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元旦，是日本的新年。这一天，攻陷南京的侵华日军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率先攻进中华门的几个坦克兵在装扮他们的坦克，晚上，他们走上街头庆祝。此时，遭遇大屠杀的南京城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而日本兵却在努力营造祥和的过年气氛。为立起日本过年时的“门松”，士兵们特意从郊外运来了松树；部队的厨房在打制年糕，新年物品包括橘子、海带、鱿鱼干、大酱等食品也大量运到。在军队新年年会上，士兵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岁！”

　　20多天后，25岁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上等兵东史郎，乘船离开南京，他将随部队开赴新的战场。在日记中，他这样写到：“扬子江河岸上堆满了如山般的、像畜生一样被屠杀的敌兵尸体，这些尸体已经变成了黑色，像被充满了空气似的肿胀起来；这些尸体一踩上去，如烂泥般恶臭的内脏就会流出来。士兵们就是踩着这些尸体跳上船去的。”

　　几天后，是中国新年，即农历戊寅年春节。这是开战后的第一个春节，许多中国人在国破家亡中度过了这一天。已撤退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发放了春节伤兵犒赏，标准是每人1元。

　　从去年夏天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造成死伤众多的主要原因，除了日军火力强大以外，还有军队的医疗条件落后。由于医疗条件差， 许多伤兵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很多人由轻伤转为重伤，更由重伤导致死亡。

　　《良友》画报133期刊登了山西某伤兵医院一名护士的来信，诉说当地缺乏医疗药品，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信中写到：

　　“即使裹伤的纱布也十分短缺，甚至用了3个星期还不能换上新的。止痛止血药也非常缺乏。对于破伤风、水肿等药品更是难求。有的伤兵受伤以后，简直无能为力，眼看他们血流尽以后便死了，触目惊心，无过于此。”

　　1月8日， 48岁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师白求恩，率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取道香港，乘飞机到达武汉，他们将在这里等候安排，转赴延安。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有200多万人口，这座城市被长江汉水隔开，分为武昌、汉口、汉阳三区：武昌为政治中心，汉口为商贸区域，而汉阳则是工业区。汉阳兵工厂出产的“汉阳造”对许多苦于没有像样武器的战士依旧是心爱之物。三个城市三足鼎立，又气息相通，真是一而三，三而一。 武汉本来就地处中原，号称九省通衢，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贯通，更让这个城市成为内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南京失守以后，重庆成为陪都，但汇集着军事行政机关和各色人等的武汉更像是真正的战时首都。

　　走在盛夏的武汉街道上，常常听到一首亢进的歌曲，歌名叫“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 这首歌是由冼星海作曲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喜欢这样的联想和类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围攻，而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反法西斯。所谓环球同此凉热。整整一年，保卫武汉始终是全国公众最关切的问题。

　　武汉本地的市民最初是从难民、报纸、杂志、广播和演讲了解这场战争的，他们目睹并欢送面色坚毅的军人们经过街道然后开往前线布防，他们来自四川、广西、湖南、广东等遥远的地方。自卫战争使中国的空间好像变小了许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亲近了许多。

　　对武汉市民来说，战争是从空中降临的。当日本飞行员将毁灭性的炸弹从空中呼啸着扔向繁华的江城，战争真真切切的就在身边了。日本飞行员深知武汉的重要性，绝不吝啬从军工厂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炸弹。

　　武汉遭受的第一次的空袭是1937年9月24日。当时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96式陆上歼击机14架攻击了武汉。上海的《字林西报》于26日根据路透社从汉口发出的专电，做了报道：“第一次空袭把五井庙变成了存尸场”“这个地区的街道仅有六英尺宽，路边破旧的棚屋已经坍塌，像撒在地上的一堆纸牌。居民和路人都被埋在里面，救护组把到处乱摊着的尸体集中成堆。更为可怕的是，砖石下面有时伸出一只手或一条脚，在无力的摆动着。”“记者在街道拐角处仅仅站了十分钟，就看到抬过去120多具伤残的躯体。有的人还在可怕的呻吟着，有的人已经断气了。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担架上的死婴。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数受伤者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

　　五井庙是武汉的平民居住区，附近根本就没有军队驻扎，就是距该地区最近的兵工厂也有四英里之遥。当时的新闻写道：“据估计，敌机从远方飞来时高度为2000米。外国观察家认为，这些飞机不会没注意到五井庙是人口稠密的住宅区，而不是什么军事目标”。这次轰炸共造成1019人死伤。那时的中国空军主力集中在东南作战，没有力量顾及武汉的防空。

　　日军对武汉的空袭从此开始，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10月底。

　　在武汉，还云集了许多努力见证中国抗战的外国记者，28岁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就是其中之一，他与白求恩成了朋友，他认为白求恩的轮廓和头型酷似列宁，他说：

　　“从他所留的发式和立起来的短短的胡子来看，我猜想他是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我给他照了一张像，照片中他朝前挺着身子，昂着头，目光凝视着远方，活像列宁在芬兰火车站的样子。”

　　白求恩从未到过中国，不会中文，所以医疗队中还有一位26岁的加拿大女护士兼翻译简·尤恩，金发碧眼的尤恩曾经来过中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她的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早期著名领袖之一。

　　白求恩等人在武汉期间，一面疯狂采购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一面前往汉阳的一所医院，参与救治空袭后受伤的人员，简·尤恩在回忆录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断气了。满地都是血污、粪便和呕吐的脏东西。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等等。血的气味可不是好闻的，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吃饭时更感恶心。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急，时间紧，耽误了是要死人的。”

　　2月22日，医疗队离开汉口前往西安，在穿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广大农村时白求恩回忆说：

　　“荒芜的土地、被烧焦的村庄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难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诅咒这场战争。”

　　由于沿途紧张而危险，医疗队与各方失去了联系，一些西方新闻记者甚至纷纷报道说，白求恩已在中国内地被日军俘获并杀害。

　　3月底，医疗队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横穿豫晋陕三省后终于到达延安。

　　这年2月，希特勒承认了“伪满洲国”。此时，纳粹党的羽翼已经丰满，希特勒开始更多地向普通民众煽动复仇情绪，他强调，德意志帝国要想重现辉煌，就要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纯正的血统，3月14日，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德国吞并了同宗同族的奥地利。

　　在对华政策上，希特勒政府开始站到日本一边，1个月后，德国宣布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两个月后，德国政府决定召回40名在华的德国顾问。

　　在日本，随着战争的升级，政府动员了大量预备役士兵投入战场，这些士兵的年龄普遍偏高，大都在25岁以上。并且，为了解决兵源问题，日本也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殖民地。

　　日本“朝鲜总督府”开始实施“朝鲜特别志愿兵制度”，召募朝鲜人以“军人”身份加入日军；而在台湾，日本人也开始征召台湾籍士兵，只不过台籍士兵基本充当的都是“军属”与“军夫”的角色，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战斗部队种菜和养猪。

　　在这种征兵制度下，大批侵华日军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战场。

　　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此时，两党采取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办法处理彼此的复杂关系，周恩来和蒋介石的不定期会面是双方沟通的主要渠道。在国共合作的这段蜜月时期，红军长征前后几乎被破坏殆尽的南方共产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这年9月，中共党员已发展到六万七千多人。

　　年初，40岁的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一职，这代表着，经过十年内战的隔绝，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重新对外公开。

　　国民政府汉口市的市长吴国桢，与周恩来是南开中学的校友，他这样回忆了再次见到的周恩来：“我为他办了晚宴后，他执意回请一次。那天，我们吃到了汉口能有的最好最贵的餐，他自己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我们喝了又喝，大家都有点醉了。有人问他薪金是多少，他说5块钱，大家都很吃惊。于是有人问他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他说由我党来付；又有人问到他的皮衣，他说也是党提供的；当问他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时，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2月14日，周恩来邀请小他1岁的老舍来武汉，希望他出面将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武汉当时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文化名流，有胡风、沈从文、丰子恺、郁达夫、赵丹、冼星海、崔巍等人，他们因上海的沦陷而来到武汉。

　　老舍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和邀请，一个月后“文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演讲：“今天到会的最大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

　　周恩来的演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个月后，周恩来被邀请到文协参加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在后来的会务报告描写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够多写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极富感染力的周恩来对这些文艺工作者影响很深，后来，不少作家和文艺工作者都选择去了延安。

　　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得到总裁的头衔，实现了对国民党的完全控制。他发言说：

　　“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吾党动摇已十有五载，至今日方得稳定。”

　　针对1个多月前日本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自己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宣称，要继续推行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进而收复失去的疆土。

　　这个月的华中大地已是春暖花开，在台儿庄周围方圆不足50公里的地域内，武器装备很差的10万国民党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指挥下，与日军3万余人展开了激战。

　　4月，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和匈牙利著名战地摄影师卡帕赶到台儿庄，他们要拍摄中国军队与日军战斗的画面。

　　伊文思和卡帕两个月前就来到了武汉，此前，他们二人曾将镜头对准西班牙内战，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了《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他们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是拍摄反映中国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同胞》。

　　可是，纪录片拍摄并不顺利，在摄制组到达武汉六个星期后，仍被限制在汉口范围以内，没有太多成效。为了支付在中国的费用，卡帕开始为美国《生活》周刊提供一些临时报道。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摄影报道中，还有一部分是彩色照片，这是因为卡帕采用了科达公司最新生产的彩色胶卷。

　　在台儿庄，伊文思和卡帕向李宗仁提出要上前线拍摄的要求，但遭到拒绝，在等待机会的日子里，伊文思只能靠文字去记录对战斗的印象，他写到：

　　“在黑夜里，我们听到远处的丘陵地带有隆隆的炮声，那就如同厚毯发出的有规律的击打声，人发烧的时候会听到这类的声音。里面夹有锣声，又混杂着机关枪的声音，之后是长时间的沉寂。”

　　“在我们身边的青青的短茬玉米地里，气喘吁吁的士兵快步跑过，形成一根不间断的长线，他们要去抢夺前面的重武器，但是，他们不准我们一同前往。”

　　最终，摄制组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拍摄到了一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

　　“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了这场战争的《四万万同胞》，成为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

　　5月23日《生活》杂志发表了卡帕发来的摄影报道，该报道说：

　　“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一次胜利已使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在台儿庄，中国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１万余人。台儿庄战役继平型关战役之后，又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担任了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抗战以后，国民政府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4月1日，第三厅在昙华林开始工作。工作人员有胡愈之、田汉、范寿康、阳翰笙、洪深、冼星海等知名人物，阵容空前鼎盛。

　　漫画家们集结起来，胡考、张乐平、叶浅予、梁白波、黄尧、廖冰兄等就像是工业生产线上的工人，批量生产美术宣传品，提供给军队、民众组织、街道、学校和工厂，还有报纸、杂志、小册子上的插图，包括向海外宣传机关用的宣传品。

　　最刺激武汉市民的视觉神经的是一幅《全国总动员》的大壁画，这幅60丈宽、80丈长的巨型画卷完成在黄鹤楼下的大墙壁上。它打破了中国美术史上最大画幅纪录。全武汉的画家们留下了他们的彩笔，也表达了国人的心愿。

　　日军把武汉作为了空袭的主要对象，英国记者贝特兰这样描述武汉上空的激战：

　　“汉口每天都遭到重型轰炸机的轮番轰炸，中国空军残存的飞机和由美国、意大利和苏联驾驶员组成的混合机队时断时续地起来保护这个城市，这座前线都城，不像被放弃、遭蹂躏的南京，而是放射出一股傲然屹立坚持抗战的光辉。”

　　22岁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少尉军官陈怀民，就是这群飞行员中的一名。自去年8月中旬第一次参加对日空战以来，陈怀民曾多次击落敌机并两次死里逃生。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为了能在这一天一举消灭中国空军驻武汉的主力，并以此向天皇献礼，日军出动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袭击武汉。

　　陈怀民与战友迅速升空迎战敌机，战斗中，陈怀民以最敏捷的姿态将1架敌机击落，但随即遭到5架敌机的围攻，致使他的座机多处中弹，无法控制。本可跳伞逃生的陈怀民，奋力撞向1架敌机，最终机毁人亡，与敌人同归于尽。

　　在清理这架日机残骸时，人们发现了一封信驾驶员妻子写给他的家信。这位死去的驾驶员是日军二等航空兵高桥宪一，他的妻子叫美惠子。在信中，美惠子写下了对高桥的思念：

　　“我甚至有时想到不做飞行士的妻子才好，做了飞行士的妻子，总是过着孤凄的日子。家里人无限挂念着你，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光是死并不是荣誉的事，我是祈求着你十分小心地去履行你的职责!”

　　陈怀民的妹妹陈难看过这封信后，给美惠子去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这样写到：

　　“我失去胞兄的心境，使我设身处地地想到你失去高桥先生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竟如此凄惨地牺牲于贵国军阀的错误政策之下，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个真实!怀民哥坚毅地猛撞高桥的飞机，和高桥君同归于尽，这不是发泄他对高桥君的私仇。他和高桥君并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们只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粉碎了他们自己。我告诉你，我家里的父母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像关怀他们的儿女一般，不带一点怨恨。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里。我们有理由为着这个信念而努力。”

　　这封信连续刊载在《武汉日报》上，并译成几国文字在武汉向全世界广播。香港《读者文摘》还将这两封信同载于一期。一段时间内，这封用血泪和正义挥写的信，竟成为强大的反法西斯的舆论，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坚毅精神、宽阔胸怀和争取和平的美好愿望。

　　“4·29”空战中，日军共有21架飞机被击落，50多名飞行员被打死，而中国方面损失了12架飞机，死亡5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空军创造的最辉煌战绩。

　　这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内迁到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实，这已经是他们的再度迁徙了。早在去年战争爆发后，三所大学的师生就从平津向长沙南迁，组成了长沙联大。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当时身在南京，在决定了三所大学南迁长沙后，他也从南京取水路前往汉口，并准备在那里转乘火车赶赴长沙，一路上，他记下了他的见闻：

　　“码头附近沿江堆积着大批木箱，里面装着政府的档案、中央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和故宫博物院的古物。从南京至汉口途中，我曾碰到满载军队的船只顺流东下增援上海。我从汉口搭粤汉铁路赴长沙，沿途碰到好几批军队挤在敞篷车里，由广东、广西向北开往汉口。这次战争的的确确是全国性的，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地方性的战事了。士兵们的斗志非常激昂，我问他们往哪里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打日本鬼子去！”

　　学生们南下复学，情况更为艰辛，当时正值暑期，多数学生都在自己家中。联大决定，三校学生将于10月中旬开始报到，11月1日上课。学校在各地报纸刊登公告，同时通过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多种方式传出限期报到的消息，学生们便开始从各地向长沙赶来。从沦陷区去的学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有的身无分文，只得跟着难民队伍南来。

　　北大学生马伯煌是在患疟疾期间流亡的，他后来写到：

　　“在天津，买到一张到青岛的船票，乘一艘英国货轮，才通过日军的关卡，驶出大沽口。在船上，遇见了我的同乡清华土木工程系的李景森等人。当时我的疟疾还未痊愈，身体软弱，大家坐卧在货舱盖上，吃着硬而不熟的冷饭，啃着咸菜头，男女挤在一起，互无猜忌，互相照顾。我幸承这些患难与共的朋友们的支持，得以平安度过这种颠沛病苦的生活。”

　　联合大学在长沙成立后，三所学校的师生都陆续在开学前赶到了。但是，战局发展的太快，随着日军对长沙开始轰炸和直逼武汉，联大只得在1938年2月19日再度西迁昆明。

　　步行两个月后，联大师生到达昆明。此时的春城，已经成了全国抗战的大后方，除学校外，国民政府将全国众多的商号、工厂、银行等机构都先后转移到了这里。昆明的人口也迅速增长，抗战爆发前，昆明的人口是14万人，而到了抗战胜利后人口已经达到了25万。

　　在昆明的8年，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专家和学者。众多的教职员工，为保存和发展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除了西南联大，在中国北方也出现了一个抗战时期的教育中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

　　在当时，这三所大学也吸引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全国各地报名的学生有很多。以武汉为例，据当时帮助学校招生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记录，仅5月至8月，前来报名的各地青年就有880人之多。

　　5月19日深夜23时48分，两架马丁-139WC轰炸机从浙江宁波杜栎机场升空， 向东飞去。飞行一小时后，地面接到飞机上发出的第一个讯息：“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航行”。这天是徐州失陷的日子。

　　远征计划是1938年3月确定的，最初的袭击目标是日本的佐世保军港和钢铁基地八幡市。从宁波到八幡，飞行距离980公里，使用的从美国马丁飞机公司购买的马丁-139WC轰炸机，往返时间约6个小时。

　　20日凌晨2时40分，在驾驶舱里已经眺望日本的海岸。中国的战机第一次出现在日本的天空。这场“人道的远征”指挥官是大队长徐焕升。他曾经负责驾驶蒋介石的座机。在德国的汉萨航空公司接受过长途海洋飞行的训练。和他一起远征的有7名机组人员。

　　日本三岛还在沉睡中。轰炸机在3500米的高空飞行，5分钟以后到达长崎， 盘旋几周以后，撒下传单，并投下一颗照明弹。3时25分，轰炸机到达福冈上空，然后西返。沿途，他们投下的不是像日本轰炸机投在武汉、广州等地的恐怖炸弹，而是写着忠告与规劝的几十万份传单。传单呼吁日本人早日觉醒，并警告说，如果不迷途知返，终有一天，落在日本人头上不会是百万传单，而是万吨炸弹！

　　飞行异常的顺利，没有遭遇任何日本飞机的拦截和高射炮的攻击。只是返航途中，气候逐渐恶劣起来，两架飞机在云层中无法相见，全凭地面电台指挥。当这些勇士到达汉口空军基地时，迎接他们的是欢迎者的欢声雷动，和爆竹的震耳欲聋。 两天以后，周恩来等前往汉口航空委员会慰问远征的飞行员，还带去了一面锦旗。周恩来发表了热情的演说：“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功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19日，日军占领徐州后，迅速调集30余万兵力，沿大别山脉和陇海铁路，向武汉进犯。国民党则调动了四个战区和武汉卫戍部队的上百万兵力，开始组织保卫大武汉的战役，武汉会战开始。

　　为了迟滞日军向武汉的逼近，蒋介石下令，在郑州以北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堤防，让洪水来阻止日军西进，炸堤的任务交给了第20集团军的新8师，新8师参谋熊先煜在他的日记写到：

　　“6月8日上午，新8师政治部率同战地服务队到花园口工地，唱歌慰问，让连续劳作的全体官兵更觉兴奋，毫无倦容。演出结束不久，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再度派人带来慰问和悬赏，悬赏说，如于本夜24点放水，奖法币2000元，如明日午前6时完成，则奖1000元。”

　　第二天上午8时，几声巨响过后，大堤被炸开，起先涌出的河水并不汹涌，熊先煜认为流速甚小，但到下午13点左右，水势已似万马奔腾，远望一片汪洋，而决口还在因水势之急而溃大，他写到：

　　“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预料河水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心则痛焉”。

　　花园口决堤之后，洪水经豫、皖、苏三省后流入淮河和长江，使三省1200万人受灾，391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命丧黄泉。

　　洪水迅速向东南泛滥，绵延千里。沿陇海线积极西进的日军只得转向南京、沿江而上以进攻武汉。而早已布防在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则逐次进行抵抗，黄河的洪水使日军攻占武汉的计划比原先推迟了3个多月。

　　当时，东使郎所在的部队正在河南作战，洪水将他们围困了几十天，饿坏了的东使郎回忆说：

　　“粮食就所剩无几了，每当旭日东升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找粮食。与后方联系完全中断的时候，一发子弹、一粒大米都不可能运来。我们必须珍惜每一发子弹、每一粒米，香烟也全部抽完了。”

　　6、7月间，已是初夏时分，这年的长江流域迎来了特别闷热的季节。一心想占领武汉结束战争的日军并没有懈怠。花园口决堤造成的泛滥并未动摇日军夺取武汉的战略计划,但迫使日军修改了了进攻武汉的路线。6月15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一是攻克武汉，一是占领广州。日本把结束战争的赌注押在了这两次军事行动上。仗着海军的优势，它要把滔滔长江变成进攻武汉的最重要孔道。

　　下 集

　　1938年夏天的武汉，特别的热，但更热的是武汉民众的抗战热情。

　　7月7日，为纪念抗战全面爆发一周年的“献金活动”连续进行了3天，活动号召民众踊跃解囊，慷慨捐款。无数市民，包括家庭主妇、小贩、车夫，甚至孩子们都自动捐钱。3天内，各界献金多达百万。

　　下旬，汉口的世界大戏院连续放映了3部抗日题材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3部影片轰动了武汉三镇。

　　电影《八百壮士》由阳翰生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影片表现了去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的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指挥下坚守四行仓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事迹。

　　武汉外围，日军分五路沿长江南北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合围武汉，武汉会战已经开始。国民政府集中129个师，110万兵力进行防御，双方军队在数千里战场上展开了激战。

　　此时，中国华中地区炎热高温，不利于行军打仗。

　　当时中国所有的本钱，都已放在购置军火上，枪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强有饭吃而已，根本谈不上营养，在野战部队中，除了"红药水"以外，所谓医药几乎等于没有。在长江南岸布防的孙桐萱部队，士兵主要来自山东，因为水土不服，有近一半的士兵生病，最后不得不撤离了阵地。

　　日军的医疗设施要远远好于中国军队，但因水土不服，疟疾流行而使日军的战斗力大为减落。再遇上中国军队善于运用地形，致使日军伤亡惨重。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到：

　　“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

　　战斗间歇时，日本士兵经常能听到一个日语广播，从播音员标准的东京口音里传来的都是让他们放下武器返回日本的劝告。

　　侵华日军第16师团的上等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听到的广播内容：

　　“赶快向你们的圣战挑战吧！向这使用了愚蠢的、蒙蔽人的字眼又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挑战吧！你们离开了号哭的妻儿到中国做什么来了？家里有妻子在等待着你们，你们的孩子在哭叫。你们的仗是打不赢的，赶快回去停止战斗，旅费将由善良的中国军队发给。”

　　士兵们一直猜测着播音员的身份，后来慢慢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开办的日语反战广播，播音员是一名来自东京的日本姑娘，叫绿川英子。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时年26岁，是日本一名左翼世界语工作者。早在1931年“9·18”事变爆发时，绿川英子就因强烈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而被日本当局拘留。“7·7”事变前，绿川英子跟随同为世界语工作者的中国丈夫来到中国，准备为中日和平做些工作。

　　抗战爆发后，绿川英子在一篇题为《爱与恨》的文章中她这样写到：

　　“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她是我新的家乡，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谁成为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

　　《新华日报》发表了她写给中国前线将士的一封慰劳信，在这封信里，她写到：

　　“假如我有百个身体，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去，同他们好好儿谈一谈，不让他们再杀中国兄弟、中国老百姓；假如我有千只手，要到所有战线去，给你们中国士兵绷一绷受伤的地方，替你们洗一洗衣服。”

　　最后她鼓励抗战的中国兄弟们：

　　“你们无情的、顽强的打下去吧!我也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来支持抗战。”

　　1938年7月，绿川英子在时任国民政府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帮助下，辗转来到武汉，在国际宣传处负责对日广播。

　　她把麦克风当武器，用标准流畅的东京语向日本军人和广大人民进行反战宣传：

　　“日本同胞们，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在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为谁卖命？又是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绿川的声音在有些日本士兵中引起了心灵的波动，日军华中派遣军某部通信兵堀锐之助，在长期收听绿川广播后写下了这样的话：

　　“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心中不能平静。”

　　但也有很多日本人骂她是“娇声卖国贼”、“赤色败类”。对此，绿川英子回答：

　　“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倒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人们的同胞而感到羞耻。”

　　7月，在国际奥委会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奥委会代表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破坏世界和平，违反奥林匹克精神，要求剥夺两年后日本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权。

　　进入8月，武汉保卫战进入了关键阶段，沿长江两岸推进的各路日军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

　　宝鸡，这个西部的小城市是陇海铁路的终点。因为交通的缘故，这里聚集的难民特别的多。1938年8月24日，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工业合作社。这家合作社是由十多个铁匠组织起来的。工合很快吸引了大批难民和失业工人。许多从沿海迁来的工人在工合里重新找到了发挥自己技术的场所。这家合作社是工合运动的一部分。

　　这是工合的会标。工合就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它首先源自美国女性海伦斯诺的灵感，她的丈夫就是访问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她对中国的抗战深怀同情，也对中国失去沿海工厂感到不安。如何才能保持足够的工业能力以便让对日战争坚持下去？她和他的丈夫以及他们的朋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此绞尽脑汁。1938年3月的一天，海伦有了灵感，她自己回忆说：“为什么不把工业同合作社结合起来呢？这个思想在我脑子里刚一形成，我就确信它是绝对正确的，绝对必要的。没有什么能够动摇我的信念”。

　　1938年的4月3日，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星一午餐会”，到会的有斯诺夫妇、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工业家胡愈之、银行家徐新六和合作专家卢广绵等。海伦的主意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许，大家想了许多名称，包括“游击工业”、“机动工场”、“工业合作社”等，最后还是认可了工业合作社这个词。一个带筹备性质的“工合设计委员会”成立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成员的名字都严格保密。

　　他们的担忧不是多余的，4天以后，也就是4月7日，星一聚餐会的主席、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被日本人暗杀了，暗杀地点距离斯诺夫妇的住所很近。

　　路易艾黎负责设计了计划草案，草案用中英两种文字打出，计划显得雄心勃勃，要建立三万个合作社，解决百万人的失业问题，并让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困难的是资金来源，路易和他的同志相信，期待正在挨饿的失业工人拿钱来为合作社筹集股份是毫无希望的。资金应该来自私人慈善组织、银行以及政府的贷款。

　　当斯诺兴冲冲的把这个计划汇报给正在上海的宋庆龄时，宋庆龄笑着说：“艾黎又领养了一个孤儿”，她自己愿意充当这个活动的保证人。

　　8月初，长江流域持续高温。战争也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沿长江两岸西进的日军已经推进到江西九江，逼近武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了。行政院长孔祥熙兼任理事长，而实际工作的则由总干事路易艾黎负责。人们还无法预知这项事业的价值和前途，办事的资金是很缺乏的。当艾黎派卢广绵和上海技工孙夏威去宝鸡开展工作的时候，因为资金匮乏，不得不自掏300元给两人作旅费和开办费用。

　　1938年8月15日，也就是工合成立10天以后，宋庆龄对在美国纽约的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她说：日本的侵略已经毁灭和攫取了我们百分之七十五的机器工业，使我们百万的产业工人失了业。但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都已决心即在战争中，也要将日本所毁灭的生产力重建起来”（新华日报 1938年8月24日）她恳请大会代表支持工合，她说：“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失业的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

　　9月12日的瑞士日内瓦，国际联盟正在开会。各大国的外交部长多数不在日内瓦，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德国与捷克之间火星四溅，剑拔弩张的形势吸引走了各国的注意力。这一天，一向柔软的国联终于做出了它成立以来最强硬的决议：第一，指称日本的行动已经违反了非战协定和九国公约，第二，各国可依照盟约16条，个别实施对日本的制裁，第三 ，各国可以就力所能及，个别援助中国。决议通过的第二天，会议临时主席、新西兰代表乔丹发表讲话，他指出，国联的成功与否，靠的是会员国政府的智慧和决心。

　　同一天，武汉、南阳、广州、重庆、兰州、长沙、南昌、桂林等中国各大中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拥护国联援华制日民众大会，人数达到数百万人之众。

　　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颜惠庆，对当时主导国联的英、法等国所热衷的绥靖和妥协的姿态深为不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人们本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刻骨铭心的教训，但却没能做到这一点，民主大国们一个个翻了个身，又开始昏睡了。”

　　在武汉的军事专家蒋百里写了一篇名为《为国联开会警告英伦人士》的文章，他写到：

　　“我们这次抗战是在替英帝国挡着最前线，同时替国联的和平政策守着最后的堡垒”。

　　捷克斯洛伐克的外长贝奈斯能够理解中国人，他告诉中国外交官，他之所以在国联里帮助中国说话，实际上也是为了帮助他的祖国。

　　9月底，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在英、法看来，让德国进入捷克，就等于为德国打开了东进苏联的大门，而英法将会远离战争。

　　针对《慕尼黑协定》，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下院的演说中说：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对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和更为危险。”

　　而张伯伦回国时却告诉英国人，他带回了一个世纪的和平。

　　这是广州特有的骑楼。它在粤汉铁路另外一端。这个别称羊城的南国都市是个多雨的城市，骑楼可以帮助街上的行人遮风避雨。珠江三角洲是华南最富庶的地区，而拥有120万人口的广州就是华南最大的都市。广州市民过着悠闲的生活，广州公职人员的月收入从30元到180元不等；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而一个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用仅需3到5元！酒楼、茶楼、西餐厅100余家，从各类宴席到各种茶点应有尽有。

　　这种平静而富足的南国生活被日本的空袭彻底打破。 比较起广州居民遭受的苦难，武汉市民简直算是幸运的。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广州受到的空袭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城市。是所有城市中最为猛烈和频繁的。日本空军要全力摧毁广州，因为它是中国从海外输入战争物资最便捷的港口，而且是粤汉铁路的起点。它的重要性是和武汉相仿佛的。

　　日本飞行员不仅将炸弹丢向港口、机场、铁路等，也冷酷地投向居民密集的市区。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高等学府概无例外。不像南京与武汉，广州没有空军的保护，完全任由日本飞机撒野。日本飞机不仅白天轰炸，还时常发起夜袭，搅得市民昼夜不安。几乎每天例行公事似的空袭让广州的市民们时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一个英国女记者阿特丽目睹了广州轰炸造成的灾难，她在震惊之余，甚至不敢把灾难的真相全盘告诉西方人，她真的担忧这里的惨景会让西方人的神经承受不住。

　　9、10月间，武汉方面战况紧急，广东抽调部队前去增援。10月12日，日军趁中国军队主力调往北方之机，在南海大亚湾登陆并迅速向广州推进。

　　10月20日是广州沦陷前的最后一天，广州沿江路长堤码头上挤满准备流亡的市民，几乎所有的大电船和小舢板都超载了，很多人只好改为步行。广州往西往南的道路上都是身背行李、举家出逃的百姓。第二天下午，日军侵占了广州。广州沦陷后，大火连烧数天不熄。

　　当时有一家报纸这样描述沦陷前的情景：

　　“凡是可能逃的都逃了，一座很热闹的城市顿时像死去一般，街上两旁的店门都关了门，行人又是很稀少，脸上都表现出慌张的神情，行人头上戴着的并不是帽子，而是钢盔……”

　　广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中散碎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飞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

　　日军铁蹄所至，财物成灰烬，村庄成废墟，活人变鬼魂。在随后的几年，广州人口迅速减少，到1943年9月，全市只剩64.3万人，人口减少一半，往日的一片繁华已成过眼云烟。

　　从广州外逃的人群，有许多人选择了香港。香港距离广州只有大约125公里，是海路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从1842年夏天开始，这里就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由于日本与英国还未开战，再加上港英政府没有关闭粤港边境，所以此时的香港成了广州市民逃避战火的避风港。

　　自长江上的要塞田家镇失守以后，中国就准备着从武汉最后撤离。只是日军进攻的缓慢出乎中方的预料，中国好几次推迟了撤退的时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回忆说：“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8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九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

　　10月中旬开始了最后的撤退。这个城市几乎是空城，武汉的民众从6月开始就已经陆续向内地转移。汉口的政府机构也早先后搬迁，民政机关迁往重庆，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最后撤出时，把武汉的重工业与军火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整个武汉只留下一个旅作象征性的抵抗。

　　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同一天，周恩来为汉口《新华日报》最后一期口授了社论《告别武汉父老》，他说：

　　“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当时随军事委员会机关乘疏散火车撤退的胡起祥回忆说：

　　“在车厢内停了两天才开动，没有吃的东西，只能饿肚皮；要大小便挤不进厕所，只能随地便溺。时值暑天炎热，在车厢内闷热得吐不出气来，而且臭不可闻。”

　　据史料记载，当时转移的军队和逃难的民众、机关、学校为数极多，交通工具非常短缺，僧多粥少，难免乱作一团；逃难的人们将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篷和车厢底下，凡有空隙的地方都挤上了人。

　　汉口燕山亚细亚火药公司的职员潘士豪也踏上逃亡之路，由于去往重庆的船票只有一张，潘士豪说服妻子一个人先走，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自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妻子了。

　　潘士豪和妻子是在武汉会战开始前后结的婚，到了婚礼上他才知道妻子的名字，不过，妻子很贤惠，这让他颇为欣慰。但是，战乱中的婚姻注定坎坷。

　　三个月后，潘士豪夫妻竟然在重庆意外地相逢。潘士豪后来回忆说：

　　“太巧了，我在相国寺码头雇船，竟然遇到了妻子，她一个女子，一路上平平安安的，那时候，人心太好。”

　　定居不久，潘士豪的妻子病逝，之后的日子里潘士豪没有再婚，他常常对人说，自己无法忘记美丽的妻子。

　　在大量人员和物资向重庆转移的时候，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无铁路，惟有走长江，长江边上的宜昌城开始变得拥挤不堪。这座城市素有“川鄂咽喉”之称。自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下游来的大船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入川。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从宜昌起航，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也在船上。此时，卢作孚刚被紧急任命为 “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全权处置长江水运入川事宜。

　　卢作孚是一位拥有46条轮船的大实业家，他在12年前靠8000元股金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此时已经是川江上最大的航运企业。

　　一天前，卢作孚临危受命，飞抵宜昌，亲自指挥运输，他回忆说：

　　“我这时恰好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到每一个办公室,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又在互相责骂.”

　　由于40天后长江上游将进入枯水期，所以，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而此时日军正在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

　　卢作孚立即召集各方代表，制定了40天抢运计划。卢作孚的儿子卢国伦，后来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写到：

　　“由于川江航道特点，当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就先装好船。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交相辉映，装卸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力量。”

　　在40个日夜中，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冒着日机轰炸扫射，昼夜兼程地在川江来回穿梭，行程数千里，拼死西上。

　　民生公司一位老会计这样回忆说：

　　“人家在前线打仗，我们只是参加直线运送嘛！虽然很被动，日本飞机俯冲下来要炸我们，炸完以后，还要俯冲下来看炸沉了没有。尽管这样危险，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就是公司的宣传，说这是正义的事业，我们大家听了很受鼓舞，另一个就是公司有些很实际的办法，让你薪水多拿一点。”

　　40天中，民生公司16艘轮船被日机炸毁，116名船员为国捐躯。

　　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宜昌抢运也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作孚后来回忆宜昌撤退时感叹道：

　　“这是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日军攻陷武汉后，继续南下，逼近湖南。湖南地处长江之南，风景秀美，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会长沙成为中日军队争夺的关键。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焦土抗战”，即日军一旦突破汨罗江或者平江就焚烧长沙，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可利用的东西。

　　11月12日上午，蒋介石电令长沙城内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违者严惩！”

　　张治中接电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商定由警备司令酆悌负责处理，警察局长文重孚协助，保安团长徐昆为纵火总指挥，决定在临撤退前，先放警报，让居民逃离，然后以全城最高处天心阁纵火为号，大家看火号行动。消息传出，整个长沙城人心惶惶，风声鹤唳。

　　当天夜里，从武汉撤退到长沙的周恩来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前线战况，张说“前线平静无事”。

　　凌晨时分，刚刚睡下的周恩来被喊叫声惊醒，窗外望去，已经到处都是火光。在当天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昨夜长沙火起，全城一炬，仓猝出火城，衣被尽失，步行二十余里，始遇卡车转来湘潭。”

　　当夜，长沙最高处的天一阁的确出现火光，放火队员在慌乱中仓促中放火。事后发现，这是伤兵烤火的火光，日军尚在200公里之外。此时，长沙已变成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了3天3夜。长沙大火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居民2万余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大量灾民无家可归，一些幸存者回忆说：

　　“举目四望，只见断壁残垣，荒凉凄惨。焦糊气息恶臭扑鼻。稍远的长沙文艺场标准钟楼、国货陈列馆仍留着岸然屹立的外壳，其余铺屋住宅荡然无存，昔日繁华毁于旦夕，不可复见，剩下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不少从地洞墙缝里钻出来寻食的老鼠。”

　　“长沙变成了一座“死城”，白日无光，夜晚无灯，只有数不尽的巡逻士兵、警察，还有一些冒死寻找老家遗址的人。大火使全城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伤痛哀号声四处可闻。”

　　长沙纵火在全国一片招来一片骂声，18日，蒋介石为长沙纵火案平息民愤，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严惩肇事者。20日，长沙纵火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判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死判，在长沙枪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

　　此时，在日本，疯狂的民众已被初期的胜利而迷惑，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军国主义狂潮，从小孩到相扑手甚至和尚和舞女都开始准备投身到所谓的圣战中来。

　　当时在日本国内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非常时期，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往战场上输送青年战士的景象”

　　为了祈祷战士平安和武运长久，妇女为战士们在军服上绣上一些平安的符号；在学校或者是妇女会，到处都在缝制慰问带。

　　在德国，爆发了令世人震惊的“水晶之夜”事件，纳粹党怂恿和操纵德国各地的纳粹狂热分子走上街头，他们疯狂地捣毁犹太人的店铺和私人住宅，烧毁犹太人的教堂，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大肆逮捕犹太人。

　　可是在美国，人们对发生在欧亚大陆的战事，不感兴趣，美国政府也不希望被牵扯进来。12月15日影片《乱世佳人》在美国亚特兰大市上映，取得巨大成功！

　　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在《乱世佳人》公映前，有5560万美国人在翘首等待这部影片。在影片首映当天，亚特兰大市市长下令全市政府机关和学校放假一天，有30万人涌向举行首映式的影院去欢迎摄制组成员。在后来的奥斯卡颁奖晚会上，《乱世佳人》也取得了压倒性的空前胜利，共获得了八项大奖。

　　这年的11月4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的蒋百里将军在宜山故去了。他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军事学者。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因为成绩优异而得到了天皇赐刀的荣誉。算起来，他与率兵进犯武汉的冈村宁次也是校友。一生坎坷的他， 没有机会带兵在疆场上和冈村等一决雌雄，但抗战的到来仍然是他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候。这位受过日本教育，还娶了个日本太太的儒雅军人忠告日本人：“战争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当花朵盛放的时候，也许是将要凋谢的时候”，就在国人为他的见解着迷的时候，他却悄然永别了。他给国人留下了近乎格言的一句话，那就是对已经步入疯狂的日本政府，胜也好，败也好，“千言万语，只是不要和它讲和”

　　12月18日，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偕夫人陈壁君，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第二天，汪精卫与早就等在那里的周佛海等人飞往越南河内。10天后，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宣称愿以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蒋介石获悉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后，派人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说：“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和谈，而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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