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37年元旦，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照例在清晨冒着寒风前往中山陵祭奠孙中山，从当时的影像中可以看到，人群中少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他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损，正在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疗伤；国民政府原来的二号人物汪精卫也没有出现，此刻，他正坐在从欧洲回国的海轮上，一年多前，他被要求抗日的刺客击伤，如今已经痊愈。

　　这一天的南京，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党政要人显得分外轻松。各机关团体举行了扩大庆祝会，还准备在晚间举行提灯会。各大报纸上纷纷登载南京专电，专电称，今年元旦，正当蒋委员长脱险归京，所以几天来市民们都欢欣鼓舞，除夕当天，茶馆、饮食、水果、玩具等行业十分热闹，一些时新的家庭还准备通宵狂欢。

　　南京城里，有一人心情黯淡。他就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自己却被扣留的原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刚刚在一天前，他受到军法审判，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在元旦日记中，他写到：“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其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

　　春节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在西安开始谈判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上一年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个打了十年内战的对手携手合作，从而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基石。这一年的春天，战乱与兵祸暂时停止，中国终于迎来难得的安宁与平静。

　　在上海， 各大影片公司都在报纸上刊登出春节期间新片上映的广告，这一时期上海市民看到的既有迎合节日喜庆气氛的《皆大欢喜》《春到人间》《化身姑娘》等影片，也有关心社会现实的《压岁钱》。

　　所有的影片中，上映时间最长的是一部带有恐怖色彩的影片《夜半歌声》。《夜半歌声》的男主角由金山主演，表现了戏剧演员宋丹萍和富家女晓霞的爱情悲剧，影片最叫人难忘的是影片营造出来的恐怖气氛，开中国恐怖片之先河。

　　这部影片自2月20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开映后，创下连映三十四天，场场爆满的记录，报界称之为“大量观众倾巷而至，影迷府上十室九空”。尽管是一部恐怖片，但影片还是通过歌曲曲折地进行抗战宣传。插曲之一的《黄河之恋》这样唱到：我是一个大丈夫，我情愿作黄河里的鱼，不愿作亡国奴。

　　《夜半歌声》的魅力促使其后继者不断地尝试翻拍。1962年香港邵氏公司的导演袁秋枫，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杨延晋，1995年香港的著名导演于仁泰都曾翻拍过同名影片，但是在影响力上都没有超过当年的《夜半歌声》。

　　这一年另一部引人注目的电影是《马路天使》，男主角是影星赵丹，女主角是刚出道的周璇。

　　周璇在1935年才进入国华影片公司，一开始月薪50圆，只能演演配角。但她已经满足，觉得：“这个数目对当时的物价说来是不算少了。”早年她在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时，与普通团员一起住在霞飞路一家俄国餐馆楼上，每天晚上睡地铺，吃大锅饭，生活很清苦。演出票房有盈余的时候，一晚上才可以分到5角钱。

　　《马路天使》的导演没有把镜头扫向大上海的灯红酒绿，而是瞄准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市民，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使它成为左翼电影的压轴之作。

　　《马路天使》的上映使周璇名声鹊起，月薪也翻了四倍，由最初的50圆增至200圆。她演唱的影片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曾风靡一时，使得“金嗓子”成为她专有的美誉。《四季歌》绕开了租界当局规定的不能出现东北地图及抗日内容的限制，唱出了东北人民乡土沦陷的痛苦和抗击日寇的愿望。

　　此时，距离东北沦亡已经快六年了，关内的各大城市经常能见到流亡的东北难民。很多文艺工作者通过与东北流亡学生的接触，开始创作大量关于东北救亡的文艺作品。

　　这是1937年的一段新闻影片，内容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行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新闻报道称此次出访是“祝贺英王加冕，考察各国经济建设”。不过考察团的副使却是海军部长陈绍宽。考察团的真正目的也是为了能从欧洲各国获得贷款，以及进一步签定购买军火的协议。代表团还要与德国续签中德以货易货的协定，以中国的矿砂交换急需的德国武器。

　　5月13日这一天，英国人第一次通过黑白电视看到了新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实况。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BBC用第一辆电视转播车，进行了英国首次户外电视实况播出。

　　越过英吉利海峡，西班牙的内战继续成为整个欧洲关注的焦点。 这场左右翼之间的内战已经持续了十个多月。德国和意大利向由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输送武器，意大利还派出了正规部队，到这一年的4月，已经派遣了10万人。苏联则向内战的另一方共和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欧洲在这场内战中变得阵线分明。

　　5月29日，一个由17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代表团抵达延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西班牙内战没有在中国上演。延安的共产党人对这个代表团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款待， 代表团团长涂思宗后来回忆说：“城外马路上满布旗帜，人群伫立，声势颇为壮观……号兵队吹奏三番军号……并高唱‘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十分隆重。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进驻只有3000人左右的塞北小城延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着延安：“两面山坡，中间流着一条溪涧似的延水，东岸展开一条狭长的平地。这就是延安市精华所在的地方。”1937年初的延安城里，只有十字交叉的两条街，街上的房子，除了居民的住房外，大都是中共中央党政机关所在地。

　　涂思宗将此次延安之行锁定在三个主要地点：抗日军政大学，贺龙部队，彭德怀的前线总指挥部。

　　抗日军政大学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才更名，主要培养红军干部，培训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也有汽车、通讯、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能训练班。校长林彪陪同考察团到各处巡视一周，并集合起了师生上千人，请考察团的军事专家 检阅。涂思宗对此描绘说“该校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成学制，学生年龄不限，老幼性别不限，男女科系不分，可以说乱七八糟，但不可忽视的学生的情绪似乎还不错，可以从全体歌唱时看出来，声音高昂而整齐，校舍由十余窑洞组成，分布面积极广”。

　　在抗大，涂思宗一行见到了在这里学习的女生康克清，只见她“打绑腿，面貌黑，身体健壮活泼，态度大方，年龄不过二十”。当得知她是50多岁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妻子时，涂思宗一行便请康克清讲讲恋爱经过，”她笑答谓朱德同志是革命的，我们是因革命而发生感情，不过我还年轻，学识不足，所以到抗大来学习。”

　　当到达贺龙司令部时，涂思宗发现贺龙正在吃早饭，“桌上摆的一盘辣椒萝卜干和一盘黄豆，另外一桶稀饭，士兵伙食相同，官兵表现共甘苦。”军中考察后，他们发现贺龙的军队“名号有几团，而人数每连三四十人不等，且年轻幼童为多，老兵极其有限”。

　　这次考察团的延安之行，是自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十年来， 国民党人 第一次在受到热情款待的情况下进入苏区考察， 以便为蒋介石决策提供参考，涂思宗的最后结论是：“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它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轻估。”

　　这一年26岁的孙明经，已经在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副主任的职位上工作了一年。电影不仅为人们提供娱乐，也可以让不识字的民众轻松地看着电影，就可以了解国家大事。此时，孙明经拍摄的教育电影《防空》和《防毒》两部片子正在国内放映。《防毒》一片中第一次向人们详细展示如何预防毒瓦斯、如何应对芥子气 。

　　随着战争危险的临近 需要让民众学会应对现代战争的技能和知识。 在上海，出现由红十字会主办的民众救护训练班，向市民普及救护知识；南京、太原等很多城市 里，学生们接收射击、冲锋、打拳等项目的军事训练；在武汉，还举行了防空大演习。在孙明经拍摄的《防空》一片中，还特意对比了各国空军的实力以及如何应对敌人的轰炸。

　　6月，孙明经随同西北考察团到绥远、宁夏一带考察，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考察团的第一站是察哈尔的省会张家口，火车站里军人和旅客一样多；张家口食堂作为日本特务的秘密机关 已被查封，以前的对日妥协的政策差不多已走到了尽头。

　　当考察团到达绥远重镇集宁的时候，受到了驻扎在当地第13军官兵的欢迎。第13军一色德国装备，是当时最精锐 部队之一，它在华北前线的出现是对紧逼的日本人做出的强硬姿态。13军修筑的工事、战壕，及普通人家自建的防空洞，都显示出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中国。

　　这位是英国记者贝特兰。他因为率先 报道“西安事变”中而成名。这一年5月，他前往日本东京。在后来的著作《华北前线》中，他描述东京的氛围：“人们无须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华运动的痕迹。甚至在官办无线电广播的儿童节目里，也经常有一些关于‘勇敢的日本军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类的说教故事……一个外国朋友警告我，不要公开表示‘同情中国’……”。

　　贝特兰特意提到了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的一个简单报道：“按照内务省社会局调查的结果，今年最初的五个月内，日本罢工及劳资纠纷已达一千三百三十二件，几乎两倍于去年同一时期的数目……劳动界的不满已经飞速地布满全国，范围之大，为二十年代抢米风潮和劳工纠纷所未有。对付上一次劳工风潮的方法是发动满洲事变，在‘为着国家的危机而统一起来’的老生常谈的口号下，严厉地取缔了任何劳工组织。” 贝特兰 《华北前线》。

　　躁动不安的日本，会再次把危机转嫁给谁呢？

　　6月4日，好战的近卫文麿内阁在日本登台。日本驻中国武官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记述此时的东京开始盛传一个神秘的预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九一八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此时， 北平看上去依旧雍容宁静，其实她早已成了一座围城。在北平周围，日本华北驻屯军已达五千七百多人。再远一点，东面，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 军队1万多人，北面的热河集结着日本关东军，西北面察哈尔有伪蒙军约四万。

　　北平西南十多公里的卢沟桥上，穿着灰色棉衣 的29军士兵守卫着卢沟桥，身后背着的大刀是这支军队特有的标志。战争一旦爆发，几百米外的平汉铁路，将成为北平军民南撤的唯一安全通道。

　　7月8日，一名叫邓云乡的北平中学生已经开始了他的暑假生活。上午，他到西单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香皂，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奥，看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奥……”。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邓云乡在他的著作《文化古城旧事》中回忆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一个声音，一下子惊破了北平古城的宁静气氛……大城市的居民又敏感，又迟钝，昨夜睡觉时，清晨起床时，都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一张小小的号外，放在面前，侵略者来了……”。 邓云乡 《文化古城旧事》

　　7月7日深夜，正在芦沟桥一带进行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到宛平城内进行搜索，遭到中国守军拒绝后，日军开始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7月8日凌晨2时，中国守军主动出击，组织大刀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几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

　　就在大刀队收复铁路桥的当天，歌曲家麦新创作《大刀进行曲》，这首歌迅速传唱中国。

　　在延安，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随后又通电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

　　同是这一天，各大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南京专电“卢沟桥中日军冲突，平津戒严日方居心难测”这是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要宣传部长邵力子对事变不加任何限制进行的如实报道。周围敏感的人觉察到蒋介石已经下决心抗日了。否则，他一定小心谨慎地处理此事，而不去刺激临近沸点的民众抗日情绪。

　　得知“七七事变”发生，贝特兰决定立即返回中国。他搭乘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车上满载着正要开赴中国的日本士兵，在《华北前线》一文中，贝特兰这样描述道：

　　“……铺天盖地的太阳旗把灯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妇孺，在跟开往中国的军人们告别……每一个车站——甚至那些我们在半夜里经过的——同样是聚集了带旗帜欢呼的人群……

　　当贝特兰到达神户，准备登船离开日本的时候，感慨地写道：“我到日本以来，从没有像此刻那样感到孤单。我觉得自己有一会儿被一群喘息着的女学生包围住了，她们带着歇斯底里的狂热，挥舞着旗子，高呼‘万岁！’明天，大概她们要站在街头，向路人递过‘千人针衣’，它用来保护日本兵去完成‘建立东亚永久和平’的神圣使命。”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仍争取和平，只应战，而不求战。

　　7月28日成为邓云乡记忆深刻的一天，“这天黄昏后，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剧烈，还有炸弹的声音，震得窗户乱动乱响，好像离得十分近。那天晚上，连孩子们也没有睡好觉，大家都把心提到了喉咙口了。接近天亮的时候，枪炮声稀落了，沉静下来，但是这种沉静，似乎比枪炮声更使人感到恐慌，究竟怎么样了呢？”

　　已经来到北平的贝特兰在安静的清晨中醒来，“一早走出了东交民巷，我看见灰色的军装已经从城墙上消失。城门开着，一小群人力车在进出。接着我们拿到了报纸，已是最后一天发刊的《北平新闻》，宋‘含泪’而去，已经退出了北平。”

　　7月29日，北平沦陷。一天后，天津沦陷。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入城仪式。

　　从欢迎的人群可以看出，挥舞着太阳旗的都是日本的侨民。经过整个早晨的警察和武装卫兵清道，沿途的中国人家已都被搜查过。

　　在北平西城，年迈的诗人陈三立的生命正在接近终点，他已经一连五天拒绝进食，带着亡国之痛，忧愤而死。

　　邓云乡的暑假生活在北平沦陷中结束，他记述说：“在凉风萧飒的深秋，学生们背着书包默默而来默默而去，连最爱打闹的同学，也老实了……童稚心理中随时想着都德的‘最后一课’的内容，在记忆中，那是生平最黑暗、最模糊的一个冬天。

　　下 集

　　上海外滩的江海关大楼，至今仍然是外滩的标志性建筑。位于楼顶足有十层楼高的庞然大钟，到今天仍然是亚洲第一大钟。1928年元旦，海关大钟敲响了它的第一声，从此，悠扬的钟声每天在黄浦江上空回荡。

　　1937年8月12日，在上午九点的钟声中，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地举行新生考试，9点半，校方突然派人宣布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等地，不能片刻停留。《大公报》描述这一天说：沪市紧张情形，宛如一二八前夕……虹口闸北一带断绝交通，仅见日军架设机枪的机车来来往往；公共租界之万国商团全体出动，在边界一带布防……”

　　第二天，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居民惊喜地发现，已经6年不见的中国军队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那是人们熟悉的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的87师和88师。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曾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市区布防。

　　上海中医陈存仁匆忙赶去闸北，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闸北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己身。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的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就在4天前，发生了虹桥机场事件。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桥机场挑衅时被中国守军射杀，当天日本援军2千多人由军舰运送到了上海。第二天，大批日本军舰向上海集结。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正式下令撤退汉口的侨民。一时之间，大量的侨民涌集上海，由于轮船运载量有限，第一批老幼妇女四百人率先离去。在许多人看来，大规模撤侨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8月13日，6000多日军以租界为依托，突袭闸北，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猛轰上海市区，中国守军立即还击，淞沪抗战爆发。

　　第二天，上海因台风刚过而大雨倾盆，风速达每秒22米，天气情况十分恶劣。早晨7点，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中，出现5架中国轰炸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执行轰炸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的任务。稍后，中国空军第四大队迎战日军战斗机，以一机未损、击落敌机多架的战绩，打退日本空军。

　　这段由摄影师汪中西、刘鸣轩拍摄的影像资料记录的是日本空军士兵被中国军队抓获后的生活。首度出战的中国空军，将装备最新式轰炸机的木更津、鹿屋两个日本主力航空队消灭过半，联队长石井义羞愧之下剖腹自杀。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发表《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为了纪念首次空战的胜利，两年后，国民党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国内的“空军热”持续升温 。每有空军的新闻，报童不用满街跑，只要在街头一喊，报纸很快就被抢光；小伙子能当上空军，姑娘能嫁给飞行员，是人们公认的荣耀。

　　但是，空军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淞沪战事很快陷入胶着状态。普通百姓被卷进了战争的旋涡。上海市内，租界以外的区域开始不断遭遇日机轰炸。

　　众多难民涌入保持中立的租界，那时，进入租界，生命安全就有了保障。《劫后的上海》一书中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

　　当时租界不过100万左右的居民，到8月底，接纳了70万左右的难民，生活秩序成为大问题。 当时的报纸报道说：“在法租界大马路两旁商店门前露宿者，不下数百人，大都狼狈不堪，连日来仅依赖一两个热心人士，购买大饼馒头，此外并无给养。”

　　8月26日，出生于日本京都一个世代务农家庭的东史郎，在早晨七点收到征召令。他在出征前的日记中写道：“母亲和重一来与我告别。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我的养母却是哭着和我分手。她希望我活着回来，她求我要活着回来。”

　　几天前，日本内阁就议定了正式出兵的计划，先遣部队预计8月21日至22日到达中国，主力预计8月28日至9月7日到达，动员的士兵有30万。由于上海及华北战事激烈，日本内阁又通过4个师团的动员令。

　　9月5日，东史郎随同部队，第一次被派往中国，他记录下出征时的情形，“晚七时，我们出发了。队伍为了呼应充满爱国热情的欢送的民众，特地绕远路走向福知山车站。 ” 福知山车站上，东史郎的乡亲们挥动着国旗，欢送乡土部队第20联队出征，东史郎就在这支部队中。

　　在山西，太原的民众每天都在欢送各地军队开赴抗日前线。队伍中有山西本地的军队、有装备整齐的中央军、有草鞋单衣的四川军，还有一支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队伍，这是由著名的红军改编而来。总司令朱德率部属东渡黄河，从陕北进入山西，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共同防御前来进犯的10余万日军。

　　山西地处高原，易守难攻，它的存亡关系到整个华北战局。日军占领北平后，以重兵进攻山西，一路进展迅速，准备突破内长城线后，占领太原。

　　在这部由中央摄影队拍摄的影片中，展现了9月25日发生在平型关的一场伏击战。设伏在平型关口以东5公里处的115师全歼日军第21旅团辎重队1000人，这是抗战以来的首次对日作战胜利。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飞速传遍中国，蒋介石先后两次发来贺电，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续范亭写道：“八路军的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

　　正

　　在平型关一带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后来在一次演讲中特意提到 “那时候我也在离平型关八 路军的总司令部里，每天所吃的都是日本人的食品。现在八路军身上所穿的大衣和钢盔，大半都是敌军的。”

　　这组照片中，作家丁玲穿着平型关大捷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此时，她正带领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进行抗日宣传。

　　上一年的秋天，丁玲到达保安，成为第一个来到陕北的知名作家。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丁玲和一群迫切想到战区宣传抗日的青年人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她担任主任。战地服务团在开拔前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准备工作。在丁玲后来的西北战地丛书《一年》中描写了这一时期团员们半军事化的生活：“若是没有在集体里生活过，一定要骂这种生活太刻板了。一切工作时间都得服从哨子。哨子一响，上自习啦，就得自习，在自习时是连写信都不被准许的。哨子一响，午睡啦，要不午睡，又得受批评...生活的有规律是使人吃惊的。为了要保证完成工作的学习的计划，所以生活上是不能放松的。”

　　团员们与这一时期在延安的所有工作人员一样承受着物质生活的艰苦，口粮以小米为主，每人每天有七分钱用来解决油盐柴酱菜，偶尔的生活改善成为丁玲津津乐道的记忆：“记得吃了一次大米饭，大家都念了几天，说没有菜也可以...如果小菜便宜的时候，到星期天菜里或者可以看见一点肉片。而这点肉片是如何增加着团里快乐的空气啊！”

　　西北战地服务团排练好节目后，用几头小骡子驮着简单的道具向山西进发。一路上，每到一个村庄就停下来演出。他们演出的节目有大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劝夫从军》，还有快板《大家起来救中国》、《卢沟桥》，最受欢迎的是由秧歌舞改编的《打倒日本舞升平》。服务团在山西的大县城临汾演出时，聚集的观众有五千多人，队员们必须要大声吼叫，才能让远处的人也听到。在山西逗留的六个月中，服务团走过十六个市县及六十多个村庄，行程辗转三千余里。

　　与此同时，在长沙的另一位女作家谢冰莹，带领着她发起组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正规部队来到嘉定的外冈，这里已经是淞沪会战的前线。

　　这位1926年第一批进入中央军校的女兵，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以亲身经历书写的《从军日记》受到读者和文坛的注目。她带领着“身着灰色军服，打裹腿”的团员协助军医处救护伤员，在她的《女兵自传》中记录了这一时期战事的惨烈：“刚接火两天，就到了七百多伤兵……他们躺满了每间房子，甚至连阶沿上，天井边都挤满了...有时轻伤兵的腿子上，躺着重伤兵的头。我们去换药裹伤时，要小心从他们的身上一个一个地跨过去。”

　　军医处无法为大量伤员提供及时的救助与康复保障，四五个医生共用一把手术剪刀。谢冰莹记述了自己的无奈：“伤兵躺了三百多在等待我们医治，连医官、看护兵、我们在这里工作的团员，一共不到二十人...一见伤兵抬来，大家都想到不要让他们等久了才好。可事实上他们是不能不等的。”她已经顾不上正常的消毒程序，连手上的血也来不及冲洗，就接着医治下一个。

　　救护团团员和伤兵只能在天不亮的时候吃饭，到了晚上才可能吃到第二顿。吃的大多是在后方烙制好的一张张大饼，每个重达一斤，是一个战士一天的口粮，被称为“标准光饼”，

　　在上海，捐赠活动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当时这首歌中唱的：有力的出力，有财的出财。

　　10月4日，上海大亨杜月笙自己花钱在各报纸上做广告，说他当晚要在电台演说。这个当年水果行的学徒，早年投身上海最大的帮会—青帮。 靠做烟赌生意而发家，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但杜月笙一心想要摆脱帮会老大的形象而开始热心公益事业。

　　杜月笙的演说是要劝募棉背心，支援前方，他讲道：“从‘九一八’到现在，这七年间，备受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期待着世界的公论...我们绝不能依赖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杜月笙自担任上海商界劝募队副队长以来，利用自己上上下下的影响力，使得上海一地就认购救国公债7500万元，占全部发行量的1/6；他还以个人名义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捐献1000套荷兰进口防毒面具，并捐给中央军价值上万元的装甲汽车。

　　此时上海各种物资的供应也基本正常。10月4日的《大公报》上说，上海米粮每担增加4角，但原因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海关征收转口税”，同时期的报纸上还宣布菜价恢复常态、存煤足够维持三到四月。普通市民并没有意识到战争将旷日持久的持续下去。

　　而在上海远郊的沿江平原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来自云南、广西等省的增援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全凭血肉之躯与日军对抗 日军的炮火来自地面、空中和海上， 守卫阵地的官兵常常整连整营地被敌人的炮火毁灭。

　　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上海的战事持续了将近三个月， 中国集中了70多万精锐部队参战，但在日军密集炮火下伤亡过半。1月初，无力继续支撑下去的中国守军被迫撤退。

　　11月12日，上海失陷。

　　12月13日，当时的首都南京沦陷。

　　从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可以看到，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已经成为人间地狱。日军在南京的大规模烧杀淫掠持续达六周之久，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

　　而由日本东宝映画拍摄的纪录片《南京》，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同期）请看这些人们，这些儿童，我们原本并不是与他们交战。什么是汉奸，看太阳旗挂在了这里。我们的勇士也非常同情这些人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愿与你们同甘共苦。我们不是近邻吗？我们不是都是东洋人吗？

　　日军攻陷南京的消息传到了日本本土，报纸上刊登着：“看吧，崭新的东洋的黎明感谢你们，我们的日本士兵。”

　　在这部影片中，劫后的南京街道上开始出现中国人的身影，他们必须要佩带日本国旗才能安全通过。

　　在这一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日本占领军开始向南京的难民发放良民证。最先登记的是男人，日本人要求中国士兵主动自首，向他们许诺不会受到伤害，还会得到工作和工资。一些裁缝和做苦力的人在被检查手掌后，被当作“可疑的人”带走。

　　1937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南京下了一场大雪，城头上不见了熟悉的中国士兵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手持三八大盖的日本士兵，对于遭遇劫难的南京市民来说，长夜才刚刚开始。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