、任务急，我也顾不上休息、吃饭，赶出了几个不同的版本、不同的体例。通过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等多种途径向有关部门建议改‘销售’为‘营销’。

　　建议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文件正式发表时，果然用的是“营销”。这是“营销”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政府文件里。

　　郭国庆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市场营销的科学研究还是在实践中，都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他曾经八次上书建议设立市场营销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终于在2003年得以实现。1998年他先后给中国民航、北京铁路局等单位成立营销中心出谋划策；后又帮助西部能源行业改善营销（西宁电力的营销）。

	郭国庆在“新产品与服务发展座谈会”上

　　目前我正在大力倡导‘城市营销’，希望能够改变城市建设就是买地、征地等资源消耗型建设的误区，通过更好的满足和服务城市顾客，来建立城市的品牌和特色，从而以城市营销来提高城市竞争力。

　　市场营销火了起来，郭国庆也名气大增，慕名前来的很多大公司、大企业高薪聘请他去任职，他都一一拒绝了。

　　目前的营销市场很不规范，甚至有点哗众取宠，这样发展很不健康，我是学者，我应该多关注、多研究，不应该去凑热闹。

　　不喜欢凑热闹，读书作研究是郭国庆惟一的乐趣，目前他正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里的营销思想，从古代文学、名人传记里吸收传统文学中的一些格言、思想，希望给这个“舶来品”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和根基。

　　郭国庆出生在十月一日国庆节，他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国庆35周年大庆联欢，在国庆阅兵仪式上，北大同学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旗号。这一天的生日，他从早到晚都是在广场上度过的。对国庆、对国家命运，他的感触太深太深，国家进步、社会发展已经完全浸透到了他的人生行动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做学问，在他那里根本行不通，他一直关注着国家、社会、人们最需要的东西，因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他学术生涯进步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