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长沙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讲学之地。山顶之上，有民国伟人黄兴和蔡锷的墓园。

　　1942年元旦，湖南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把岳麓书院装扮得更清幽了。可这里已经无人读书，阵阵炮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岳麓山上，中国守军布置了重炮阵地，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也将自己的指挥所搬到岳麓山上，誓与长沙共存亡。一周之前，12万日军渡过汨罗江围攻长沙，这是日军四年内三打长沙了。这次，日军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

　　近代的湖南屡受刀兵之苦，从湖南乡村走出去从戎的军人比比皆是。湖南人性格刚烈，杨度的《湖南歌》中就有这样自豪的词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俗话说，“无湘不成军”，抗战前，曾国藩的故乡湘乡县人口也就一百二十余万，可外出从军的现役军人就在10万以上，据抗战前军政部的报告，全国军人的恤金以湖南最多，达134万元。在湖南抗战期间，湖南曾出兵200万人，出粮超过5000万担。

　　作家林语堂，在1935年写的《中国人》中不厌其烦地称赞湖南人：勇武耐劳苦。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北方与南方》中，他这样评价湖南人：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得极为惨烈，第十军师长黄钟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1月15日，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宣告结束。这次战役，日军伤亡达5万余人，惨败而回。第9战区各部阻截追击，当时正值天雨泥泞，道路难走，撤退日军极为狼狈。日军有把阵亡将士火化后带回本土的习惯，在第六师团后撤时，由于尸体太多来不及烧掉，最初是砍下左手烧成骨灰带走，后来改为割下一只耳朵带走，到最后只得割下小手指带走了。

　　此时，正值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连连失败，士气消沉，长沙大捷消息一出，立刻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2月，中国西南边疆的滇缅公路上突然尘土飞扬，旌旗挥舞，约10万将士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以打通中国的对外补给线。

　　一个多月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中国代表宋子文在宣言上签了名。签字的全体盟国决定打击共同敌人，不与敌人单独媾和。随后，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中将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缅甸、泰国。

　　半个多月前，日军出人意料地以18000人打败了30000人的英国部队，迅速攻下缅甸的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缅甸首都仰光危在旦夕。这时，英国政府紧急派员求见蒋介石，请求中国赶快出兵缅甸，援救英国军队。

　　３月４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到达重庆。在中国境内并没有任何成建制的美军地面部队。他能够指挥的军队就是准备开进缅甸战场，配合英国军队作战的中国入缅远征军。

　　一个身材瘦弱，满脸忧郁之色的年轻人也随军进入缅甸，他叫查良铮，是个诗人，笔名穆旦。刚刚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的穆旦，应征作了远征军司令官杜聿明的随军翻译，军衔中校。但是这一次的经历影响了他整整一生。

　　进入缅甸后，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日军，取得了东瓜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争夺战等胜利。但进入5月，中国远征军战局失利，开始撤退。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率部分远征军向印度转移，杜聿明则率部分远征军向云南方向突围，闯入野人山。

　　胡康地区，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历来叫做野人山。其中河流交错，雨季泛滥，水势汹涌，舟船难通，因而有“绝地”之称。

　　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写道：“…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

　　后来部队断粮。开始每人每天减到1两米，最后只能找芭蕉、野果、野菜充饥。因误食毒物死亡的人越来越多，穆旦所在的部队担任自杀性的断后工作，曾经一次断粮达8天之久，他的马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传令兵也死了。穆旦最终拖着肿胀的双腿逃出野人山。

　　两个多月后，远征军一部败退至印度集结，一部败退至云南集结。 根据战后盟军公布的资料，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有十万人，伤亡六万一千多人，其中有五万人死在了野人山。

　　3年后，穆旦发表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中写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除夕之夜的上海，市民们却不能用电灯，只能点蜡烛迎接新年。沦陷后，上海经常实行灯火管制。现代散文家徐开垒在他的文章《春节杂忆》中说：“即使在四十年代上海沦陷的时期，市内经常灯火管制，除夕或春节夜点起一枝蜡烛，一家人在烛影中围坐在圆桌边听父母谈往事，等待明天。”

　　年初一的这一天，上海阴有小雨，最低温度零下六度，最高气温3.9度，平均气温零下0.8度。因为气候寒冷，加之上海的生活费用极其高昂，贫民无法为生。从除夕起一周以来，法租界发现倒毙在路上的男女尸体一百三十具，其中男子较多，女子只有二十多具。

　　这一年，汪精卫政权实行所谓“户口米制度”，即粮食配给制。为了买米，百姓不得不露宿街头，通宵以待，即便如此，还有不少人空手而回。当时的民谣形容：“配给配给，配而不给，等到配给，饿杀断气。”从春节开始，由于所存洋米供应不足，汪精卫政府劝告市民食用玉米，配购比例为玉米四斤洋米一斤。

　　上海的《申报》在每个星期日的第5版常会刊登一个叫做《天厨食谱》的专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玉米不仅被当作主食，也成为菜肴的原料。

　　３月２２日这个星期日，“天厨食谱”给主妇们推荐的两道菜是 “粉银鱼”和“苞米蒸肉饼”；一个星期后的“天厨食谱”介绍的两道菜，是苞粉松糕和苞米浆，都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同一期的“家庭”专栏中说，因为生油、豆油近来价格飞涨，所以建议各位主妇在炒菜时尽量不用油。

　　过了春节，燕京大学的英国经济学导师教授林迈可告别了动荡的生活，开始为八路军平西根据地的电台工作。上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林迈开迅速逃出北平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平西根据地。

　　安定下来后，林迈可开始到电台工作，他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记述说：我逃出北平时带了一只万能测量表和一支计算尺，结果它们成了这个根据地仅有的一类宝贝工具。

　　2个多月后，林迈可离开平西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驻地。一路上，林迈可参观了各种各样的组织，作为经济学导师，他特别留意到八路军的流动后勤队。此时，边区的赋税主要靠农民交粮食，没有粮站的村子，农民要负责把税粮送到地方粮站去。林迈可在文章中写道：每个单位的流动后勤干部，带着发放的各种定量为半天七两的“粮票”到各村筹粮。不管到哪个村，他都可以靠这种粮票从村委会换到食品，而村民们也更喜欢这种方法，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只要上交一小片纸就行了，这片纸能证明他们纳了税，而无需自己再运送粮食到粮站。

　　在司令部驻地吊儿村，还有一个人称“国际饭店”的地方，这里住着好几个从北平逃出的外国人。他们是奥地利人傅莱大夫，法国人乌尔曼，纽约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霍尔，德国姑娘布兰尼可等。

　　熟悉无线电的林迈可很受欢迎，他自愿担任通讯部的技术顾问，给部队技术人员讲授无线电，还对一些旧的发报机进行拆卸和重新改装。林迈可在书中写道：所有的零件，有些是从缴获的日本机器上拆下来的，但大部分来自走私的商人，商人们为了牟取暴利，甘愿去冒风险。

　　通讯部也开始采用英文传输信息，英文拼错一个字并不会影响理解原意，汉字一个数码措了，就会出现麻烦。林迈可在文中记载了一个新华通讯社的趣事：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用了成语“取信于民”，而晋东南根据地接收电文时，把这四个字的16个数码搞错，译成“由雾出宝”，地方报纸编辑对此面目全非的文字未加深究，却写出一篇社论来解释“由雾出宝”的深刻内在含意。

　　在这里，供给部还给林迈可发了过冬的棉制服，棉制服包括黄色棉上衣、棉裤和一件棉大衣，除非遇上刮风天气，这些服装是很暖和的。后来林迈可去延安，他发现延安气候要冷得多，风也大得多。这里发的冬衣是皮袄、皮裤和皮大衣，羊毛朝里，皮子夹在棉布和衬里之间。服装上没有军衔和徽章，但干部的衣服做的较好，可以分辨出来。同样羊皮衣，干部的全是长毛羔皮，衬里是绿的。

　　年初的时候，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一次文娱讽刺画展览，展出蔡若虹、华君武等人的讽刺画，大小作品总计６０余幅。画展办了三天，观众越来越多，甚至把门给挤倒。

　　华君武的漫画《知识架子》画的是一个稻草人，在它周围有几只乌鸦，头上也站了一只。毛泽东看到墙报上这幅漫画后评论说，漫画把自高自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神气画出来了，他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连个乌鸦都吓不跑。

　　对于华君武的另一幅漫画《1939年所植的树林》，毛泽东评论说，这幅画把延安植的树都说成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他强调说，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

　　春天的一个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举行。毛泽东讲话后，萧军第一个站起来发言，随即引发争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后来回忆说，萧军的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争论很激烈…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很高兴，开完会，他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萧军是东北人，自幼习武，21岁时，曾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1935年，他以作品《八月的乡村》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萧军个性张扬，特立独行。夏季，延安的“公家人”都穿统一的灰色制服，他却穿着自己设计的俄式衬衣，堇色的布料上绣白色的花边，胸前再扎上树枝图案，别具一格。走过杨家岭，中央警卫团战士们看见了，诧异之余难免议论几句，萧军就与之争吵，并要求决斗。他公开声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

　　有一次，萧军问毛泽东，共产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并建议 “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

　　毛泽东当即请萧军帮助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情况，准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23日文艺座谈会结束，毛泽东发表了总结性讲话，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近四十年后的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报告，决定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改称“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

　　座谈会后，画家华君武逐渐改编了漫画的方向，他开始学习群众语言，还效仿《新儿女英雄传》作者孔厥的做法，随身带个小本子，用来收集老百姓的口头语、成语和歇后语。

　　华君武后来回忆说：关于1942年的讽刺画展，我后来逐渐认识，由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这些漫画带来了很大的片面性，也不是与人为善的；当时又是民族矛盾处于严重关头，举行这种展览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另一位画蔡若虹后来在文章《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工作》中回忆到，“当时心里一动，对照自己讽刺画展中的作品，有否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呢？”他找出两幅漫画，“一幅是讽刺老红军待人接物不礼貌行为，一幅讽刺统一战线。” 蔡若虹觉得，这是他“生活中的污点”，“发誓一定要改正错误。”后来，发誓改正错误的蔡若虹放下了画笔，不再进行讽刺画创作。

　　5月，在中缅边境，日军沿滇缅公路快速向中国境内挺进，一直打到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

　　5月4日，大批的难民从惠通桥以西源源不断地向大桥涌来。为了以防万一，守桥部队事先在大桥上安放了炸药，并且派宪兵在大桥上维持秩序。而日军先头部队化妆成难民，也赶到了离惠通桥不远的地方。这时，从桥东来了一辆大卡车要逆行过桥，引起道路堵塞，宪兵一时着急，以“妨碍执行军务罪”，把车主打死。装成难民的日军先头部队听到枪声，以为中国士兵发现了他们，从衣服里抽出枪射击。中国士兵这才发现日本人已经冲到了桥上，他们马上还击，并点燃了导火索。

　　当听到惠通桥炸断的消息，华侨梁金山不禁老泪纵横。这座桥，是梁金山1935年捐款修建的。为了建桥，梁金山毅然将两个商号和一个公司降价出卖。抗日战争时期，身为缅甸华侨总会会长的梁金山先后捐白银9000两，汽车80辆和一架飞机，以助抗战。当时国民党中央派给云南全省的救国公债，梁金山一人就认购了总额的一半。

　　梁金山表示，"现在不得已炸断了，我相信，抗战胜利，惠通桥是要修复的。"

　　1944年，随着滇西大反攻的胜利，惠通桥果然重新修复，它与滇缅公路一道，共同担负起抗战运输大动脉的重任。

　　4月，重庆《新华日报》在第一版为它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

　　五幕历史剧《屈原》

　　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

　　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

　　全国第一的空前阵营

　　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郭沫若的五幕话剧《屈原》这部戏借古喻今，影射批判国统区的黑暗政治，用郭沫若的话说，是“献给现实的蟠桃”。

　　屈原的扮演者是刚从南洋回国不久的著名演员金山。每当金山演出完毕走出后台，总见黑压压一片观众欢呼起来，有的高喊：“屈原！屈原！”有的呼叫：“金山！金山”有的则大声朗诵“雷电颂”的诗词：“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

　　《屈原》是郭沫若在这一年乃至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而整部剧完成只用了十天时间。2月，郭沫若开始写他的另一部历史剧《虎符》，两剧之间相隔仅20多天。5月底到6月中，他又写成《高渐离》，9月完成《孔雀胆》。

　　1942年的郭沫若体现出极为旺盛的创造力。他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觉着一切都还年轻，仿佛二三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怎么两样。”1943年1月20日，郭沫若回顾一年，意气风发，赋诗《咏怀》一首。其中一句写道：“抟捏万端皆在我，凭将妙手著成春”。

　　与话剧的繁荣相比，此时上海的电影在日伪管制下，几乎停止了发展。1942年3月，周璇在国泰影片公司摄制的黑白故事片《梦断关山》中，扮演了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这是周璇在上海的“孤岛”时期，为国华、国泰影业公司拍的最后一部电影。拍完《梦断关山》后，周璇便和国华公司中断了合约。

　　周璇息影，但由龚秋霞主演的影片《蔷薇处处开》却红极一时。影片中的主题曲更是广为流传。《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首歌的作者是上海三四十年代有名的音乐家陈歌辛的代表作之一。陈歌辛在当时被称作“歌仙”。 1941年底，陈歌辛因为谱写抗日歌曲被日本特务逮捕，在76号监狱被关押到1942年的2月底，受尽折磨。牢狱之灾使陈歌辛一度彷徨。陈歌辛后来回忆说：“从我1942年出狱后，一度彷徨，感到像处在冬天一样，我一面鼓励自己要像我自己写的歌那样：‘度过这冷的冬天’，一面为了生活，写了一些抒情歌曲供周璇等演唱，直到1946年我应夏公（夏衍）之约到了香港接触共产党人，我才感到接近春天的温暖，这才有了《大拜年》的恭喜的激情之作。”

　　这一年，美国正在放映根据二战题材摄制的影片《卡莎布兰卡》、《忠勇之家》，以及备受欢迎的美国内战史诗片《乱世佳人》。

　　在日本，几乎所有的盟军国家生产的电影都遭到禁映，这令那些翘首等待《乱世佳人》首映的东京影迷们十分失望。

　　为了节省资源，日本政府对日本国民的生活进行军事统制，限制国民在娱乐、衣着等方面的消费。影迷们发现即使看一次重映的片子也越来越难，因为电影院都接到命令，每天的放映不得超过三场，以节约燃料。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一部《乱世佳人》的拷贝在新加坡沦陷时落到了日本军队的手中，并且被送到了东京的一个宣传单位。尽管这部电影在战时从未公开放映过，但一位名叫池田宪实的年轻外交官在一次私下的放映中看到了它，他说道：“当我看到北方士兵进攻南方时，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沮丧，我在想如果东京也像亚特兰大那样陷入火海，那将会是多么的可怕。”

　　1942年春，上海霞飞路的法国梧桐仍在遮天蔽日地生长，但是存在近半个世纪的公共租界已经消失在上一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中。

　　孤岛时期的经济畸形发展也随着公共租界的消失而繁荣不在。一度观者如云的游乐场一派萧条，一些失业的艺人面临着吃饭的问题。

　　这一年，滑稽演员江笑笑把原来唱“独脚戏”和文明戏的演员组织起来成立“专演滑稽戏的“笑笑剧团”。他们吸收文明戏的分幕分场编剧方法，加强人物刻画，在苏州把曾以“大会串”方式演出的《一碗饭》，改编为第一个滑稽整本大戏，这出戏讥讽囤积居奇的米老板，同情衣食无着的饥民，赢得观众一片喝彩。从此，滑稽剧由两个人演出的独脚戏和少数人演出的小戏，发展成大型的滑稽戏。

　　随后，杨天笑、赵宝山等人携《一碗饭》，挂牌天宝剧团，继续在沪宁线各城市流动演出。以后，江笑笑及其搭档鲍乐乐回沪另外组织了笑笑剧团，相继演出新编剧目《荒乎其唐》及根据滑稽传统曲目改编的《瞎子借雨伞》、《火烧豆腐店》。

　　在战火中诞生的滑稽戏成为上海人喜闻乐见的剧中，70多年后，借助电视媒体，滑稽戏在上海大放异彩，由王汝刚主演的滑稽戏《滑稽王小毛》、《老娘舅》、《红茶坊》始终是上海一带上座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下 集

　　夏初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教授浦江清决定返回云南昆明。他不会想到是，这一次的路程要花费六个月的时间。

　　一年多前，依照惯例休假一年的浦江清由昆明取道越南、香港到上海租界看望年迈的母亲。不料假期将满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越南被日军占领，回云南的道路断绝。上海租界同样沦陷，浦江清决心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经浙赣铁路回云南。

　　5月29日，在熙来攘往的上海北站，38岁的浦江清一行三人踏上前往常州的火车。到常州换船前行，浦江清很快遇到麻烦。在6月2日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至马公桥，有日人所设“大检问所”，人均上岸，行李放在船上，打开，有人上船检查。上岸之人均须出示证件：（1）常州县民证，（2）清乡通行证，（3）宜乡回乡证，有三者之一者皆许通过。

　　几天后，浦江清花费四百元买通一个吴姓男子穿越封锁线。他在6月3日日记中这样记述到：藏船于芦苇中，有一人来，谓余舟人曰：可前。遂前。至桥下，桥下有木桩三，加铁丝其上。舟人遂前拔一桩，侨上望风者有四五人之多，船疾摇而过，舟人又回舟将桩放好，以石敲下之。此时间不容发，倘为日哨兵窥见，我侪皆无死所矣。

　　此时，在华中包括长江三角洲一带，新四军建立的一些的游击区对日本和汪伪政权的统治形成严重的威胁。在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周围地区，两年前，汪伪政府就开始清乡。清乡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新四军游击队，把一切抗日力量镇压下去。

　　浦江清动身的时候，汪伪政府的主席汪精卫正在伪满洲国访问。

　　5月，正在为日本筹集战争物资忙得不可开交的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指令，为表达所谓日满华亲善诚意，要他作为代表访问伪满洲国。

　　在长春，汪精卫还恭恭敬敬地拜会了溥仪。其实溥仪与汪精卫彼此并不陌生，这位伪满洲国皇帝的生身父亲正是当年汪精卫冒死想刺杀的摄政王载沣。

　　30年过去了，这个早已习惯了点头哈腰的人心中再也没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情。这时，有一个署名陈剑魂的人将汪精卫当年著名的狱中诗稍做改动，又回赠给了他。诗曰：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6月10日，浦江清清晨出发步行六十里，夜晚6点到达安徽宁国，这里市面较大，浦江清在日记中记载：至此得阅报纸，江西有战事，日人沿南昌而下。

　　在江西和浙江，中日军队再次激战，日军14万余人，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下由杭州、南昌两个方面，沿浙赣线东西对进，计划打通浙赣线，并摧毁附近的盟军机场。中国军队则集结30万人对抗日军。

　　一个多月前，美军王牌飞行员杜立德率领16架B-25轰炸机，首次对日本首都东京发动闪电式的空袭。

　　空袭后，杜立德的轰炸队飞往中国大陆，一部分轰炸机降落在浙江省衢州空军机场。一些飞行员因油料用尽，纷纷跳伞，降落在华东地区。中国抗日军民冒着生命危险展开了援救。

　　这张照片中正是一名美军飞行员被人们用轿子送往重庆的情景。为了运送飞行员，中国军民动用了各种交通工具，包括马匹、黄包车、轿子、小船，还有烧着木炭的公共汽车。

　　另一张照片中是一名美国飞行员与一个村庄的全体村民告别。在他离去后，日军杀害了这个地区数千名中国平民。

　　8月，浙赣战役结束。国民政府丢失大片土地，浙赣两省的机场被彻底破坏，20余万居民及士兵惨遭日军杀害。为了阻碍中国方面日后修复机场，日军撤退时还在机场周围等地区，大规模地散布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细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当年细菌受害者肉体上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同一时期，日军在华北开始围攻八路军根据地。5月下旬，山西河南交界的太行山中，一盏摇曳的油灯下，爱写家信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又一次提笔写信。

　　4年多前，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他曾给自己的母亲写下这样一封信：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这一次，他信写给了妻子。三年前，34岁的左权遇到22岁的刘志兰，朱德总司令出面说合后两人结婚。婚后一年，百团大战开始，左权将妻子和3个月大的女儿左太北送回延安。

　　在信中，左权写道：此间一切正常，惟生话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株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错。

　　此时左权所在的八路军驻地已经被背日军包围。

　　从5月初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聚集5万多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东被杀害和抓走的有5万多人，有人形容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

　　趁八路军注意力集中在冀中，冈村宁次的主力３万多人，开始“蚕食”太行、太岳地区。利用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发现。

　　左权的信就写在突围途中，信中，他还想像着一家3口的天伦之乐：“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

　　三天后，在太行山十字岭，左权中弹牺牲。年仅36岁。他是抗战中牺牲的中共最高将领，朱德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人减为四十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一亿人减少到五千万人以下。

　　就在这个夏季，在电台播放过响亮的海军进行曲之后，日本人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东京参谋本部宣称中途岛海战后日本已“成为太平洋上的最强国”。几天之后，当联合舰队返回驻地时，东京还举行了灯笼游行，庆祝这次“胜利”。

　　这次胜利是被刻意掩盖的惨重失败，6月5日，日美双方在中途岛开战，日本战败，海军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大型航空母舰和几百名熟练的舰载机飞行员。此后，日军被迫停止战略上的全面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太平洋战争开始出现转折。

　　这是一个名叫清水武广的当地摄影师，用照片记录下的一个日本战时的小镇。

　　秩父位于东京东北60公里的地方，四周群山环抱。

　　夏季的时候，又有更多的男子从周围的山中汇集到这里，在入伍者们在士兵和退伍老兵的护送下，沿着未经铺砌的主街走上火车，他们将坐火车奔赴训练营地，或者是开往前线的轮船。在他们身边是欢呼的人群。

　　秩父为大战所贡献出来的不仅仅是它的年轻人。到1942年，当地那些原先生产奢侈丝织品的工厂，大部分都转而生产军用的毯子。政府强迫年轻女工们从事繁重的纺织和缝纫工作，但工资低得可怜。

　　无论是儿童、妇女还是老人，他们整天辛劳地开垦和耕种着宝贵的农田，以满足政府的稻米和小麦的需求。他们捡柴烧炭，并在山中贫瘠的矿脉中寻找铁矿石。最强壮的人们将巨大的石灰石从采石场拖到当地的水泥厂中。

　　秩父的艺妓们出去捡木柴。直到1942年，这些拥有良好教养的女子们还在为工厂老板、丝绸商人以及本地上层人士们的聚会服务。她们拿过的最重物品大概就是茶壶了，现在却要背着大捆的柴禾沿着山路翻山越岭。

　　少年儿童在本地区的农民们都应征服役之后，担负起了大部分的农业劳动。随着全国劳动力的不断缩减和食物、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加，秩父的学生们不得不放弃学习，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田间劳动。高中女生们在以前的学校排球场上收割小麦。

　　一次外来者的到访在与世隔绝的秩父引起了一阵慌乱的兴奋。自从镇上最后一个医生在大战早期被征走之后，小镇就再也没有任何专业的医疗活动。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医科学生们对所有就诊者都进行了治疗，对于战时日本3650个没有常驻医生的农村社区来说，这种由医科学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已经是最好的了。　

　　到了大战的晚期，曾经欢呼送行的场面变为沉闷、灰暗的葬礼仪式。镇公所前的旗帜被降了下来，在里面，装着骨灰的盒子摆在佛教的祭台上，旁边放着在战斗中死去的丈夫和儿子们的照片。

　　镇上的摄影师清水武广回忆说：“那些我们曾经在神社和车站送行的年轻人，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一盒骨灰。我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离死期也不会太远了。”

　　清水并没有在大战中死去，但他在1943年7月被征召，他最后一次为秩父的那些后方战士们按下了快门。

　　9月24日是农历壬午年的中秋节。浦江清在福建建阳已经停留5天了。从出发到现在，3个多月过去了，去昆明的路他仅仅走了不到四分之一。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建阳的中秋：“下午游街市。建阳有热闹之街，人极拥挤，两边皆食物摊，自下午四五时后方盛，亦因防空疏散也。食物有汤团、油条、煎饼之类。月饼极贵，佳者须十一元一斤，比河口、铅山贵三分之一。”到了晚上，人们在建阳南门外的大桥边赏月，边吃一些茶点月饼。快到十一点，人们才从桥头散去。

　　中秋节这天，重庆雨后天气骤寒。清晨，重庆街头有人穿大衣。这天发生煤荒，电力厂燃料不足，市民希望物资管理局储备库能抛出大量存煤。

　　中国人历来重视中秋这个传统节日。有情人喜欢把这天当作他们终成眷属的好日子。重庆《大公报》的第1版和第4版是广告版，上面经常会刊登订婚、结婚启事。这一天的《大公报》共有12条订婚、结婚启事，没有一条离婚或分居启事。

　　商家也借中秋节大做广告。《大公报》上有一则中央储蓄会卖彩券的广告：

　　“唐诗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句，使作客异乡的游子，读了感慨系之，假如在中秋节前后，购买特种有奖储蓄券，则一旦时至运来，不难抽中头奖五十万元，使生活有了保障，毫无顾虑，则抗日战争胜利时，可以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第十一期储蓄券将于九月三十日开奖，每张十元，幸速购买。”

　　就在此时，作家老舍却得了盲肠炎，不得不到医院动手术。

　　在重庆，大家都吃平价米，米饭里面时常掺有石子、稗子、谷糠、米虫等，人们把这种饭叫做“八宝饭”。吃了这样的饭，人很容易得盲肠炎。再加上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就响了。人们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地挑拣，于是盲肠炎更多了。盲肠炎和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医院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开刀”割盲肠。

　　在医院，医生花了三个小时才找到老舍的盲肠。由于久患胃下垂，老舍的盲肠换了位置，一般人的盲肠在右边，老舍的盲肠则移位到了左边。

　　老舍在他42年写的《答客问》一文中谈起自己的创作说： “这几年来的生活与抗战前大不相同了。在战前，我能闭门协作，除了自己或儿女们生病，我的心总是静静的，只要不缺柴米油盐，我就能很起劲的干活儿。……但是在今夜睡床，明夜睡板凳，今天吃三顿，明天吃半餐，白天老鼠咬烂了稿纸，夜晚臭虫想把我拖了走的情况中，对不起，我实在安不下心去写长篇小说。”

　　喜马拉雅山，平均海拔在7000米以上，被世人称为世纪屋脊。10月，人类第一次从空中俯瞰这座山脉，这也是驼峰运输队执行的第一次任务。

　　这一年，日军占领缅甸并入侵中国云南，切断了被称为“最后一条陆路输血线”的滇缅公路。中美被迫开辟从印度到云南的空中航线转运战略物资。

　　这条航线上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此后的一年零三个月间，中美两国飞行员为了打破日军对中国的空中封锁，驾机越过这条山脉，源源不断将战略物资运往中国战场。

　　由于地势复杂、气候恶劣，还有日机的出没，飞机失事率高得惊人，驼峰航线又被称为“死亡航线”。

　　秋天的时候，原来在香港员九龙医院工作的护士黄欢笑，响应宋庆龄的号召加入“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地参加抗日，她被分配到美国空军飞虎队医院——云南驿战地医院中担任护士。这个医院是个前线医院，共有30多人，黄欢笑是医院中唯一的女护士。当时的美国军士都很喜欢她，亲切的叫她为“驼峰天使”。

　　“驼峰天使”黄欢笑见证了驼峰航线的壮烈。黄欢笑说：“开辟航线之初就摔下来好多飞机。航线开通后，战事不断，几乎每天都有日军的空袭，每天都有运输机和飞行员负伤被送到我们医院，经过紧急包扎、抢救后，重伤者被送往昆明的后方空军医院。”

　　有一位受伤的小战士一条腿被锯掉了，他才21岁。每次为他打针时，黄欢笑都伤心的忍不住掉眼泪。这个美军小战士却反过来安慰她：说他的腿没有白费，他打落了三架日军的飞机，等战争结束了，他会回到美国做一个残疾的小提琴手。说着，他还拿出从美国带来的小提琴，拉给他可爱的“天使”姐姐听。黄欢笑抱住小战士，嚎啕大哭。

　　史料记载，从1942年5月到1945年的3年间，“驼峰航线”上共坠毁飞机600多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

　　到战争后期，幸存的飞行员们曾这样描述：“晴朗的日子，在航线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的飞机残骸，像一座座地面的航标，甚至不用无线电导航，我们也能飞回基地。”

　　83岁的龙启明是目前国内惟一健在的“飞虎队”中国飞行员。1941年12月26日，香港沦陷，19岁的龙启明就此中断了学业。1942年6月，龙启明到了桂林，7月，有两位同学动员他报考由中国航空委员会代招的飞行员。当空军打鬼子，这几乎是当时每个青年的梦想，不过报名费竟要400元，龙启明卖掉手表才凑齐了这笔钱。

　　一年后，龙启明被编入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编队，执行中国至印度的空中飞行任务，穿越“驼峰航线”。

　　后来，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龙启明与另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被调入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加入飞虎队后的龙启明主要执行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

　　龙启明回忆说：“轰炸队有6名中国飞行员，但整个大队包括地勤的有好几百中国人。后来每架飞机上都配备了中国人，因为以前飞机掉下来的时候，老百姓不明白情况，会把美国人当敌人打死。‘飞虎队’就在每个飞行员的衣服后面挂一面小旗子，写着‘来华作战洋人，请军民救护’。”

　　这块被飞行员们称为“血幅”的绸布，帮助许多因迷路、事故和被日军击落而迫降、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得到了中国军民的救护。

　　飞虎队员的生活，是充实而紧张的。一天，队员们正在洗澡，警报突然响起。龙启明他们立马向外冲——不是逃命，而是去背降落伞，力争第一个跳上飞机，与日军交手。大家来不及穿衣服，赤身裸体就上了战场。

　　龙启明在飞虎队里，共执行驼峰飞行2100小时，战斗飞行370小时。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他说：“你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读飞虎队。有人说陈纳德只是一个在美军中不得志的军人，他手底下的兵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多人是抱着发财的梦想来的，每打下一架飞机有500美金的奖励。我记得我在报考的时候，也考虑过空军的工资比较高，这都是实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畏惧过。”

　　1945年8月25日，队长希尔少校带领龙启明飞落汉口接受日军的投降。这是龙启明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11月21日，西南联大的教授浦江清终于到达昆明，在日记中他这样记述：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

　　同一时期，在北非沙漠，仍是烈日炎炎，英军获得阿莱曼大捷，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国元帅隆美尔败退。

　　而在苏联，此时早已是白雪皑皑，从7月开始，德军相继投入了150万大军，向斯大林格勒展开猛攻，战役从外围防御战，到近郊的防御战，到市区的争夺战，尽管德军以优势的兵力和陆空强大的攻势节节进逼，但苏联军民一直在顽强抵抗。

　　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15岁的黄健终于能当上几个月的“军人”。他是距离俄首都莫斯科36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第一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少年，黄健的父亲是“广州起义”领导者之一的黄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40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后代。

　　黄健的任务是：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

　　战争期间，黄健参加了所能参加的一切“保卫苏联”活动。他和同学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瓶里装汽油，为部队制造反坦克燃烧弹；他们收集废铁，挖反坦克战壕；到军用机场清扫跑道上厚厚的积雪，去兵工厂给工人打下手，到集体农庄收土豆、伐木……

　　和其他所有苏联老百姓一样，黄健每月都会去医院献430毫升血，一献就是三年半。直到今天，老人双臂上还有明显的凹陷。黄健说：“那是战争年代留给我的痕迹。”

　　从11月19日，在斯大林格勒，苏联军队开始展开反攻。

　　两个多月后，苏军全歼被围德军，从而迫使希特勒转入战略防御，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成为二战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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