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1944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8:40)

	1944年难民火车

　　1944年1月25日，农历甲申年春节。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许多人在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彻夜守候。国民党中央日报这样描述道：春节之晨，山城灯火通宵，全城人士亲送旧岁以去，目睹新年以来者，约占三分之一。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正面战场上，日军发动的鄂西和常德两次战役，被中国军民击退，日军伤亡6万多人。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新四军毙伤敌伪军二十万人。

　　在欧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上，同盟国都已转入反攻。

　　在两个月前召开的开罗会议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应邀出席，中国继苏、美、英之后跻身四大国行列，这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高峰。

　　中美建立的空军联合大队，在短时间内，已经取得华南和华中的制空权。

　　《中央日报》新年的社论已经开始谈论收复失地后如何重新建设，统一四分五裂的疆土。

　　在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正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而在两年前的春节，汪精卫还在为所谓的中日亲善大肆宣扬。

　　在汪伪政权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撰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有这样的描述，汪精卫在主持会议时，分析到国际形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处境，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了，热泪沿着他的双颊直流下来。呜咽中匆匆结束，说了“完了”两字，声音轻的几乎完全听不见，他每次总是如此。

　　春节过后，汪精卫身上的枪伤复发，前往日本治疗。

　　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春节前，许多农民收到了文艺工作者送来的新年画，画中的秦琼和尉迟恭换成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手里也拿的是步枪和大刀。拥军爱民，团结抗敌是新年画的主题。

　　大年初一，各单位的业余秧歌队上演了一百五十多个节目。最受欢迎的是秧歌剧《兄妹开荒》，剧本描写在山上开荒的哥哥和妹妹闹误会的故事，剧中唱道： "雄鸡雄鸡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懒虫。

　　这一年，包括毛泽东在内，边区政府的每个人都制定出一年的劳动计划。男同志上山开荒种地；女同志在家纺线。

	1944年，上海上映了由周璇、袁美云、王丹凤主演的《红楼梦》

　　春节刚过，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

　　写信的吴满有是边区的第一个劳动英雄，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

　　在延安，和吴满有齐名的是农具厂工人赵占魁，此时边区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在劳动英雄的激励下,富有边区特色的各种劳动竞赛，在个人、单位之间热火朝天地开展。

　　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两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已经基本实现衣食的自给自足。

　　成立于6年前的延安电影团，为这一时期的延安留下了大量照片和电影资料。1944年，电影团已从当初的两台摄影机发展到摄影队和放映队合一，成为八路军政治部下属的重要宣传力量。

　　6月14日，是联合国国旗日，电影团拍摄了有4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开会前上演了活报剧《开辟第二战场》，讲述了不久前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故事。延安的庆祝活动往往和宣传革命形势，号召人们投入抗战联系在一起。

　　这时候，一个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正在延安访问，《新民报》主笔33岁的赵超构是其中的一员。记者团受到延安交际处的热情接待，每天由他们安排采访和座谈。

　　进入延安第一天，延安给赵超构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

	1944年，24岁的张爱玲一生中所有重要的小说已经相继出版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女同志，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赵超构在访问记中写道“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在延安，赵超构给重庆和成都两地的《新民报》完成13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它成为人们了解延安的重要窗口。《延安一月》中穿插了十几幅延安艺术家的木刻，从中可以看到，烧香窟窿、数豆子这样一些通俗的办法被不识字的农民用来代替写选票，减租减息稳步进行，在冬日农闲的时候，村庄还兴办冬学，教农民识字。

　　到达延安两个星期后，在为记者团举行的延安文化界座谈会上，赵超构见到了丁玲。1927年，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曾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6年秋天，丁玲到达保安，成为第一个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

　　在赵超构的眼里，此时的丁玲豪爽，健谈，难以令人相信她是女性。赵超构注意到：在甜食上桌的时候，丁玲捡起两件点心，郑重的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在赵超构看来，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亲的原型

　　座谈会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是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6年前的夏天，陈学昭也曾以记者的身份访问延安，以通讯集 《延安访问记》而名扬国统区。1940年12月，陈学昭放弃自由作家的生活，来到延安。

　　作为《解放日报》的编辑，陈学昭按照行政级别，享受着供给制的物质生活。集体食堂里的伙食标准分大灶、中灶、小灶和特灶。大灶以小米为主，小灶以面食为主。作家陈学昭享受的是中灶，不但有菜，有时还有一点肉片。

　　1944年陈学昭的生产计划是缴纳折合八斗半粮食的纺纱任务， 她至少每天要纺出相当于7两粮食的纱。陈学昭后来的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描述了纺线时思想转变的过程：

　　第一次坐在纺车面前，不知道怎样去下手，一会儿锭子跳了，一会棉条断了，急得她一身大汗；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两只手弄得满是污脏的油和灰土。她看着自己这一双手，心里不禁感叹着：“这本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啊！”

　　但是不久，“她开始想到，自己活了几十年，没有织成过一寸布，没有种过一粒米，但却已不知穿过多少丈的布，吃过数不清的米了。她感觉对不起劳动人民……”

　　陈学昭很快就掌握了纺车，每月都能完成任务，超额部分还能够给自己积累一些零用钱。一年后陈学昭被派往解放区工作，临行前，她用纺纱积累的零用钱在边区银行换了两个金戒指，缝在自己的腰带里。

　　和历史同时期相比，1944年是上海少有的高温年份，35度以上的高温持续了35天。上一年8月，日本政府将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给汪伪政权，在日本人的授意下，管理这两个租界的伪警察分局，不得不加设一名由日本人出任的副局长，全权负责区内各项事宜。租界的管理权实际控制在日本人手里。伪政权宣布，上海公共租界改称第一区，法租界改称第八区，任命陈公博为第一、第八区公署署长，兼第一、第三警察局局长。此时，陈公博除担任汪伪立法院院长等职位之外，还是伪上海特别市的市长，并要兼任伪区公署署长和伪警察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