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45年2月13日，农历乙酉年春节。这一天，从华中到西南普降大雪，《中央日报》报道说，湖南西部，雪是十年少见，而贵阳的大雪则是二十年来所仅见。
这一年，中国的抗战进入最后时刻，但忍受八年离乱的百姓们却并不敢奢望战争立刻结束，在年初一的《大公报》社评里写道：“今后一年是我们国家最艰苦的一年，已经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尽甘来的展望。”
作为战时的首都，重庆从元旦开始就没有太多的喜悦。寒冷的严冬中，天气已是十几天阴霾不开。每个星期，市内所有的街区都要轮到一个晚上无水无电。即使有电时，灯泡的亮度也只有一根蜡烛那么大，被人们形容为像鬼火一般昏暗。
新年前不久，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按惯例要为蒋介石撰写新年文告。
18年前，已经成为《商报》主编的陈布雷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投入北伐总司令蒋介石的麾下，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执笔者。
在拿到蒋介石1945年文告要点后，陈布雷感到愁绪满怀。上一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后方的政治经济也没有丝毫起色，这成为全国舆论和共产党的声讨之处，如何不失体面的总结这些事让他费尽心思。在日记中陈布雷这样写道：“横看竖看，狂抽了几根烟，仍感到无从下笔。”
但陈布雷素有“文胆”之称，元旦的凌晨，蒋介石以演讲的形式准时发布文告，表达努力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决心。
完成文告，陈布雷得以摆脱繁冗的公务，住进与重庆闹市区隔江相望的黄山官邸。陈布雷的《新春杂记》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自去年春节间国外舆论受共产党影响而有显著之变迁之后，我中枢对国事之措置更觉艰难，自此迄今有一年矣。以我国当前之人力，悉力从事抗战尚且不遑，而何堪更加以政治上、外交上之应付耶？
欧洲战场上，德军出动仅存的熟练飞行员向比利时马尔德海姆市的盟军基地发动空袭，这次德军损失250架飞机，德军的战略后备力量已消耗殆尽。
太平洋战场上，2月19日，美军进攻距东京仅1200米的日本空军基地硫磺岛。日本出动568架自杀性“神风”特攻机，重创措手不及的美军。《香港日报》报道这场战役为“太平洋战中流血最多之战”，“整个小岛成了人间地狱，尸骨如山”。3月26日，在伤亡2万人后，美国国旗在硫磺岛最高点折钵山山头艰难升起。至此，整个日本都进入美军飞机的轰炸半径。
硫磺岛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50岁的松下电器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对刚造出的木飞机由兴奋变得黯然起来。从两年前开始，与美军的海战使日本的战争资源消耗殆尽，“神风特攻队”更使日本对飞机的需求大增。战争的狂热让日本人丧失了冷静，日本军方发疯般的试图以高强度木材代替铝合金，制造飞机，这项任务交给了一直为军方提供电子产品的松下电器。
《松下幸之助传奇》一书中描述了松下幸之助接受这个任务时的情形：受舆论的鼓动，松下对战争的失败并未想过，听说有可能输，更是热血沸腾。他对大西中将说：“国家有令，即使要我扛枪冲锋陷阵也在所不辞！”
这年春天，投资3000万的木飞机终于成功试飞，但是当第三架飞机飞上天时，日本已经无力扭转战局。
此时在中国的长江以北，八路军各部开始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发起春季攻势，华北、华中各大城市都已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中。
延安，中共根据地的大本营，年初开始的减租、减息运动正在进一步开展。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农民正高兴的将地主退回的租子扛回家去。
在延安保育院里，孩子们过的也很愉快，三年前开始的大生产运动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偶尔才能喝上的豆浆现在是孩子们的必备早餐，体质弱的还能得到一个鸡蛋；午饭的主食是馍和肉，蔬菜则是尽量的吃，并保证吃上水果，缺钙的孩子可以喝专门的肉骨汤，服乳酸钙来补钙。
延安保育院的正式名称叫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七七事变后，全国出现大量的逃难儿童。为救助这些孩子，全国的妇女界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设立11个分会29个分院，延安保育院就是其中之一。在延安保育院的救助下，边区的许多儿童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为边区家庭和前线的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
春末之际，延安迎来这一年最重要的一个会议。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此时，距离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得到国民政府颁发的一份特派状，他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一起，被委派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即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上一年，随着二战接近尾声，为了维护和平及建立未来世界的新秩序，中、美、英、苏4国在美国敦巴顿橡园会议上讨论，决议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临行前，在重庆机场，摄影师为董必武拍下了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董必武看起来十分平静，气度从容。
董必武在美国的出现一下引起轰动。当时一般美国人印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迥异于常人的三头六臂式的人物；可董必武却是一个八字胡须稀疏下垂的和善老人，演讲时更是有理有据，没有强加于人之处。一些西方记者形容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为人和蔼可亲”，但又“颇为机敏”。
在美期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以一万美元捐助《华侨日报》，不过他在美国的接受华侨爱国同胞的赠款更多，这些钱用来替《新华日报》买回了三万美元的印刷设备，还为有关部门买了其他急需物资。
为了节省开支，董必武自己和他的秘书并没有住宾馆，而是租用一位华侨的宿舍自己做饭。根据一本已经保存了六十多年的笔记本上的记录，他们每人每天的房租只有一个多美元、伙食费只有两个美元多一点，在所列20项收入中，有三项是董必武捐出或上交的，合计美元2540元。董必武在签字仪式上穿的那套西装，只花了25美元置办。
两个月后，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签字时，大会以抗战开始最先，特地推中国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签字国。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首先签字，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中国，用毛笔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芷江，湖南雪峰山区一座古老的小城，4月中旬，日军对芷江发动了进攻，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了。近20万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全面击溃7万日军，俘虏日军300多人。当中国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视察日俘时，发现他们一个个都蓬头垢面显得稚气未脱，一见到清澈的池水顿时嬉闹着扑向水塘。见到此情此景，王耀武只留下了一句话：“日本帝国死期已近，让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少年娃娃出来打仗，能不完蛋吗？”
与此同时，在欧洲，德军正试图和英美盟军接触，想求得西线实现有条件的投降。东线上，苏联的进攻势如破竹，苏军已经到达了柏林城外。
4月24日清晨，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借助着伏尔加酒的作用，随着苏军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后续部队，强打着精神向柏林推进，同时用速记本记下了所见所闻：在经过柏林市区东北维森湖区时，一群衣衫褴褛的儿童围了上来，我把衣兜里所有的糖块都拿了出来。他们指着远处被毁灭的村庄，嘴里不停地在说什么，我们解放他们的意义到底何在？
格罗斯曼进入柏林郊区后不到一天，苏军与英美联军会师易北河。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一周后，德国正式投降。
德国的投降让美国将所有复仇的怒火转向日本。当时美国国内充满了各种反对日本的宣传画，有的公司借一个日本卡通士兵表现出美国工人的各种恶习；而从这张宣传画可以看见，强壮的山姆大叔正挽起袖子说：“日本……你是下一个！”
6月，日本岛已经完全被美军海军围困，全国250万间房屋遭到了B－29轰炸机的 “天火”式轰炸。
整个日本大地上，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倒塌破损的城市瓦砾间寻找粮食。七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无奈的措施，鼓励人们收集橡子，这是当时日本惟一还算充足的食物。
随着日本每况愈下，在日华工的日子变得更加艰苦起来，饥饿已经使他们几乎无法生存。日本花冈矿山的中国劳工刘智渠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过了元旦仅仅是吃的馒头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馒头中间先掺杂一些苹果粉的东西。不久，苹果粉没有了，又掺杂了豆饼和树皮。有时候也不知道掺进来的叫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好像是沙子一样。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去。
两年多前，日本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的不足，决定在中国强征劳工。刘智渠所在的花冈矿山先后从中国强掳劳工979人。
中国劳工到达日本后，每天都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夏季每天5时半起床，冬季6时起床，晚上7时，才能回到被称为“中山寮”的简陋居所。
所有中国劳工的服装都是破烂不堪的，他们只得到一件上衣，不仅劳动时穿，睡觉时也得穿着。到了冬天，由于寒冷，劳工门不得不用装面粉的纸袋子掖在裤子里裹着身体，把胶布和布片用绳子和藤条绑在破烂的鞋上。很多人手脚被冻伤，回到寮内一受热就疼的嗷嗷叫。
1945年新年后，由于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近三分之二的人因病倒丧失了劳动能力，被运到了只能收容10人的看护室。但这里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甚至连汤都不能满足。刘智渠回忆说：“如其所说是等待康复的病室，不如说是‘去火葬场的接待室’更为实际”。
7月6日晚上，日本花冈矿山的二十几名中国劳工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苛刻待遇，手持铁锨，闯入了日本监工的寝室，当场打死４名日本监工。日本宪兵、警察，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被动员到镇压行动之中，参加暴动的华工无一幸免全部被抓回。他们被押到大馆市共乐馆广场，两个人绑在一起，在炎热的太阳下暴晒，3天3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还被严刑拷打。
经过多方考证表明，花冈暴动中，被虐杀的中国劳工当在100人以上。而前往日本的38935华工中，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人高达6830人。
下 集
7月的重庆，人们正忍受着持续30多度以上的高温。政府贴出布告，所有人力车和马车必须重新油漆。警察当局决定，开始实行一个市政计划，在所有公共空地上开辟花园，市内不准堆积垃圾。
但事实上，重庆的卫生情况很差。城市的下水道也经常堵塞，因为重庆周边的农村没有能力处理城市居民的排泄物。相比战前，重庆的人口增加了五倍，农民对肥料的需要量却只增加了三分之一。不得已，重庆每天都有五百吨排泄物或注入长江——而这正是人们饮水的来源。
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则记录了当时一场奇怪的“灭虱运动”：对监狱里的肮脏环境，警察规定，每个囚犯每天要交出二十只虱子，否则就要打手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囚犯们私下发起了一场“养虱运动”。于是，每个囚犯每天都能顺利交出二十只虱子。犯人们不会再被打手掌了，然而，监狱里，虱子比以前更多。
恶劣的环境下，重庆爆发霍乱。市内一所设备最好的中学也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染上肺病。在一所大学里，百分之四十三的教职员患上肺病。但在白修德看来，重庆仅有这些一般病症流行已是万幸，这个城市能够生存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
这一年，从新疆逃回重庆的演员赵丹在执著地寻找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6年前，刚演完《中华儿女》的赵丹把刚出生的女儿留在上海，自己携妻儿一起去新疆，这个一心想给西部民众带去戏剧艺术的影星，没料到自己会被多疑的新疆督办盛世才逮捕。1943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妻子叶露茜被释放，并乘运输机回到重庆。她后来得到消息说，赵丹遇害了。
在重庆，孤独的叶露茜带着女儿无依无靠。悲痛之中她遇到剧作家桂苍凌。后来两人相爱结婚，去昆明定居。
最后，一个好心人告诉赵丹真实情况。赵丹前往昆明见到叶露茜，他不得不面对和爱人离婚的事实。赵丹后来这样给女儿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一见你妈咪，就恨不得一下拥抱她，日夜思念的爱人啊!可你妈却这么冷静。我一看她已怀身孕，马上意识到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了。我心如刀割，五脏六腑被撕裂了一样。我忍不住双膝跪下，哭诉恳求她：“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你妈咪绝望地回答我：“一个家庭已被破坏了，我不能再破坏第二个家庭。”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像赵丹这样的婚姻悲剧十分普遍。自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大批外省人口大量流入重庆地区，打破了原有的婚姻圈。在战火纷飞年代，很多夫妻根本无法见面，特殊的“重庆之家”应运而生。这类婚姻多是在原有婚姻关系并未解除的情况下，就建立起来的，一些有钱人甚至有十几个“太太”。
更多的婚姻则由于生活的艰辛变得脆弱不堪，从《大公报》对1939年到1945年刊登的离婚启示统计看，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1944两年，重庆的离婚率达到了顶峰，无数家庭在硝烟与生活的重压下支离破碎。
波茨坦，柏林哈韦尔河畔的一座古城。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尽快结束战争。
面对《波茨坦公告》，日本《朝日新闻》表示这 “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屈不挠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
8月6日，美军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三天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15万人在原子弹的蘑菇云中丧生。
8月15日中午，一个近似哀鸣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人们聚集起来收听天皇的“停战诏书”，这是日本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民众讲话。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错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安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曩者帝国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
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纵有陆、海将士之奋战，百官有司之奋勉，一亦众庶之奉公，各自克尽最大努力，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实难逆料。
若仍继续交战，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之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之所以卒至饬帝国政府联合公告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共为东亚解放合作之各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之意。念及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而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轸念也。惟今后帝国将受之苦难，固非旬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耐其难耐，忍其难忍，以为万世开太平之基。
朕于兹得以护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若夫为感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失误前途，失信与世界，朕最戒之。宜念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期发扬国体之精华，勿后于世界之潮流。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昭和２０年８月１４日
广播之后，不时有手枪声在东京响起，一些陆军和海军军官纷纷自杀，日本还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如今没有在诏书中使用“投降”字眼的天皇已经不得不向盟军屈服，静侯敌人的处置。他的皇位将被保留，但他的权力将被剥夺。至于他的文武官员，就只好生死由命了。
这一天凌晨，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自杀；晚上7点，海军上将宇恒缠带领11架“神风特工队”飞机对冲绳发动最后的自杀攻击。晚间深夜，“神风特工队”创始人日本第一海军航空兵司令大西泷次郎剖腹自杀。
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恰好是在晚上，美国记者白修德记录了整个城市在得知胜利前后的情景：
此时的重庆像往常一样，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日常生活。城区内，母亲已经把小孩安置在床上；嘉陵江边，许多青年人正在散步纳凉。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胜利的消息。马上，这个消息从一部电话传到另一部电话，从一个朋友传给另一个朋友。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爆竹声还是分散的、零星地响着，但还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在上海，国际饭店顶楼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数千人仰头致敬，人们自发地上街游行，欢呼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胜利。
胜利也使青年音乐家的陈歌辛也一扫心中的不悦。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陈歌辛积极创作抗日歌曲，其中《渡过这冷的冬天》和《不准敌人通过》在新四军中十分流行。正因如此，他曾被伪政府误认为共产党关押70多天。
胜利后不久，陈歌辛迅速写就《恭喜恭喜》一歌表达内心的狂喜，这首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后来也成为华人世界每年春节的贺岁曲牌。
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欢呼声从各处发出，人们互相拥抱，互相抬起来抛掷，有的人还把破棉袄里的棉花沾上火油当火炬，拿着到处串。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欢喜的跳起来，把篮子里的桃梨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乘坐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专机从武汉飞往芷江，洽谈投降事宜。而8年前，作为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今井武夫七七事变时就在现场。
上午11时15分，今井武夫一行的飞机在3架中美战斗机的监视下到达芷江，今井的飞机还被迫在机场作低空飞行，向战胜者致意。在回忆录中，今井武夫这样描写自己乘坐的飞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 。
下午3时20分，在现场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今井武夫静听中方以高声朗读近千字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备忘录》里一个接一个的“投降”字眼猛烈冲击着日本代表的神经，很快，今井武夫头上冒出了汗珠，身旁的副官也双唇紧逼，如坐针毡。今井武夫后来这样描述作为投降使者的心境：战败的我们，犹如被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尽的。
在芷江受降六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率先离开芷江，飞往南京，开始准备即将在南京举行的正式受降典礼。在《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飞机场上三五破旧日机，停于凄凄蔓草之中，备觉荒凉。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8月27日下午2时，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七架美军飞机缓缓降落。中国陆军司令部南京“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带领159人从芷江飞抵南京，准备即将举行的受降典礼。
此时，南京的街道上依然是冈村宁次的日本士兵在巡逻，在这个日本侵华大本营，人们一直不敢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行政上的混乱使得整个城市一片狼藉。
到达三天后，冷欣向重庆报告了南京情况：“近日寇投降，各杂色部队以及地方痞棍，亦皆闻风而起，甚有假借名义强占民居，绑架勒索，无所不为！内外秩序，顿遭破坏，造成极度恐慌现象……”
南京的混乱让重庆方面加快了派遣接收部队的计划。从拍摄于1945年9月初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担任凯旋还都任务的国民党新六军在街道巧遇待命的日本士兵，人们则聚集在街边兴奋的注视这历史一刻。
从9月5日开始，新六军借由美军飞机陆续登陆南京。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美军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空军力量，短短几天内，8万新六军全部到达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空运。
9月9日9时，在中国传统的“三九”吉时，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一进入会场，就试用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定下来。”
台湾，历史上因为屡遭台风侵袭而得名，自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以来，孤悬海外的宝岛被迫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10月17日，当中国接收部队第70军登陆基隆港时，基隆市万室空巷，人们争相跑上大街，一睹自己军队的雄姿，这是人们在半个世纪后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军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的市民，顾不得语言不通，都热情的拖一两个士兵到家中吃饭，不停的问寒问暖。
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终于在台北市中山礼堂正式举行。台湾民众一大早就穿上了新衣，家家遍悬灯彩，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各地舞狮舞龙，接连三天举行火炬游行。有记者说，日本投降以来，各地同胞欢庆胜利的场面难以计数，最让人终身难忘的景象，是在台湾。而这个日子也被台湾隆重的定为光复节。
台湾回归了祖国之时，在高雄，一位名叫“岩里正男”的中国籍日本陆军少尉退伍复员，他就是大家熟知的李登辉。从日本占领台湾开始，李家就因顺从日本颇受照顾，李登辉的父亲则整整当了16年的日本刑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害怕中国血统的台湾人支持抗战，于是开始了“皇民化运动”，号召台湾人改用日本名字，李登辉的“岩里正男”正是来源于此。此外，日本在台湾大力推广日语，台湾的中文报纸全部被改为日语报纸，中国的传统节日被禁止，台湾人也被强迫灌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当战局转危时，日本又在台湾征召士兵，李登辉和他的哥哥都应召入伍，代表日本参战，但更多的台湾青年则是被强迫入伍。据统计，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约20万台湾人被日本强征为军人或军夫参战，战死和病死者约3万余人。
回首过去，《台湾新生报》的社论《受降观礼与庆祝光复》感慨道：“回忆五十年往事，像一场噩梦。过去日本民族最大的问题就在妄自尊大，希望同化台湾。现实无情，终于对抱优越感的那些人提出了修正。由受降签字起，台湾的主权正式的归宗祖国了！”
南京受降典礼结束后不久，南京伪实业部长梅思平等就成了政府逮捕的第一批汉奸，中国抓捕和审判汉奸的大幕也由此拉开。
审判梅思平这天，南京朝天宫人潮如海，因无旁听证而站于广场上的人多达3000余人。梅思平在辩护书里狡辩道：和平运动乃以本国之利益为前提，本人在职五年间所经办之事物，皆直接于沦陷区之民众有利。
法官并没有轻信汉奸的狡辩，最终法庭宣判梅思平死刑，并在南京珠江路老虎桥监狱执行枪决。梅思平也成为南京第一个被枪决的大汉奸。从9月到年底，共有4692名汉奸受到审判，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
在中国抓捕汉奸的同时，远东国际法庭也开始了对日本战犯的抓捕与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回忆了审判战犯的场景：“东条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松冈洋右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最可怜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
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判决书，自杀未遂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等全部被宣判死刑。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财产直接损失为一千八百亿美金，间接损失超过了六千亿美金。
国民政府的受降和审判如火如荼，共产党也在沦陷区收复着失地，日本投降后两个星期，毛泽东在起草给党内的通知时高兴的提到：我军已收复大小59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共有城市175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
失地的收复让孙犁有机会回到阔别6、7年的家乡。他重新穿起从晋察冀穿来的山鞋，拿起从山上砍来的六道木棍，怀着兴奋而忐忑的心情上路了。
自从1939年离开家乡后，孙犁和家里的联系一直很少，偶尔得到的也不是好消息。长子夭折，老父身体欠佳，这都让他的心情沉重起来。一年前，他实在担心家里，就冒险写了一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一年过去了，他仍然担心家里收到信没有。
在急切的心情下，孙犁日行百里以上，十几天行走的疲劳让他脚下轻飘飘的，眼有些晕，身子像要飘起来。在一个黄昏，孙犁终于走到了自己的村边，他深深吸一口气，将疲惫抖落干净，激动的走进了家门。在《善暗室纪年》中孙犁这样回忆到：“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竟还没见过我。”
从妻子口中，孙犁得知他的家书还是安全送到了家里，给了家人很大的安慰。但他很快发现了妻子的变化。妻子在娘家本有些娇惯，不会织布。现在她竟从纺到织，都学会了。此外，她还带着孩子下地、下场，每逢集日，又去卖线卖布。这次孙犁回来，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抒都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磨秃了。不变的是妻子的厨艺，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可口的家乡饭让孙犁至今难以忘怀。
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上，人群涌动，汇成了返乡的人潮。在嘉陵江边的化龙桥，急于还乡的人们把带不走的东西都在这里摆地摊卖，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卖出的东西往往并不能换来需要的路费。
胜利前，本以为抗战还要继续一年的人们都在高价积蓄物品，但突如其来的胜利让物价奇迹般降下来。
百货店皮革店前，无不挂着血红的大减价横幅。老板和伙计们站在“欢庆胜利”的布标下，“挣着眼睛” 等待顾客，但是顾客还是难得光颜。一位小铺子的老板哭丧着脸说：“一千万元本钱要保得300万，就费劲得很了。说不定辛苦七八年的结果，怕是一家的路费都筹不出。双手空空，即便能回去，逾海茫茫，如何生计?”
一方面家中的囤积卖不出价，另一方面回乡的费用却高得惊人。随着人潮的出现，飞机票、船票、汽车票都紧张起来，经常要出高价，找熟人才能弄到票。正在船上等待回乡的叶圣陶在《东归江行日记》写道：“上午，船仍不开，船主与棹夫议工价，摊钞票若干叠于船头……结果，每一棹夫得工价二万八千元，到宜昌。十一时后，解缆撑篙，自此与重庆别矣。”
经过18天的水路，叶圣陶抵达长江的重要中转站――宜昌。
抗战开始时，迁往西南避难的人就在宜昌形成大规模的迁徙潮。现在，这一场景再次出现。如今的宜昌早已破败不堪，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到宜昌，大家快慰，夜眠亦酣适。然宜昌市屋十去八九，系为寇兵拆去充作燃料，故皆留屋顶墙壁。碎瓦颓垣之处亦颇不少，不知因何而毁……”无屋可住使大量人员拥在码头河滩、街头巷尾，一时间宜昌人满之患，食住和交通，极端困难。
叶圣陶还在宜昌的时候，先期离开重庆的凤子已经回到了上海。虽然一路上见到的景象都十分混乱，但当人们回到家乡时，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凤子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的在《良友》上发表散文，抒发自己感慨的心情：“我像一个同风浪搏斗的舵手，经历了八年岁月的漂流，船身被风雨吹打的已非旧日面目。我顾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土，顾不及换掉破陋的行装，我跑向大街，跑遍每条小巷……”
但回到上海不久，凤子即发现，上海的混乱更胜其他城市。战后的黄昏，到处充满着嘈杂、混乱与不平，物价高得惊人，虾一斤三千元，肉也要八九百元。1947年白杨主演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纪实性地描写了抗日演剧队员们战后的遭遇和接收大员们的腐败生活,再现了当时上海混乱的场面。
提到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翁文灏和钱昌照，不能不提他们领导的资源委员会。这个经济组织抗战只有初1万多人，可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多达十八万人的庞大组织。在胜利来临前夕，曾经当过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常叹息中国人才的不足。他担忧如何面对胜利的局面：“我们要从敌人手里接过那千千万万已经受受到破坏和没有破坏的事业，可我们的人才在哪里？我们虽然不一定办得怎么好，但也不能办得比在敌人手里更坏吧。”
他小小的办公室里，挂着几张图表，其中一幅是标着台湾资源的地图，那是他自己最注意的一幅，也是最容易惹起每位来宾注目的。在1943 年开罗会议以前，台湾问题还是他想不到而且不必想的问题，但当到了胜利突然到来的1945年，这一切都纳了考虑之中，钱昌照说：战后我们要收回我们失掉的土地和资源，我们不能够不立即从事了，了解和准备的工作，再也不能够耽搁了。。。。
起初，大后方的法币与沦陷区伪储币的实值相差不太大，但国民党政府不久后规定，将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定为一比二百。一纸命令下来，沦陷区经济迅速崩溃，在重庆只能买一点油条的钞票，可以在上海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携带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大发横财，立成暴富，而许多人顿成赤贫，根本难以维持生活。
《白杨传》里记述：弄堂内，一些衣衫槛褛的乞丐正爬进善堂门口停放的空棺材里，了此残生。在他们看来，能死在一口棺材里，不暴尸街巷，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看着接收大员们在沦陷区兴高采烈的接收敌伪产业，身在西南的胡厥文心里焦急不堪。这时，整个后方工业界由于连年战乱变得奄奄一息。食盐产量下降了五分之一，数千家棉纺织厂停业，面粉厂、酒精厂和各种矿场也纷纷倒闭。
作为抗战迁厂最坚定的工业家，胡厥文本来希望从敌伪资产的接收上得到补偿，而政府却并未给后方濒临破产的民营厂家丝毫的补偿。面对残酷的现实，胡厥文困惑了，他一心支持抗战，为此几乎毁灭他的所有事业。炸出云舰毁了长城厂，南京中华门之战百城厂又没有了……到后方来，重庆只有最少的一部分，想不到今天也就是只剩这一点！可如今他对政府的协助，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带着嘲讽分析说：“今天能办机关业务的已是第一等，能办自己的事情是第二等。谁来管民生疾苦呢，那就不必谈了”。
他愤慨地说：我不明白，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这也就是说，这样的政府产生这样的人民，还是这样的人民产生这样的政府呢？
这便是胜利前夕一个奋勇抗战的工业家的悲凉感言。
一组拍摄于1945年的照片，记录的是日本女孩和老人冒着严寒站在沈阳街头贩卖香烟的情景，照片中的日本人都是满面愁容。日本战败后，当年随“满洲开拓团”来到东北的日本侨民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大量难民在逃难中死亡。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被中国家庭所救，并最终留在了中国，有的只好在难民所苦苦等待回国的机会。
在日本本土，战争让国内变得满目疮痍。生产陷于瘫痪，物价不停飞涨，粮食和物资都极度匮乏。700多万军民从殖民地涌回日本后，困难局面更趋严重，惟一还能神采奕奕的只有接管日本的美国大兵。这时，在日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巡逻的美国士兵。复员的日本士兵则只能黯然的从他们身边走过，有时甚至要向美军致敬才能通过。
这时，在占领日本的美国大兵床头，好莱坞女明星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年，好莱坞迎来了一位新人，19岁的诺玛·简·贝克尔。从春天起，诺玛就成为了一个让所有摄影家都渴望见到的著名模特儿，她身上的秋装代表了那时美国流行的趋势。然而初入好莱坞的诺玛并不是一帆风顺，片约并不多的她还得应付美国战后的物资短缺、暴乱和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纽约每日新闻》中有一条标题为：物价飞涨，买主气涨。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为了获得更多片约扭转生活困境，年轻的诺玛此后脱胎换骨，改走性感路线，并变换了她的头发颜色和名字，成了人们迷人的玛丽莲·梦露。但直到1953年出演《绅士爱美人》一片，梦露才真正开始她的璀璨星途。
10月中旬，在青岛，百姓们惊奇的发现，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着一支庞大的外国军队。基本控制日本后，美军打着帮国民党管理城市的旗号，派出9万多人先后在中国沿海登陆，并与八路军频频发生冲突。国民党４万多人也沿平汉线北上，进攻晋察鲁豫解放区。在东北，国民党任由苏联将东北的工业作为战利品带走，只为把共产党的赶出城市。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国共刚刚达成和平的“双十协定”后。
这是丰子恺在抗战结束后创作的漫画“炮弹做花瓶”。抗战的硝烟渐渐散去后，人们利用各种场合呼吁和平。在张治中和美国特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飞抵重庆。在机场，人们蜂拥而至，争相目睹这位中共领袖的风采。一位记者描述说：“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28年过去了，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坐在一起。经过４０多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协定提出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来到。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大公报》发表了充满激情的社论，对协定的实现寄予厚望。
面对“双十协定”，西南联大的教授费孝通并没有报多少希望，他敏感地察觉到一种不祥之兆，刚刚胜利，蒋介石已经利用武力赶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出不和平的信号。
上一年，原本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费孝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不断呼吁成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费孝通后来这样解释说：进民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国。当时我们连农村调查都无法进行，再那么搞下去不行了，要当亡国奴了。
在访问美国时，费孝通也文章对国民党表示强烈不满：我在每篇文章中，都把美国当一面镜子，他们的通货膨胀不到一倍，而我们的已超过千倍；我们前线的士兵饿死行军路上，后方则花天酒地；我不禁要问，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战争结束前后，大公报记者徐盈一直忙着到各地采访，他把自己在旅途中最大的发现记载了下来 ：“我在中南和西南走了九省，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广大人民的面孔上，发现了我们韧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会笑的民族，就是再有多少愁苦，我们的民族也能够用笑将它冲淡了。会笑的民族是不会失败的，他的心情始终乐观，他们真是在“以时间换空间”，只有用笑来支撑着”。
抗战胜利的时候，滇湎公路的公务局局长龚继成住进了医院，这位工程师的血压超过了200。他曾经组织打通中印公路，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外筑路，他还筹划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条输油管道。但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组织生产出来的经纬仪。他在测量工程上干了23年，深知它的重要，他说：“这是一件没有人注意的基本工作，绝对不可以看轻它”。病重以后，他除了随身的衣服，就只带着它了。1946年，他病故了，没有什么人会再记得他，同样的，在抗战的那个大时代，千千万万的士兵倒下了，千千万万的民工倒下了，像蚂蚁被踩在脚下似的一点声息也没有，一个默默于自身工作的人是不容易被更多的人知道的，但战争是靠他们才能够坚持下来。历史会记住他们，哪怕只是留住他们的一个侧影。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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