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5日，农历癸未年春节。在大后方，春节已逐渐变为少数人欢庆的节日，重庆《大公报》的文章写道：百金一匣的烟、几十元一只的橘子都被那些所谓的高等华人搬销一空……甚至春宴一席非千金而不办。1941年底，重庆人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欢欣鼓舞，相信胜利已经不再遥远。仅仅过了一年，即到了１９４３年，人们的情绪却一落千丈。

　　战时的重庆，物资匮乏，人们住的是竹竿支撑的简陋草棚茅屋，吃的是被人戏称为“八宝饭”的掺杂沙子、稗子的霉米；卫生状况更糟，死人不计其数。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也不见缓和的迹象。马路上乞丐成群，还不时发现冻死的乞丐。时任《新民报》负责人的赵超构写了一篇《冷气与人情》，描绘了他当时的心情：“冬天所以还有人冻死，那并非冷气之过，是因为人情的冷酷，比冷气更冷的缘故。假如我们人间是充满着人道与同情的温暖空气的，大家都能发挥点同胞爱，我们尽可以保证路无冻死骨。”

　　在上海，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一家报纸说：沪西金家巷粥厂腊月二十八开始施粥，该区贫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能喝这一大碗厚粥过年，该区贫民领受之余，咸喜形于色。

　　这年年初，一直跃跃欲试的伪国民政府终于得到日本授意，发表《宣战布告》，正式对英美宣战。汪精卫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歌功颂德。

　　汪精卫：我们知道中国在一百年以来，经过许多次的战争。内战不用讲了，外战呢，总是枝枝节节的。惟有这一回的战争，才正是为“独立自主”而战争的战争。

　　日本之所以把对英美作战称为大东亚战争，是以从英美手中解救东亚国家的救世主自居，宣称战争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国家获得独立自主，以形成大东亚联盟，建设亚洲新秩序。汪精卫也以此作为自己建立伪政权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日本的真正目的是成为亚洲霸主。

　　日本政府还表示从8月1日起，交还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此证明自己的诚意。实际上，在日本人的授意下，管理两个租界的伪警察分局，都不得不加设一名由日本人出任的副局长，全权负责区内各项事宜。这样一来，租界的管理权还是在日本人手里。伪政权发表命令，宣布上海公共租界改称第一区，法租界改称第八区，任命陈公博为第一、第八区公署署长，兼第一、第三警察局局长。此时，陈公博除担任汪伪立法院院长等职位之外，还是伪上海特别市的市长，由此可见汪伪政权所设立的官阶格局的畸形和官员的人浮于事。

　　十几天前，中美中英分别签约，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在华特权，这意味着治外法权在中国的结束。但英国拒绝了中国政府归还九龙、新界租借地的要求。

　　在延安，春节期间，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人山人海，各界军民两万多人聚会，庆祝中美、中英订立新约，废除近代以来对华不平等条约。鲁艺教师王大化、一年级学生李波演出的秧歌《兄妹开荒》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也在黄土飞扬的大风中坐在长板凳上观看，李波回忆说：“毛主席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也不避一下风，这时毛主席身边的一个人往他嘴上捂了个大白口罩，毛主席马上用手扒拉开，只是兴奋地张着嘴哈哈大笑。

　　这一年，画家王式廓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边区的劳动英雄，此时，他开始酝酿创作木刻《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不务正业，不事生产的各种人的统称。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动员会上，朱德提出，在生产中，不允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

　　在延安， 有110人被划定为二流子，门上和身上被佩带上徽章标志，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允许摘取。对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束缚，如有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不管，也不准离婚。

　　在奖励劳动英雄的大会上，同时斗争二流子，二流子被一个个拉到台前，群众报以哄堂大笑，对于愿意改过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者租借一定的土地、种子和农具，扶助监督他们参加生产劳动。

　　一年后的统计表明，陕甘宁边区共成功改造二流子6400多人。

　　这时，山东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日军持续不断的扫荡让根据地遭受巨大的损失。时任山东分局领导的罗荣桓把这一时期称做“拂晓前的黑暗”。

　　根据地里，人们的主食多是煎饼。它是用高粱面或糁子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人吃多了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山区烙煎饼时，常在面糊糊中掺一些山梨或柿子。蔬菜很罕见，人们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当时师部有一些南方人不会卷煎饼，就双手拿着煎饼吃，样子颇像读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一些干事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罗荣桓患有严重的痔疮，但也每天“读报”不已。

　　针对日伪军于42年底发动的冬季大“扫荡”，罗荣桓部署教二旅运用翻边战术发动了焱城战役。翻边战术是罗荣桓提出来的，意思就是“敌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敌那里去”。1月19日采用连续爆破把日伪军在焱城修筑的炮楼炸毁，攻克日伪军的重镇焱城，随后又打下焱城周围18处据点。日军设置在马头等地的仓库中的物资都成为八路军的战利品。日军不禁惊呼：“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

　　5月份，罗荣桓因长期过度劳累而病倒，不得不中断工作，辗转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吁邰黄花塘治病。

　　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来一篇六千字的通讯，向大后方首次披露河南灾民的惨状。一天后，主编王芸生发表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在社论中提到：当重庆的阔人们竞相斗侈、花天酒地的时候，河南“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经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就在社论发表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以示对其发表河南灾荒的惩戒。《大公报》资深记者曹世瑛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当时，《大公报》的发行数是每天6万份，战时后方只有手工制造、供应紧张的土报纸。停刊三天，节省18万张纸，全体职工还捞到三天休息。平日难得进城，这时正可去买点年货。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因发表社评被罚，都想看看这篇文章，到处去买报纸。恐怕下次买不到，赶快到营业部去订阅，结果销路大涨。重庆的同业见到《大公报》的人都说“恭喜发财。”

　　不久，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福尔曼进入河南。在《风暴遍中国》一书中，白修德向人们描述了河南的灾荒。

　　河南是一个富饶的省份。抗战以前．河南省维持着大约三千万人的生活，人民辛勤耕种着肥沃的黄色土地。这里十分拥挤，人口众多。这里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冬小麦．农民们在深秋季节播种；第二年的五月中旬收获．其他作物还有谷子和玉米，在小麦收获之后立即播种，等到秋天就可以收获了，1940年和1941年，河南粮食收成不好，青黄不接时已经出现了饥饿现象。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

　　白修德在文章中描述说：尽管重庆做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在河南，白修德还在居住的地方见到一群农民：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支军队的司令部里，一群中年男人来拜访我们，他们说他们代表本地区的农民拟定了一上呈书和一份报告节，请求我们带到重庆去，每个文件都给了我们两份。报告书中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已经有十一万人完全断炊了。每天约有七百人在路上长眠不起．另有约七百人处于垂死状态。自从灾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粮为一万磅米糠麦麸。我们同这群人中领头的进行了交谈，他有土地吗？有二十亩。他收获了多少粮食？每亩十五磅。税收是多少呢？每亩十三磅。

　　在离去的最后一个晚上，郑州的政府官员宴请了白修德一行，白修德保存的菜单是这样的：莲子羹、胡椒辣味鸡，栗子炖牛肉，炸春卷、热馒头、米饭，豆腐、鱼等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

　　很快，白修德撰写的文章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两个月后，发自西安的赈粮专列开始运向河南。

　　2月4日，延安电影团制作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总政大礼堂首映，影片纪录了八路军120师359旅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奋斗历程，描绘了经过生产与战斗后的南泥湾新貌和三五九旅在秋收之后紧张练兵习武的情景。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一百里，原是一片不毛之地。1940年，留守延安的359旅开始在这里大规模开荒生产。

　　在南泥湾，竞赛是促进开荒生产的有效方法。挑战，成为光荣的字眼，在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展开。竞赛中，一些人牺牲休息时间去开荒，甚至在晚上偷着干。最初的时候，一个人一天只能开四五分地，开展劳动竞赛后，开荒记录日日上升。最早的劳动英雄李黑旦一天开荒二亩半，但是英雄里面有英雄，纪录被不断翻番，最后有人一天就开荒六亩三分五。

　　南泥湾很快改变了模样，大片大片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养起了牛羊。两年多后，359旅已经开垦荒地27万多亩。359旅40年的自给率是56%，1943年达到93％，一年后不仅自给，而且可以积余一年。

　　由于肉食、油类的增加，战士们的粮食用量减少了。初到陕北，由于吃饭没有少盐，更说不上肉了，所以那时候每人每天吃到两斤小麦，有的单位还提意见说两斤不够吃，后来肉类和油类增多，每人每月按规定可吃三斤大秤的肉，当时的计量单位是每斤二十四两。

　　昔日的荒山野岭，变得像江南一样富饶美丽。著名的作曲家马可是当年鲁艺的教员，贺敬之是鲁艺的学员，他们曾在南泥湾烧过木炭，亲身体验过开荒的辛苦，尤其是晚上“睡觉睡不好，蚊子到处咬，伸手抓一把，不知有多少”。后来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写下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南泥湾》。

　　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是用土法上马的办法制作的。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延安艰苦的生活条件，电影制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整部影片几乎是完全靠手工制作出来的。

　　时任电影团摄像师的徐肖冰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在制作片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完全是在没有近代水电设备的条件下搞起来的。水要一挑一挑从山下延河里挑上山来。我们用16毫米的放映机做拷贝机。洗片是一段一段地洗，每次20张。然后接起来。黑房里有人洗，外面有人看表，设备虽然差，但质量还是达到一定水平的，并且使用了滑入滑出的手法。”

　　（《带翅膀的摄像机》）

　　作为中国解放区第一部自己制作完成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放映后受到极高的评价，1943年2月5日，《解放日报》撰文称这部影片是“纪录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还特别登载了这部影片的预放日程，便于让大家都能看到：

　　2月3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上映。

　　2月5日：在总政军民联欢会上放映。

　　2月6日：在八路军大礼堂招待劳动英雄。

　　2月7日：招待留守部队直属单位。

　　2月8日至2月12日：在中央管理局招待直属单位。

　　2月13日：在杨家岭大礼堂放映。

　　3月，重庆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继续明确实行征兵制，称“中华民国男子依本法皆有服兵役的光荣义务”。其中，尤以“川军”最为著名。自战事开始以来，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当时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一年前，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已经开始为重开缅甸战役做准备。他在位于加尔各答以西300多公里的比哈尔邦兰契市郊，设立了总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的蓝姆伽 训练中心。

　　训练中，中国官兵们惊奇地发现，作为一名年近60岁的中将军官，史迪威也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铄，常穿开领短上衣和短裤，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檐战斗帽，在操练的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时而，他还伏在卧倒的中国士兵身边，帮他们校正瞄准点，或给他们做示范。史迪威对中国官兵取得的训练成绩感到非常高兴。他在42年10月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谈道：“我们给中国军队开办的训练学校十分气派。学生们学得很快。他们吃得很好，医疗上得到关心，教学也有实效，他们还拿到了军饷，可以看电影、进行田径锻炼，等等。你知道，中国军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待遇，他们会是好样的。”

　　当时国内战士们的待遇日渐低落，与物价高企形成反比例，他们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隆冬腊月都是裹着一袭单衣。上将月收入甚至不如一普通工人，若以生活指数计算，只抵得战前文书上士的收入。军人的待遇不仅偏低，而且还时常拖欠，而军饷到部队往往又被一些贪婪的军官克扣。伙食的恶化带来士兵体质的恶化和衰弱，当年，国内空运了１８００名新兵去蓝姆伽接受训练，其中有６８％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随国民党第十四师作为先遣部队征调到了蓝姆伽。不过，对于训练营中的生活，他在《黄河青山》中有过自己的看法：“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也好不了...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可笑，衬衫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

　　但对于部队中的中国士兵来说，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比他们来这里之前还是好了很多，他们中很多在当兵之前是地道的农民，蓝姆伽系统的训练课程与物资供给让他们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过了不久，蓝姆伽的中国部队就已经是另一个面貌，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43年底，中国驻印军的进攻战斗在缅甸于邦打响，拉开了反攻缅甸的序幕。

　　这一年，作家周立波在延安鲁艺教书已经快四年了。他是一个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作家。

　　毛泽东曾说，延安的文化人主要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部分是来自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的山顶上的人，另一部分是从上海等大都市来到边区的亭子间的人。

　　在30年代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男主角所住的地方就是亭子间。周立波曾在《（亭子间）后记》中描述：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一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样，从前门进去，越过小天井，是一间厅堂，厅堂的两边或一边是厢房；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间；厅堂和厢房的楼上是前楼和后楼，或总称统楼；灶披间的楼上就是亭子间；如果有三层，三楼的格式一如二楼。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

　　1930年的上海，周立波常常怀揣一把防身用的小刀子，悄悄走出校门，来到上海繁华的街区，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此后，周立波参加左联，并且翻译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

　　七七事变后，周立波担任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翻译，深入到八路军根据地，经过炮火硝烟的磨炼，上海亭子间的文人周立波简直变了一个人，再给朋友周扬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打算正式参加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

　　1939年．延安鲁艺文学系的学生见到了这位传说中带着刀子去参加“飞行集会”的作家，他身材瘦高，身穿一件破旧的深色呢大衣，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用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近视眼镜。

　　在延安，周立波先后创作小说《牛》和《麻雀》，小说《牛》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描述了作者眼中陕北农民张启南的生活，其中还细致地描写了张启南对母牛和小牛的精心照料。在小说的结尾，当人们在乡政府的窑洞里“谈说着天时、鲁艺、共产党的福气、统一战线的掌柜和北欧艺术里面的不穿裤子的婆姨。”张启南一个人悄悄去看自己没有吃奶的小牛。夜深的时候，张启南告诉作者，小牛吃奶了。作者吹灯睡觉后，“想起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权的意义”，心田里浮荡着“亲切的温暖的东西”。

　　在上一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周立波的创作思想发生了改变，4月，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后悔与前瞻》，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一番清理和“反省”。他觉得自己所写的小说《牛》和《麻雀》一类的小说，题材不够重大，与现实结合不够紧密，“不是太琐碎”，就是太陈旧。没有好好的反映我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他还断言，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真正的英雄，会光彩夺目地走进我们的书里。

　　不久，周立波离开鲁艺，参加359旅旅长王震为首的南下支队。5年后，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问世，这部以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的作品，相当完整地反映了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过程。周立波塑造了他早就期待出现在他书里的真正英雄――以赵玉林为代表的革命的新农民的形象。

　　下 集

　　这一年，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要塞成为中国军队在长江上的最后防线，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侵入长江，从上海溯江而上。中国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七道防线，1943年，日军已经突波6条防线。

　　4月下旬，东起湖南滨湖，西至石牌要塞，10万日军向鄂西的第六战区发起进攻。6月10日，日军在中国守军进攻下从鄂西后撤，日军损失1万余人，中国军队阵亡官兵25400多人。在石牌要塞，就有1万多中国军人阵亡。

　　在日本国内，由于越来越多的资源被调去支援军队作战，每个人都面临着填饱肚子的问题，在食品进口下降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政府就把米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做“nukapan”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1943年夏，史学家陈寅恪从桂林前往成都，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一路上他饱受疾病的摧残，途经贵阳、重庆，到达成都时，已是岁末。从桂林到成都，一家人竟然走了半年多。

　　到了天府之国的成都，陈寅恪发现自己还是摆脱不了生活上的窘境。

　　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货币贬值与物价飞涨在恶性循环。在四川成都地区，40年代初的两年半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4倍，而一般物价却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一般每月伙食费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从国外留学回到西南联大任教的华罗庚回忆：“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陈寅恪的一首诗这样写道：“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双俸指的是1942年底，教育部核选西南联大资深教授73名为“部聘教授”，其中第一名就是陈寅恪。当时规定“部聘教授”每月工资600元，学术研究费补贴1000元，但是所有教授里面级别最高的“双俸”还不到大约320斤大米的价钱。

　　43年末，教授每月收入大约在3700元，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9块银元。为了生存，教授们只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他们大多到其他的高校或中学兼课，或者像冯友兰、罗常培卖书法，闻一多卖图章，朱自清、王了一卖文稿贴补家用。卖文为生的教授们还组织起来，明码标价，从署名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等十二教授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中可以看到文人的开价：

　　文值：颂赞题序五千元，传状祭文八千元，寿文一万元，碑铭墓志一万元（文均限古文，骈体加倍）

　　诗值：喜寿颂祝一千元，哀挽八百元，题咏三千元（诗以五律及八韵以内古诗为限，七律及词加倍）

　　碑铭墓志一万元

　　篆刻值：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收件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年芳女士代转

　　而在当时，1943下半年的100元仅可以购买大约5斤米，合20元一斤，再过一年每斤米价已经涨到42元。从这算起来，教授们的辛苦所得，依然不能让他们从生活的困窘中摆脱出来，只是勉强生存而已。

　　在上海，影星周璇息影一年后参加了由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拍摄的影片《渔家女》。这是一部由卜万苍导演的音乐歌舞巨片。上一年，周璇对外宣称：“退休”，退出演艺圈，以歇演表明自己的不合作态度。

　　《渔家女》是一部表现渔家女感情纠葛的戏，卜万苍认为戏中的女主角非常适合周璇的个性和身份，他又为周璇量身定制《渔家女》、《交换》、《疯狂世界》、《婚礼曲》四首影片插曲。1943年9月，在卜万苍的一再邀请下，周璇终于重返银幕。

　　此时，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已有两个年头。日军利用掐断胶片来源、强化审查关卡和施行经济利诱等手段，全面控制上海的电影事业。

　　《抗战时代生活史》作者，上海中医陈存仁在书中回忆到：日本人最初对于电影，组织公司专拍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纪录片。伪满洲国运来的作品，如《哈尔滨歌女》、《东游记》、《大东亚战争特报》等,大家都不去看。就在这个时节，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先时不出面，由张善琨创办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将未曾离沪的电影明星一网打尽，集中到他的公司...后来，川喜多渐渐出面，每一部影片之前必定先映一部时事新闻片，映出的全是“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场面。记得还有过一段纪录片是由十大明星登上出云舰献花，这样一来，就暴露出日本人借电影来做宣传工具的险恶用心。

　　在拍摄《渔家女》过程中，卜万苍对周璇的表现非常满意，他说：“她不但聪明、努力，对于演戏非常用心，而且一切演员的服务道德，她都能遵守，拍戏时她从未迟到或缺席过，对于导演的话是非常的听从，而且更能虚心的向人求教……再凭她的演戏天才和不断努力……这次演出一定能得到收获……”

　　果不其然，《渔家女》在大光明电影院公映的时候盛况空前，当时的报道描述说：

　　“周璇一一天子骄子，毕竟不凡的金嗓子，别来无恙，音乐歌唱巨片《渔家女》光荣献映，观众渴望声中，终于一睹周璇秀丽风采。《渔家女》上映，轰动了大批热烈的影迷，看看久别重逢的周璇，绮丽的姿态，天真的微笑，在银幕上活跃了，论演技和国语，周璇确已合乎标准了，主演《渔家女》好像一首美丽的抒情诗，在歌唱中充分表现出周璇的天生歌喉，余音袅袅，百听不厌。

　　《渔家女》在大光明电影院连续放映几十天，天天爆满。《渔家女》中的插曲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天上旭日初升

　　湖面好风和顺

　　摇荡着渔船

　　做我们的营生

　　手把网儿张

　　眼把鱼儿等

　　一家的温饱

　　就靠这早晨

　　……

　　这一年，14岁的李鹏已经在延安生活三年了。

　　李鹏所在的延安中学，是以窑洞为教室。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描述陕北的红军大学时，曾这样写道：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此时，李鹏与他的同学们过着一种半军事性质的供给制生活。学校两年发给他们一套棉衣，每年发给一套单衣，一双布鞋。由于卫生条件差，衣服少，不能经常换洗，他和同学们在身上、头上都长了虱子与虮子。

　　延安正处于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李鹏也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割谷子、纺线、补衣服、缝被子、编草鞋、做木板鞋，样样都学着干。”

　　一年后，李鹏在延安中学毕业，结束中学时代。后来他回忆这一段的生活时说：“到1943年秋收以后，整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有了充足的小米，菜也越来越多，有南瓜、萝卜、西红柿吃，每个礼拜还可以打一次牙祭：少不了肉熬粉条子，菠菜汤。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在日本，随着战事的进行，要求有不断的新兵补充进来。到1943年9月，已经有300万工厂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的严重下降。“我们的技师太少了，根本无力维持生产标准，”一位日立电器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失去了1000个熟练的工人，要用4000个生手才能替代他们的工作。”当经理们试图把传统的每天一班共10个小时的工厂运作方式，扩展为24小时轮班倒的方式时，他们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些生涩的夜班工人们报废的零件，比生产出来的还要多。

　　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厂，飞机被仓促地制造出来之后就装上牛拉的大车。中岛一家工厂的条件几乎同样原始，他们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期间把飞机发动机的产量翻一番。这家公司的总裁中岛知久平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动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资源，但是在3个月之后，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机器也精疲力竭，而且熟练工人都被征入军队，取代他们工作的都是一些学校的小孩子们。”

　　到1944年底，日本的新造战斗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在到达作战地区之前就坏掉了。一种由中岛工厂生产的陆军战斗机Ki84缺陷极为严重，以至于有了“飞行员杀手”这样一个可怕的外号。

　　1943年已经是抗战的第七个年头，战争是头等大事，可是重庆政府下达了紧缩兵工生产的命令，经费被减少，人员也要裁去五分之一。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拿出了花名册，告诉上面来的人说：“我这里没有闲人，每个人都有工作，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花名册上个个有保人和相片的”。这一年，美国顾问来华调查，结果纳尔逊发现了中国兵工生产的水准微弱，竟然有每名士兵在一年内分配不到一颗子弹的怪事情。

　　这一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搬到左权县的一个山村。党校教员赵树理很快与当地的农民结成朋友。在这里，他动手创作小说《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农村青年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却遭到双方父母"二诸葛"、"三仙姑"的阻挠，掌握村政权的地头蛇也百般刁难，最后小二黑和小琴在民主政府支持下终成眷属。

　　《小二黑结婚》初版就印了两万册，但马上脱销，第二年3月又重新排版，加印了两万册，仍供不应求。同年10月，赵树理又完成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描写阎家山农民与地主阎恒元围绕着村政权的改造、减租减息开展的斗争。这部小说出版后，成为整风学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材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先后沦陷，桂林因其地理位置等条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大后方，一时间，中国文化名人云集桂林。

　　9月25日《大公报》刊载《桂林作家群》一文，文章对剧作家田汉有这样一段记述：“说来真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是39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

　　那时稿费已经不高，而物价比稿费涨得还快，往往是拿到稿费时，已经买不到多少生活必需品了。有时竟然无米下锅，家里人问田汉怎么办，他总是泰然地回答：“慢慢来！”因此，“慢慢来”竟在当时的戏剧界传为佳话。曾有人为他写过一首这样的诗：

　　多才多艺田寿昌，箪食瓢饮写文章。

　　秋风秋雨秋声赋，从古奇才属楚湘。

　　这一年，在苏德战场，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转入全面反攻阶段；太平洋上，美军在中途岛及瓜达尔卡纳尔群岛大败日军，逐渐取得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欧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上，同盟国都已转入反攻。

　　湖南常德，是湖南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素有“粮仓”之称。

　　11月18日，日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常德地区，并大量施放毒气。11月24日，日军三面包围常德，先以飞机轰炸，重炮摧毁城防工事及市内建筑，继而施放毒气，最后采取火焰喷射器进攻，常德市内顿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毒气熏人，居民无处藏身。当时的守军57师拼死守卫常德，亲历常德保卫战的57师上尉书记吴荣凯回忆说：“ 常德北邻洞庭湖，南靠沅江，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方，在战术上是不利于固守， 但是军人的天职是保国为民，我们决不能因为常德地形不利而意志动摇，命令不容任何人打丝毫的折扣。”

　　但由于双方兵力相差悬殊，57师经过16个昼夜的血战，全师8000官兵几乎牺牲殆尽。师长余程万在得知援军无法赶到时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文：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12月3日凌晨，常德失守。12月9日，援军第58师赶到，终于收复常德。但守军五十七师除师长余程万率二百人突围外，其余已全部牺牲。

　　上一年，滇缅路被日军截断，大后方的进出口贸易全部中断。中国只有通过驼峰航线，可以从盟得到一点微薄的帮助。封锁的恶果在1943年浮现出来，从这一年开始，后方的工业全线走向萧条。新设工厂逐年减少，原有工业纷纷倒闭。重庆市原有工厂８７１家，到１９４３年停工的达２７０家。基础产业，如钢铁厂、机械厂、基础化工厂，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精明的人都愿意制造生活必需品或者其他容易销售的产品。从1943年的春天开始，以前钢铁界的曾有过的乐观气氛在日渐的减少。出了货就没有销路的担忧成为现实，而钢铁的实际产量还不到生产能力的一半。这年下半年，中国兴业公司因为资金的周转不灵,化铁炉停业了,而平炉炼出的钢也没有可靠的销路.厂家感叹说:“你看,又是没有的时候各方来磕头打躬,如今有了,胃口太小,一时又消化不了,我们该是向别人磕头打躬了..” 这家公司的炼铁成本是每吨35000元，最低3万元，但官价二万二千元，多用一吨多赔一吨。

　　汉阳铁厂厂长吴健希望政府能够用钢铁来造铁路，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拯救钢铁行业，又可以发展后方交通，货物通畅便可以平抑高涨的物价。这一年的矿冶工程学会年会上，他以主席的身份对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进言，“物价的高涨是因为交通，我敢保证，九十五镑一码的钢轨，目前我们已经可以轧出来，供给铁路的需要，交通有了办法，物价有了办法，我们钢铁业也就有了办法”。

　　吴健提到了在全面抗战以前，国内生产的铁矿石99%卖给日本的辛酸事,他说：“那一年,我特地找到交通部长叶恭绰的家里去,对他说到铁轨一定要自己铁铸,差一点不要紧,只要你提倡,一定会好的,可是他说这样困难,那样困难,结果还是为了一大笔回佣订了外国货,而且不只一国..”,但让他想不通的是到了抗战了,许多事情依然没有变,“为什么今天还是这样呢?战时都过不去战后还得了,政府要不要自己有工业呢”。

　　吴健这位老工业家气愤了，“失败的路子不能重演了，除非不要国家民族的才不要自己的工业；学学人家先进国，工业的成就也不能一步登天的，要在政府的保护之下慢慢成长；就算是开头不行，不要紧，给他改进的机会，一定可以成功的”“怕的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有私心，想拿回佣，这种人害了国家，也害了工业”。

　　11月8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从重庆出发，奔走20多个县市，呼吁民众捐款献金。

　　冯玉祥对献金规定了三个原则：“有钱人出，贫苦人不出。不要勉强别人出。要感动别人出”。但在捐献的人中，既有富绅巨贾，也有低薪的公务人员，有穷工人，农民、学生，还有缺手少脚的抗战负伤军人和衣衫褴褛的小贩、乞丐等，甚至连看守所的犯人也节食捐钱抗日。

　　冯玉祥每次在群众大会上亲自演讲，指明抗战必胜，介绍前方战士的艰难。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四川后方才能过着安定的生活。大家应该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为推动捐献，冯玉祥采取了多种形式。当时他的书画非常受人欢迎，献金活动期间，冯玉祥利用空闲时间作书作画，除部分赠送爱国献金突出人士外，大都标价义卖，当场捐献。每逢义演，冯玉祥都会登台唱上一首民歌《爸爸在家》：“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每唱完这首歌，捐献的现场都是一片哭声。

　　一年间，四川前后献金总金额达到7亿元，多数用来购买了飞机、坦克等武器，部分用来慰劳前方战士。

　　10月，汉奸汪精卫为表示与日本主子“同生共死”的决心，抱病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汪伪政权、伪满洲国、泰国、菲律宾和缅甸等几个日本扶植起的政权在日本导演下，签署《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要相互紧密提携，实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建设共存共荣的新秩序。

　　在汪精卫向东飞往日本的时候，蒋介石向西飞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会商联合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大计。会议通过的《开罗宣言》宣称：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中国继苏、美、英之后跻身四大国行列，这也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高峰。

　　11月底，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三课课长迁政信赶到浙江奉化为蒋介石的母亲扫墓，他对蒋介石的乡邻谈话时，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友好和善意。时局的变化已经让日本军官的气焰收敛了许多。

　　根据开罗会议的协议，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集结，准备第二次入缅作战。撤至云南的中国远征军集结在滇西，并在昆明开设训练团加紧训练。年末，远征军的士兵从滇西和印度北部向缅甸进发，两年前大撤退时悲壮的一幕仿佛就在眼前，带着愤怒的远征军很快取得孟关战役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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