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们到滇西北去拍摄一部名为《东巴与神共舞》的纪录片，返回省城的途中，我突然想去看看几年不见的尼玛多吉，于是，掉转车头，我们又奔向了大理古城。这时，距离我们第一次来大理拜访尼玛和晓敏刚好整整四年。
这四年里，尼玛夫妇的生活出现了不少变化。由于我们四年前拍摄的纪录片《尼玛和晓敏》的广泛播映，尼玛夫妇的生活一下子热闹了许多。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那段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新闻调查》等名牌栏目，派人南下赶赴大理，对他们的家庭进行了专访；云南电视台的大型晚会《走过20年》，还把他们夫妇请进昆明的演播厅做了一回嘉宾。尼玛和晓敏一时间成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特别是他们贷款搞网站、宣传云南民族文化的行动，更使他们成为了云南大理的两位名人。
1997年，大理。认识了白族人杨光敏，她让我们称她为小敏，她的丈夫尼玛此时正好不在家，小敏说尼玛去了北京，去处理有关网站的事宜。那时候，网络对许多人来说还算是个新鲜词，尼玛和小敏已经想借助网络做一些事情了。尼玛和小敏在大理开了一家兼做旅馆生意的画廊。
小敏的画作颇有些名气，晓敏的画在法国巴黎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当地报刊称她的画为“苍山洱海飘来的蓝色梦幻”，“精彩之极”。很多人甚至说看了她的作品，会使人想起西班牙现代艺术大师米洛。不过晓敏并不知道米洛是谁。她只有初中文化，从没有受过专门的绘画训练。她说她的作品里，有想象的成份，但更多的是来自生养她的家乡土地，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来自民间宗教仪式，甲马纸、木牌画、纸扎，甚至尼玛母亲所讲的那些神秘有趣的纳西东巴故事。正是这一切与晓敏的艺术灵性相撞击，才产生了她的这一系列东巴画作品。这些作品的造型奇特抽象、生动古朴，蕴含着神秘之美，具有浓郁的先民原始艺术特点。这些画作在晓敏尚未被国人所认识的时候，已经征服了许多外国的观众和评委，1994年4月，晓敏的作品《神蛙图》在法国戛纳展出后，荣获了法国艺术博览会金奖。
在他们的旅社里，到处挂着小敏的画作，10元人民币一个床位，一家人或者一群人可以住在一起，可以躺在床上把云南画派的作品慢慢欣赏，喜欢了就买上一幅。哦
2003年，我们再度造访尼玛和小敏的家，巧的是尼玛还是没有在家，这次，尼玛是陪朋友去上海了，商谈有关大理宣传片《天龙八部》的合同。而家里和旅店的一切事情就都交给了小敏打理。小敏的旅店现在已不可与同日而语，十元钱一个床位的大通铺改成了上百元一天的标准间。这些房间都是在小敏的主张下，贷款盖的，几年前，夫妇俩人还常常因此争执不下。到最后，还是按照小敏的想法，贷款90万，让旅馆渐成规模，过去曾在法国艺术博览会上获得过金奖的晓敏，现在已不再画画而来专心经营旅馆、餐饮，只在有闲的时候，才拿起画笔，教儿子画画。小敏由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位女老板，一心一意要把古城南的“MCA招待所”做成一个名扬中外的特色旅馆，但是，过去的艺术商人、经纪人尼玛多吉，却在展开梦想的翅膀，向着艺术家的目标飞翔。夫妻二人的人生目标不知何时发生了置换。
夫妻之间对对方的认知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97年当我们初识小敏的时候，在采访中，我们问小敏尼玛有没有什么缺点，小敏想了半天，说尼玛除了个人卫生有一点小问题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毛病了。而他最大的优点是干想敢干。但是在2003年，小敏再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深深地被尼玛的敢想敢干困惑着。
尼玛的爱好十分广泛，每次都是投入十足的精力去研究，他曾经有段时间迷上了各种宗教，过段时间，他的爱好又转移到了天文上。尼玛的各种想法总是层出不穷，但是从来不考虑资金的部分，资金的重担就都落在了小敏的肩膀上。
2003年见到小敏的这天下午，我们提出想去洋人街，去看看晓敏他们家的画廊和咖啡屋。因为我们听说这几年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不知为什么，晓敏总说有别的事，显得有点不太想去，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的好奇心。最后，在我们的再次要求下，她还是和我们一起来到了洋人街。
在洋人街上，坐落着小敏曾经经营得十分成功的西藏咖啡屋。后来，政府对西街进行了休整，小敏的店也在使用权拍卖的范围之内，小敏的西藏咖啡屋也卖出了146万的好价钱。但是买下这家店的不是小敏，而是过去曾经在小敏店里做过的凯喻，要强的小敏又在以前店的对面开了一家西藏咖啡屋。尼玛负责设计了自己的新店，他设计了佛堂，到处挂着藏族的经幡。一切似乎都已经步入正轨，但是小敏回忆起刚刚把咖啡屋交给凯喻的时候，仍然觉得不堪回首。
最早的时候，小敏和尼玛在南门外开了一家叫做MCA招待所，小敏忙不过来，就把店交给自己的朋友凯喻打理。在招待所的楼上还有一家尼玛画廊，也都交给他们十分信任的白族朋友凯喻。但是没想到的是，再后来政府组织的拍卖中，曾经的被雇佣者成了他们的竞争对手，并在最后时候，打败了小敏，一锤定音之后，凯喻以128万的拍卖价格成为了西藏咖啡屋的最终拥有者。
我们想知道，过去那个显得有点腼腆的白族青年凯喻，是怎样通过努力打败自己的老板晓敏，让她感到如此“丢脸”恼火的。但是话还没有问出口，晓敏又说出一个让我们没有想到的变化。
晓敏的弟弟杨光辉，过去那位老老实实、不善言说，先在尼玛画廊打工，后又在尼玛的“MCA国际互联网服务中心”干活的，以前一直为尼玛打工，如今他也通过拍卖买下铺面，当起了老板，这真让人不得不认同“洋人街就是个商人学校”的判断了。
三月的大理，天黑得比较早，我们和晓敏一起在等待尼玛的归来，此刻，我们最想听到的，就是尼玛对这几年发生的许多变化的真实看法。
下集
2003年，尼玛从上海归来，他是和大理的朋友一起去谈有关大理宣传片《天龙八部》的投资拍摄事宜。此行，尼玛感触良多。谈话主要以上海为主。
上海在他眼里就是一条中国的“洋人街”，他对上海的黄浦江非常有感觉，喜欢在黄浦江边游走。但是，他发现在上海，浦东，晚上走动的人很少都没有，而这些人可能就是流动的人，而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在浦东工作的人，这就是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在浦西和浦东没有找到一家画廊。为什么那么一个悠久丰厚的城市，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洋人街吧，中国近代开放的最大的窗口，又是一个非常商贸的、经济的，有很多投资的地方，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文化的、艺术的城市呢？这一点他也很遗憾。尼玛希望有朝一日，从黄浦江看浦西，或看浦东的话，就会像巴黎的情况一样，将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艺术的城市。而那时，尼玛希望自己能再去那里搏一把。
第二天一早，尼玛就带着美国来的朋友小蕾坐船前往金梭岛，他将以一位艺术家的身份，带领远道而来的美国姑娘——记者小蕾，去看他自己不久之前在金梭岛上以环保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成的一个作品。
尼玛兴致勃勃地向小敏诠释自己的作品：This is life. 这就是生活。他们给我的工作，就是需要做一个房子，再把这个房子提供给旅游的人，让他们来了解in formation（信息）。那么，这里也有草，很多草，用一个什么方法，比较环境保护主义的观点，不要去弄死它，对不对，一根草也不要弄死它，也不要去拼命地挖啊，也不要去破坏它。但是，这个房子会挡住这个石头，这是很漂亮的。所以应该把这个石头，放在这个房子里边。这个草地还和外边的草地互相连接在一块儿，把这个和房子放在一起。然后，用艺术的方式，文化的方式来加以处理。那么这个艺术呢，很像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特别好，一切都很生活了，艺术、生活都在一块儿、自然……
它是那个在大理、大理国，1000年、800年以前，大理是一个国家嘛，这个画，这种壁画的风格是大理国的，和内地的，中国内地的很多汉族的绘画风格不一样。这是大理发生的故事、大理的生活。大理国时候到今天，那个故事和今天的生活都有关系。公鸡啊，在白族人家里他们供奉，平常歌唱自由。
当小蕾自己到岛上四处去拍照的时候，尼玛向我们谈起了不久前，他在这里进行工作、进行创作时的一些情况：开始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只有17天的时间，要把一个建筑做好，那么这个时候就很辛苦了，白天晚上每天工作20个小时左右，有时候感觉到，如果我坐在那儿时间长了，或者工作长了，总要有人送点饭吧，可惜送饭的人都没有。那么，这种时候就……不是痛苦，也不是痛苦，就是感觉到一种很孤寂的……那么到底生活是什么？爱是什么？我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吧。一顿饭。
而妻子晓敏则有着另外的考虑和苦衷。她在美国生下了儿子艾伦，为了孩子的教育，她想带着艾伦去美国定居，但是巨额的贷款无法让她无负担地离开。现在没有还的贷款还有60多万元，小敏希望尼玛能留在家里和她同心协力把贷款早日还清。
而尼玛声称自己并不想成为一个赚钱的机器，他又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在文明、在进步，各个方面都在非常快地进步，一个新的社会在出现，因为它越来越多元了嘛。新的东西越来出现，因为它是多元的嘛。这种多元过去都不能得到肯定，经常是只能在不同的，比如说只能在海外参加艺术活动。那么现在这种（现代）艺术，已经开始在我们的这种社会中生长。我们的民族，我一直是在湄公河流域的这种特殊的域境（中生长）， 我自己一直是一个很边缘的文化人物。那么，这种边缘，我一直生活在这种，我感受在这种生活中和土壤里面。可以说我是最幸福的、最快乐的、最自由的人了。那么，我们在大理做这样的画展，做了很多。因为，我办画展觉得这是我们的生活，虽然和城市（官方）没有关系，和经济没有关系，每一次还要去丢钱，但是，还是好。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本身啊。那么，这种坚持以边缘文化为主，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边缘，而且很想做一个边缘的、又很民间的这么一个人。在现在的这种感觉下，我觉得越来越（有信心）。因为这种观念如果一旦有人理解和支持、接受的话，我就感觉到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东西。那么，这种思考是（属于）社会的。我觉得我自己是越来越有知识的人。虽然我是一个藏族，可是我不会坚持民族主义。我是藏族，但是我不（一定）会穿藏族的衣服，也不会带一把藏刀，也不会拿出我的什么什么，宗教的文化、宗教的艺术，来和别人来交流。为什么？就是说我不要用我自己的民族来迎合你。反正我也不以我自己大民族也好，小民族以好，或者说小地方也好，来迎合你。你要不要尊重我，这是你的文明的问题，是你的文化的问题。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作为人来存在。 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可能的话，好一点情况的话，如果我对艺术的支持、关注、创作、创造，有意义的话，那我也应该作为一个，很新的一个新文化艺术的这么一个个体，来被人们理解和认识。差不多近20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在云南来说呢，我们国家的媒体，中央（电视）台啊，云南（电视台）啊，大理（电视台）啊，还有很多的，政府啊，社会啊，很多方面（都宣传我）。好像过去给我一些公共的形象，好像是作为一个很公共的、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宣传）。但是，对我来讲反而是给我一种压抑。没有辉煌，一点辉煌成就感都没有。因为我不是一个代表。我只能选择我个人生活的方式。艺术家可以有个性的选择的自由嘛。那么，选择个性就不等于说是个人主义嘛，也不是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这种时候呢，社会的公共形象不适合我，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去创作，去接受西方、东方的、传统、现代各个方面的知识。但是，（目前）这种（状况）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自己没有我自己的生活。家庭要求我不断地去做一个最好的经理，不断去发展和壮大自己的财富，需要不断地去为此（奋斗），去要求我去做一个商人。因为只有商人，因为只有去做一个很好的businessman（商人），这样子才可以做一个要加没有自由的这么一个阶层。这样子才可以去做一个非常赚钱的工具。
看来这几年，在做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做一个有追求的艺术家，做一位有名望的公众人物，还是做一个“过自己生活”的普通人这个问题上，尼玛多吉确实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条短短300来米的洋人街，已经有130多家店铺，其中，有50多家咖啡馆、水吧、酒吧，还有40多家卖扎染、蜡染的工艺服装店，还有古玩店、画廊等等。有钱的商家，花上百万元的资金，向政府购买下几十年的房屋使用权，资金短缺的商户，也以几千元一月的租金租下铺面，进行短期经营。等到一年一度三月街，等到旅游旺季时，这里人来人往，游人摩肩接踵；即便现在是淡季三月，也一样竞争激烈。晓敏极力主张夫妻分工，她自己主要负责南门外的MCA招待所，而尼玛则主要负责洋人街重新开张的西藏咖啡屋，年终分别进行结算，这样也就有了点夫妻竞赛的味道。这对已经不太想继续经商的尼玛，无形中也是个压力。
在我们准备离开大理的那天，但尼玛多吉提出希望我们再上一次金梭岛，去认真地拍一拍他的环保主义作品——《空穴来风》。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起来到金梭岛上，尼玛却对我们说出了一番令我们意外的心里话。
尼玛告诉我们，他的痛苦在于，不能够和这个社会，不能够和这个社会中的人，有一个很好的结合。而这其中也包括了小敏，他觉得小敏对她缺少理解和信任。在小敏的眼睛里，他似乎过于幼稚、单纯、理想主义，但是尼玛一头栽进了自己的“错误”里，并且固执在其中。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错，他将坚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让各种现实远离他。他将不再参与当地的、洋人街的、大理的、云南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在现实中，所可以看到的、经济方面的这种竞争啊。也不再参与，或者说要成就为一个富有的人，或者说进入一个富有阶层。他不喜欢，没有意义。他会模糊掉这种观念。因为这种观念会要求他，把自己作为一个机器或者作为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人来存在着。也不是作为文化和艺术的方式，来把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啊，来表达来体现来……他不敢希望别人，但是希望自己至少不要成为一个拜金主义的人。对他个人来讲，就是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全球的艺术家。寻找新的文化、新的知识、新的文明，这一点比什么都还重要。尼玛告诉我们，他选择的出走方向将是他的老家西藏。
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理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包括收回洋人街公房使用权，再公开拍卖来进行集资的办法。这些办法很快见到了成效。伴随这些政府行为而来的种种冲击，包括对当地人的观念、家庭、未来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也是同样明显的。这些变化，才刚刚开始。
面对生活的巨大变化，我们很难预料我们关注的人物今后的命运。晓敏这位过去成功的白族女画家，今天勤奋的女老板，她真的舍得永远放下画笔吗？过去的艺术商人尼玛多吉先生，他今天的艺术家之梦，最后真的能够实现吗？岁月无声，只有时间可以说明一切、见证一切。
到2003年9月，尼玛仍然留在大理，他并没有为自由和艺术而出走。留住他的据说是贷款.想必应该还有亲情。像每一个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一样，艾伦完全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中心。为从古城送他到下关最好的小学去上学，尼玛和晓敏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夫妻双双一同前往。为此，他们买了一辆车，两人都拿到了驾照。
人们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人们还说“平平淡淡才是真”。相信每一个知道尼玛和晓敏故事的人，都会为他们祝福的。
责编：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