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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速度 

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29日 15:25)


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

  深圳,传说中的“一夜城”。从上个世纪开始,这里就以神话般的速度缔造着奇迹与景观。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为国贸,是深圳最早的标志性建筑;修建于二十年前,位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起点。这张照片是国贸大厦建设者的合影,其中最年轻的就是当年的罗君东。在特区人的记忆里,国贸大厦的建设者们曾经以“三天盖一层楼”的方式,创造了“深圳速度”,照片里的四个人就被称为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

  二十年过去了,“四顶红帽子”中有三个人已经退休,只有49岁的罗君东还在地王大厦对面的深业集团担任副总经理。此刻,罗君东正在开发的是深业的最新项目,叫深业新岸线,整个占地面积是十八万平方米,是一块填海的地,淤泥深度达到十几米厚。整个深圳二十年来,都是由东往西在发展。高楼所在地即是城市的最西端。

  湖北荆门,中国建设总局第三局所在地。1980年来深圳之前,四顶红帽子就在这里工作,而这张照片中的两个人就是四顶红帽子当年的领导,中建三局局长张恩沛和副局长李传芳。时光倒流二十年,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企领导者,也正在思考着企业前途的问题。

  时任中建三局局长的张恩沛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需要社会上解决的,我们自己都得有。你比如说职工看病,我们自己要设医院,我们的医院还不小;子女上学,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那我们还要办学校,一直到上大学才离开这个单位;那个时候吃菜吃粮都不是很充分,我们自己又办农场。总而言之,就是机构很庞大,那么开支当然就很高,可是我们的收入又非常困难。

  为摆脱国企的窘迫现状,那些年张恩沛不得不通过四处拉项目的方式找米下锅。就在这个时候,南方传来了建设“经济特区”的消息。来不及等到上级领导的批准,张恩沛就挤上了南下的列车。而此时的南国,一场城市建设的狂欢已经开始了。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城市建设工程全面启动。面对着这片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张恩沛做出了中建三局将在深圳发展的决定,在尾随他到来的第一批先遣队里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刚刚大学毕业的罗君东,另一个就是后来担任国贸工程工地负责人的王毓刚。

  王毓刚想起当年,仍是十分感叹,整个深圳的建设速度,应该说都很快。我是搞了几十年建筑的人,但是以前以我在内地建设的,同样类型项目的时间周期来讲,我觉得深圳要快得很多。它的原因,除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咱们引进了国外的一些先进装备、先进技术之外,再一个就是人的思想解放。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我们来深圳看见的第一个很振聋发聩的这样一个口号。过去怎么敢提这种口号,但是在深圳,大张旗鼓的就在大街上张扬出来了。

  时任中建三局副局长兼国贸工程总指挥的李传芳也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说法感到新鲜:从这种提法来讲过去从来没接触过,也没感受到过。觉得一种清新,一种新奇。另外它这里一些做法,对工程招投标的管理;竞争等一些手段,感到一种生机。

  引入公平竞争,用招投标的机制,承揽建设项目,是特区的一个创举。国贸工程就采取了公开招标,。1982年的竹园宾馆深圳市领导宣布对“神州第一楼”国贸大厦的建设,进行公开招标。而此时,跃跃欲试的中建三局一公司刚刚承揽了另外一座高楼“金城大厦”的建设任务。

  张恩沛对当时的难以取舍记忆犹新:正在这个时候,市里头基建办公室正式告诉我们,就说金城大厦和国贸大厦,你只能选一个。你要是参加国贸的投标,金城大厦就得放弃;你要干金城的话,国贸你就不要投标。

  按照当时市里的规定,“金城”与“国贸”张恩沛只能选其一,但即使是舍弃了“金城”,中建三局未必就能在“国贸”中标。最重要的是,有好几个实力雄厚的对手已经加入了投标的队伍。

  做出选择刻不容缓,张恩沛难以判断:开始的时候投标的单位,我听说有三四家,四五家;后来才知道有七八家。这怎么办呢?大家的意见又不一致。但是大多数人说是咱们应该是(选金城)。又是外汇工程,地下基础地下室又搞完了,咱们为什么不干呢?

  “国贸”只是一个有可能辉煌的希望,“金城”却是唾手可得的经济利益,张恩沛反反复复拿不定主意,而投标的日期已经临近了。

  最后的抉择将近,张恩沛还记得当时的犹豫:最后就决定要投标了,放弃了金城。那时候说是果断,那是后来说的,对外说果断。我那个时候在没决定之前,才不果断呢,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内部讨论。就晚上通宵的做方案。做方案,什么方案?就是速度最快的方案。那么就是用滑模。滑模我没搞过,但是听说国外的话,滑模很先进,我就想能不能搞滑模。要创造高速度,今后肯定是个竞争的局面了。要搞滑模,只有国贸才能够搞滑模。

  所谓滑模,就是先用钢结构搭建模板,再往里浇灌水泥,等到水泥大体凝固,再往上提升模板。这种盖楼的方式虽然快,但是如此大面积的滑模施工国内尚无先例。对于张恩沛来说,滑模是一个有分量的筹码,也是一个有风险的选择。1983年1月22日,张恩沛的冒险终于有了结果,中建三局中标了。

  张恩沛回忆起通知书到达的那一刻依然唏嘘不已:我那个时候,那个通知书摆在那个桌子上,我就觉得是不是真的?因为全国最高最大,十万平方米,在中国没有的。而且我是那么艰苦,冒着那么大的风险,真的是中标了。当时真是老泪横流,感动的那个样。那天晚上,叫食堂还给我们改善了,多炒两个鸡蛋,喝了一瓶啤酒。

  国贸工程启动了,三十出头的王毓刚成为工地负责人;赴深圳第一小分队的队长厉复兴成为工地党支部书记;刚刚从上海归来的同济大学研究生俞飞熊,被委任为技术负责人。但是负责技术核心的滑模小组组长由谁担任,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张恩沛又做出了一个决定:滑模设计小组的组长,将通过考试的方式产生。

  罗君东当时担任国贸工地滑模小组组长,当年的竞争机制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先进的:年龄不受限制,职称不受限制,级别不受限制。只要你能拿得出好的方案来,你能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拿出科学的计算的数据也好,你的方案也好。你能把这个事情,在专家论证会上答辩通过。我们是以方案选人,不是以人选方案。


青年罗君东

  凭借自己的滑模施工方案,罗君东戴上了第四个红色安全帽,跻身于国贸工地的最高领导层,所谓“四顶红帽子”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并肩战斗的旅程。戴上红帽子的这一天,罗君东刚满27岁,此前他的从业资格仅仅是一个助理工程师。

  20年后,罗君东又一次要用考试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2004年4月15日,深圳市的四家大型国有企业公开招聘总经理,在全国的国企改制进程中,这是首次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已经在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多年的罗君东似乎看到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机。

  当年的雅园宾馆即将被拆掉,20年前,在国贸的三次滑模失败后,据说有境外媒体的记者躲进这里,等着撰写中国第一高楼坍塌的报道,“四顶红帽子”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时任国贸工程党支部书记的厉复兴回忆第一次滑模的情景:第一次滑模,滑出来,我们到现场一看,我们自己都感到心寒。因为什么,滑出来的柱子里面都是洞。我们形容的猫洞、狗洞,狗都可以钻得进去的,很大的一个洞,一些墙也都是拉得裂开来了。

  时任国贸工程工地负责人的王毓刚说起当年:如果滑模再不成功,作为我王毓刚,在我们中建三局一公司,当时在施工界,我那比较好的名声,这肯定是彻底完蛋,那么我自己的前途肯定也没有了。但是我就想,既然我们已经走了滑模这条路,还没有最后宣布它要被枪毙之前,有一线希望我们尽量争取。

  那么第二次,第二次再来滑模。在滑的时候,还没提升模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工人都在等着这个事情。一听,又失败了,大家情绪就,整个现场就很沉闷了。

  从“弃金城,选国贸”开始,张恩沛就始终在承受着外界的各种指责。这个时候,所有一直心怀不满的人们似乎又找到了可以对他进行批评的理由。

  风言风语在这个时候传到了张恩沛的耳朵里:开始失败的时候,风言风语我就听说了。最后这个批评、漫骂是铺天盖地。特别是我们甲方,当时的负责人李总,是个吉林人,骂得……当着我们面那么多人:你要包赔我的损失,你们赶早给我滚蛋。那个压力,今天说起来,那已经是一天就吃一顿饭了。晚上不睡觉,眼睛红的,药水都买不到。因为我主张的滑模,我拍的板嘛。

  三次滑模的失败,“四顶红帽子”从未停止过总结教训的努力与行动。但是滑模失败的根本原因却是直到最后才被放到桌面上。

  罗君东找到了滑模失败的根本原因:领导定的东西那个原因是不能找的,就找滑模技术上有什么原因,一直是找。我说不对,这个没有问题,这样也没问题,那样也没问题。一直到最后第三次,我最后憋不住了,说,就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设备能力跟不上,我用了先进的技术,结果你后面料供不上,那我怎么做?

  在四顶红帽子面前,张恩沛做出了承诺,但是等真正拿到设备清单一算帐,张恩沛一筹莫展了。

  张恩沛当时十分难以下决断:那么我要是用外汇,我那时候我算了一下,起码一开始这些没有八十万是不行的。八十万呢!怎么去解决?另外我有权利去搞八十万吗?可是没有八十万,罗市长同意批准这么不容易,这一生可能就这个机会,很可能就没了。

  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要购买五万元以上的设备就必须给北京打报告,而且批不批准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但是国贸工程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当年的国贸工地

  情势紧急之下,张恩沛干脆来了一个只斩不奏。没有经过任何批准,张恩沛几乎是以个人名义做担保,贷款购买了国外的十几台先进设备。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在国贸施工期间的这个举措,使他在1989年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经济审查。

  在当年的国贸工地上,人们在焦虑的情绪里等待了两个多月。虽然设备已经买来了,方案也做好了,但是建设单位不允许张恩沛他们做最后一次试滑了,工程就这样在讨论声中无限期拖延。

  几乎是以一种接受审判的心情,张恩沛召开了最后一次动员会,最后一次试滑在一种沉郁的气氛里开始了,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第二天上午,喇叭里忽然传出了工程总指挥李传芳的声音: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一霎时,整个工地哭声、笑声、欢呼声交织成一片。

  当年的纪录片《历史的抉择》记录了国贸大楼的建设过程:深圳人用幽默的语言概括说,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轫于建筑行业,革除现行僵化管理体制,运用经济规律,支配建筑市场的改革一发而不可收。

  滑模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国贸工程开始在管理体制分配制度上进行各种大胆尝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工资制度极大的刺激了工人的积极性。工人的工资比工程师甚至都多,因为工人是计件的。他是按照好像你混凝土工就按照混凝土的方料来算,钢筋工就按照钢筋的吨位来算。木工就按他支撑模板的量来算。

  金钱带来了效率,荣誉也激发了速度,雄心勃勃的建设者们力图要把这种速度推进到极致,国贸大厦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攀升。1984年春天,在国贸滑升到一半的时候,第一次南巡的邓小平站在旁边的国商大厦楼顶,亲眼观看了国贸工地。在特区草创的那个时代,国贸工程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鲜活例证。

  在当年的专题片《日新月异的经济特区》中,厉复兴说道:我们五层到十层,平均是七天一层;十层到二十层,是平均五天一层;二十层到三十层,平均是四天一层;三十层到五十层,平均连续的三天一层。

  1984年4月30日,国贸主楼封顶,比预先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半年以后,国贸大厦整体竣工。1992年春天,就是在国贸顶楼的旋转餐厅,88岁的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成为深圳速度的代名词,成为经济特区的一个历史象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时候起,速度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节奏,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不可逆转的到来了。

  国贸大厦竣工后不久,罗君东就离开了中建三局;而王毓刚和厉复兴则一直在中建系统待到退休。四顶红帽子里年龄最大的俞飞雄,曾经到澳大利亚工作,并且在1994年回国,参与了第二代标志性建筑地王大厦的建设。当时对地王工程进行设计和管理的,是已经担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李传芳。因为在国贸施工期间贷款购买设备,张恩沛在1989年受到有关部门的经济审查。审查的结果只有八个字:功大于过,下不为例。2004年秋,,在四大国企的公开招聘中,罗君东未能通过最后的面试;深业集团的国企改制方案仍然被搁置。

责编:红立  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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