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35年，南京已经建设得颇有现代都市的风范。自从八年前被定为首都以来，气派的中山大道被建起来了，一批风格各异的私家官邸、使馆洋楼也兴建起来了。小火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每日在市区隆隆驶过。秦淮河畔张贴着“实行新生活，禁止烟赌娼”的标语，真正热闹的，则是夫子庙的茶社。1935年的南京城有近300家茶社，“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描述了这个六朝古都的市民早上去茶馆喝茶，晚上去浴室洗澡的悠闲生活。这一年南京成立了推广京昆剧艺术的票房“新生社”，还成立了一个发展围棋的群众文艺组织“公余联欢社”，中央大学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扩建计划，一切都在朝着促进南京的首府气派的方向行进。只有市中心新街口广场上那枚巨大的炸弹模型似乎在提示着人们勿忘国耻。
元旦这天，南京市中心的陶陶大剧院公演一个业余话剧社排练的《玩偶之家》，19岁的小学女教师王苹扮演娜拉，由此引起了一桩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在台下看戏的小学校长认出了王苹，认为有伤风化，宣布将她辞退；南京市教育局以“一个戏子岂能为人之师”为由，通令南京市各校不得再聘她为教师；王苹的父亲把她锁在小阁楼上，逼她尽快出嫁。对于王苹的遭遇，一时间，各大报纸展开了“娜拉与妇女自学”大讨论。各大城市并没有因为南京的这场“娜拉事件”而停止上演《娜拉》，这部戏反而愈演愈烈，1935年竟成了中国的“娜拉年”。
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王苹的命运。一个月后，王苹背着家人逃出小阁楼，十个月之后，她成为一名专业演员。19年后，她成为我国第一个电影女导演，执导了《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知名影片。
与此同时，北平太庙举行了一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从元旦开始，为期一周。展览会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他将自己历年收存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全部寄来，各地的木刻作者也很踊跃，展出了古代木刻作品６０余幅，现代版画百余幅，外国创作７０余幅，以及中外木刻书籍画册３０余种。
在清华大学执教的朱自清一向对民间文艺和青年创作有兴趣，因此于５日这一天特地进城参观，他发现很多作品是表现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的。这一天天气不好，阴云密布，行人不多，街头萧索。
此时在北大三年级读书的江苏青年朱穆之写到，自从国民党的宪兵三团去年到北平后，到处白色恐怖弥漫。“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显得空空荡荡，可以在东西长安街的中间踱步。王府井算是最繁华的地方，也是行人稀少。甚至东安市场也冷落得像一座古庙。”
同样是元旦这一天，以“奋进”为题的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制片厂元旦联欢会上，歌舞演出、同仁团拜、明星聚会，热闹非凡。在这一年里，已经开始出现相当成熟的有声片的中国电影业，正处于中国无声片的巅峰。
电影业的兴旺使演员这个职业备受关注，明星更是如此。当时片酬最高的是影星胡蝶，2000圆（合今6万元），但其中1000圆为现金，另外1000圆为股本入帐；其次阮玲玉，1000圆（合今3万元）。普通演员月薪最低起点为30圆（合今1000元），较高的为数百银圆。
30年代的上海，人口已从一个世纪前的20万激增到350多万，由原先的一个三等县城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在上海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相当于东京的两倍。作为当时最国际化的大城市之一，上海最多时云集了58个国家的8万多外国人。1935年后上海的街头，甚至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冷战”场面：中午时分，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在外滩道路上擦身而过，相互间根本不致意而是高昂头颅走向自己国家的俱乐部。
这一时期，“去上海”甚至成为了许多西方年轻人的青春梦想，而先行冒险者也纷纷受邀在家乡报纸上撰文造势。一位在上海做巡捕的英国人在伦敦报纸上写道：“上海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城市，任何一个英国城市都落后它100年……夜晚灯火阑珊像是过狂欢节，管弦乐团在河畔公园演奏，每分钟都有一辆最新款式的美国小汽车从眼前开过，交际舞会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2月21日早晨，一艘悬着苏联鐮刀斧头旗的邮轮“北方号”停靠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泊位前，有一男一女成了全场的焦点。他们是京剧旦角泰斗梅兰芳和“电影皇后”胡蝶女士。他们正准备前往苏联，弘扬中国文化，交流现代艺术。
梅兰芳的艺术早在20年代即风靡全国。至30年代初，他更是如日中天。1930年访美，获两大名校博士学位。胡蝶在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旗开得胜，成为当时演艺界的当红影星。1933年元旦，在上海《明星时报》发起的“电影皇后”评选活动中，25岁的胡蝶荣膺“影后”桂冠。
出行前，上海各界为他们送行，气氛很是热烈。 大家期待这两位艺术家可以担负起国民外交的使命。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中国驻苏联大使大使颜惠庆。他是位老资格的外交家，知道中国面对日本的威胁时，需要苏联伸出友谊之手。
1935年3月在上海，一家取名锦江的川菜馆正式开业了。开业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这家餐馆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董竹君的美丽女子，21年前，她凭自己的机智勇敢跳出青楼，追随革命党人夏之时，一度贵为四川都督夫人；1929年，董竹君同丈夫离婚，带着四个女儿出走上海，这一事件轰动了成都，不久，四川的报纸登出了“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
谁也没有想到，这家不起眼的饭店后来成为闻名上海的大饭店，董竹君也成为有名的实业家。她周旋于上海滩的权贵大亨之间，同时又秘密掩护共产党人，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1951年，公私合营时，董竹君主动把当时价值三千两黄金的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奉献给了国家，此后，她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享受了半个世纪的荣誉。
也是这一年的３月，来自东北的作家萧红萧军搬进了上海的四川路351号。一天，萧红到３２４号一家兼卖早点的老虎灶买油条。当她拿着油条回家后，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的手稿。她非常惊讶和生气，当即写信给她非常尊敬的鲁迅。可鲁迅却不以为奇，回信说：“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可以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萧红萧军上一年从东北来到上海后，受到了鲁迅的热情关怀。由于上海是当时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可以避免国民党的搜查与逮捕，1927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平的文化人纷纷南下，鲁迅也于8年前就搬到了上海。
1935年底，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的《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一起编入《奴隶丛书》出版，《生死场》怵目惊心地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封闭的东北乡村社会农人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鲁迅在为其写的序言里称赞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增添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他称萧红将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生死场》的出版，让萧红成为闪耀上海文坛的红星。然而在成名的同时，她和萧军的感情出现了危机。许广平回忆说，萧红他们搬到北四川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住下，萧军说，“靠近些，为的可以方便，多帮忙。”但是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而是萧红。许广平不得不抽出时间陪她长谈，就这样也压不下去她 “强烈的哀愁”。
上海是萧红离开东北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34年到1936年，三年的时间，是她成名的时期，同时，也是她感情受伤最重的时期，由于无心创作，1935年萧红只写出了散文集《商市街》。几年后，萧红对一个朋友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一个人。我好像命中注定似的——”1942年，年仅30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病逝之前，她留下了明净动人的《呼兰河传》。
1935年3月8日，就在电影皇后胡蝶赴苏远行即将到达终点的前四天，影星阮玲玉在凌晨服药自杀，消息传出，整个上海为之震惊。阮玲玉九年前步入影坛，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1934年，阮玲玉在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的影片《新女性》中饰演女主角韦明。这个角色是刻画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妇女，在婚姻不幸、遭受遗弃之后，自立自强地谋求生活出路，可不堪忍受恶势力的技击，愤而自杀。由于《新女性》抨击了一个黄色报刊的记者，这使得新闻记者公会以此为借口，对这部带有左翼色彩的电影猛烈掊击，有的记者利用阮玲玉的感情生活中的风波编造出莫须有的“轻薄文字”。她的前男友张达民还以妨害家庭罪将她告上了法庭。阮玲玉在多重压力下崩溃了。在遗书中，她写下了“人言可畏”的字句，“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的，其实我何罪可畏？！”鲁迅先生曾专门撰文，在《论人言可畏》中愤怒指责黄色报刊使“无权势的阮玲玉……被额外地划上一脸的花，没法洗刷”。鲁迅先生认为当时的新闻界“对强者是弱者，但对弱者它却还是强者”。
这位26岁的明星的陨落引起了空前的同情，阮玲玉的遗体停放在胶州路的殡仪馆，三天之内自发前往吊唁的影迷达十万人，租界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
四天之后的3月12日，梅兰芳胡蝶一行到达莫斯科，苏方专门组成一个接待委员会，他们和“艺协”、苏联外交委员会、苏联戏剧协会的代表数十人及观众数千人，至车站迎接。这种规格，在两国关系史上确是盛况空前。
梅兰芳演出了三场最叫座的剧目：《打渔杀家》、《虹霓关》、《盗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要人，还有德国杰出戏剧家布莱希特等都出席。梅兰芳最后一场谢幕达十八次，这在莫斯科大剧院是从来没有过的。更有数万观众聚集于门口，争着一睹尊容，靠着警察维持秩序，梅兰芳才得从容登车离去。
这次梅胡访苏之行，颜惠庆大使亲自陪同。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对苏联的外交是表面回避而暗中靠拢。对日本呢，因为1934年的短暂宁静又生出了许多的幻想。
1935年4月，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趁回国述职的之机，向外务省提出外交使节升级的问题，其实在整整一年以前，中国外交部曾经主动提出过这一问题，但被日本军部否决。而一年之后的现在，日本认为正是“适时解决”的最佳时机。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两国使馆有公使升格为大使级，中日“亲善”的空气浓厚到了极点。
中日宣布大使升级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非常乐观地表示：“中日两国国交之增进，以互相尊重为原则，此次升格，亦即尊重之最明确的表示。”两国的人员互访一时颇为频繁。九一八之痛似乎被遗忘了。
1935年上半年，经济的不景气还在延续，而且更严重了。上海等地多家银行停业破产。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经营的申新企业遭遇到了20多年未有的危机，企业严重亏损，债台高筑，难以维持。当时荣宗敬说：自1933年以来，“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之纱价，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1935年，申新企业亏损共127万余元，申新二、五厂全部停工，一、八厂纱锭运转率只有75%，六、九厂虽全部开工，但产品积压难销。
由于申新七厂一时无力清偿到期的汇丰银行抵押借款，汇丰银行遂决定拍卖该厂。结果，日商大连汽船会社和丰田纺织厂株式会社趁火打劫，以225万元的低价“购买”了申新七厂的全部产业。申七事件在上海工商界震动极大，中国国产厂商联合会召集紧急会议，即日起，对外商银行断绝往来。这一强硬的态度才使得汇丰银行被迫同意解除拍卖。“申七事件”遂告一段落。这已经是1936年的事了。
这一年的4月3日，上海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那天午后，57对新人按所住区域由家长陪同，分别集中于社会局通知指定的宝山路口、大世界等处，由扎花专车接往市府，在膳厅里梳妆打扮，穿戴整齐。
这时，观礼致贺的新人亲友，各界来宾络绎进入喜堂，上海滩闻人杜月笙、王晓籁等都携带眷属到场观礼。由于礼堂里场地所限，只发出近800张观礼券，而这一前无古人的婚礼改革，引起了市民们的关注与兴趣，男女老幼不期而集市府前广场看热闹。据当时报载多至万人以上，市公安局派出大批警员严密维持秩序。
一年前，蒋介石发起了以“礼仪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其中的重要一项是革除旧俗，鼎新风纪。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闻风而动，于次年通过《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并公布周知，凡本市市民结婚，均可申请登记；核准参加集团结婚者，交近时四寸全身照三张，二寸半身照一张，手续费20元，定每月第一个礼拜三为集团结婚日，盛夏7、8、9三个月除外。
3点钟敲过，证婚人市长吴铁城、社会局长吴醒亚，及主婚人、介绍人、市党政各机关长官进场入坐。欢快的婚礼进行曲中，等候在休息室里的57对新人，由手提红纱灯笼的社会局青年科员男女各两人引导，双双并肩走进喜堂。新娘身着雪白婚纱，胸佩红花，手捧缀有彩绸带的鲜花，新郎则穿中国特色的蓝袍黑马褂。
成婚礼分组进行，司仪报告新人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后，随社会局男女科员步上礼台，面向孙中山先生铜像立正三鞠躬，然后新郎新娘相对而立两鞠躬，再向证婚人吴市长吴局长一鞠躬，两证婚人鞠躬还礼。吴市长把结婚证书授予新郎，吴局长把纪念章授予新娘。纪念章为纯银质地，团月式直径10寸，寓团圆好合之意，面刻太极图，中铸“新生活集团结婚”字样，下嵌当时的国花梅花。新郎新娘领受后，再向证婚人鞠躬致谢，携手走下礼台，立于红地毯上原来位置。
集团结婚过程中，不只有众多记者现场采访，且有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股，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福斯等多家影片公司追前逐后拍摄新闻片。通过记者绘声绘色的报道，及实况电影的放映，这一新式婚仪不仅在上海家喻户晓，而且飞传全国，此后，北平、天津、南京、汉口、杭州、无锡等城市群起仿效，一时成为社会时尚，不只普通市民参加集团结婚，连名人也加入其中。
这年的夏天，红军还处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1936年到陕北采访过长征战士的美国记者斯诺注意到了这支军队的年轻，他写道：这支队伍“是由相信是为自己的家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的工农青年组成的，平均年龄为十九岁，军官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许多孩子，他们被称为“红小鬼”。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参军的时候9岁，走完长征路时，也才12岁。她的名字叫王新兰，长征组歌作者萧华的妻子，她后来把自己加入红军的情形告诉了自己的女儿：“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了，我又蹦又跳，欢快地唱起来在学校学的歌子，我被分到了四军宣传委员会。后来四军成立宣传队，我就当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普，吹笛子，吹箫，打洋鼓，不久我就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让我教大家跳舞，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那时，每到一个村子，我们就找几块门板、几个凳子搭个简易舞台，挂上被单做幕布，待部队一住下，就敲锣打鼓地演起来。我们上演的戏剧，大都反映土豪欺压穷人，穷人只有革命才能翻身的内容，很受战士喜爱，有时演到动情处，台下会传来群众的哭声。不到半年，我们就演遍了师、团和连队住的村子。”
关于红小鬼，斯诺在《红色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我问一个青年战士，“吃不到馒头和土豆，净吃小米，苦不苦啊？” “不，这算不上吃苦，”他回答。“如果没有米，我们就吃馒头，没有馒头，我们就吃小米；没有小米，我们就吃玉米，没有玉米，我们就吃土豆；没有土豆，我们就吃卷心菜；没有卷心菜，我们就喝热水；没有热水，我们就喝冷水。如果一点水也没有，那就怎么样呢？是的，这才叫苦哪！”
在斯诺眼中，很多红军战士都是十二到十七岁的少年。他记述：有一次看见一个小伙子，他站在一张大地图前面，给新兵讲世界地理。他们自称每天洗脸洗手三次，可是他们总是那么肮脏，经常淌着鼻涕，常常用袖子去揩，还咧着嘴笑。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一套制服，和一顶帽檐已破的红军帽。
除了低龄化的部队以外，红军作战的武器产量也很有限，敌人的战备曾是武器供应的主要来源。多年来红军把国民党军队称做自己的“弹药运输大队”。要使百分之八十的枪支和百分之七十的弹药从敌军那里缴获。一年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总人数已由1934 年下半年的20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能等到看见长征的胜利 ，这不仅仅指那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亲历者，曾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就是其中一个。这一年，在红军大部队出发后，瞿秋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6月18日，瞿秋白被带出监房，神态自若，缓步走向刑场。
让瞿秋白割舍不下的是妻子女儿。瞿秋白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杨之华在相识前各自都有一段婚姻。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婚后仅七个月就不幸病逝，杨之华就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初识系主任瞿秋白。单身的瞿秋白和已婚的杨之华夫妇坐到一起，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最终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新人结婚启事；二是旧人离婚启事；三是两个男人结为好友的启事。婚后，瞿秋白对杨之华的女儿“独伊”视为己出。
1928年，瞿秋白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并驻苏工作，杨之华带着独伊也来到莫斯科。1930年，瞿秋白回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妻子也一同国。他们把9岁的独伊留在莫斯科的好友家。没想到瞿秋白这一走，竟成了与女儿的诀别。
1935年，瞿独伊14岁。瞿独伊回忆说：“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在《共青团真理报》上，我看到了父亲牺牲的消息，惊呆了的我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这个被另一回忆者——下令行刑的人事后描述为在生命最后一刻 “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自请仰卧受刑、态度极从容”的灵肉之躯，就这样带着“革命的理想”、“诗人的浪漫”和“生活的感受”而去，并在狱中留下的最后文字——《多余的话》中，对自己高贵的灵魂在肉体行将被消灭之前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拷问，他不无惆怅地写到：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6月，生于书香门第的苏青在上海发表了她的处女作《生男与育女》，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她多姿多彩又坎坷曲折的文学生涯。苏青两年前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虽然有幸受到正规的文化教育，但在她父母看来，这到底不是女儿家的正经事，所以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早早地就辍学结婚了。婚后，她与丈夫移居上海。
八年之后，婚姻破裂的苏青，在她自办的上海天地出版社推出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了9次，到1948年底，竟已有18版之多，创下女作家长篇小说畅销的骄人纪录。在这篇自传体小说里，苏青描述了自己走上职业妇女的经历，她这样回顾1935年的苦闷：“我不知道一般男人都如此呢，还是只有我的贤如此，他似乎很不高兴我俨然学者的样子在家中看报看书。他愿意我故作孩子脾气，只好玩，爱打扮，好向他撒娇，而有事时则又须一本正经塔主妇架子，督促佣人清洁居室，买煮小菜，并且替他按抄笔记，政改考卷之类。他不喜欢我有‘大志’，也不愿我向上好学，我想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要娶个女学生呢？这大概又是男女心理不同处，男人可以同一个顶庸俗顶下流的女子相处，只要她生得漂亮，学问是无关的。不仅此也，女子的学识若太高了，即使不难看，也反而要使男人敬而远之。”
上海沦陷期间人们将苏青与张爱玲放在一起，称她们为“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6月，已是初夏。中日并不自然的亲热突然减温了。因为日军不甘寂寞，从5月起就开始在华北挑衅，一时间“华北自治”的声浪铺天盖地。
张家口，是察哈尔的省会。6月5日，日本驻阿巴嘎旗（位于多伦西北）特务机关员大月桂等4人，自多伦乘汽车经张北前往张家口方向绘制地图。守卫城门的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士兵将其拦住，查看护照。这4个日本人态度蛮横，欲强行通过，卫兵将他们扣留，送往军法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息事宁人，指示：“就放了吧！但是下不为例。”日本立即抓住这时机扩大事态。土肥原公然声称：“关东军将提最大要求，要宋主席去职，一三二师调开及惩办肇事人员。若中国政府自动办理，则此要求即不提出。” 6月19日，国民政府便免去了宋哲元的察省主席的职务。事前一无所知的宋哲元，看到免职令后，颇为愕然。带着失望和怨恨，他连夜离开张家口，返回天津。他的省主席职务，由他的副手、民政厅长秦德纯暂时代理。
6月23日晚上，土肥原偕松井、高桥等来到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与秦德纯开始正式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钟。土肥原无计可施，便冷笑着对秦德纯说：“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秦德纯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 热河方面的关东军为配合土肥原，，特于26日在长城上的古北口、南天门组织了有4千多人参加的实弹演习，北平形势骤紧。当天晚上，南京方面复电，答应日方要求。
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在日本使馆武官室完成签约手续，签署了《秦土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二十九军大部移驻河北，日方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东部的目的。因“张北事件”而被撤职的宋哲元， 回到天津家中“养病”， 蒋介石几次电召，他都托辞不往，以示其怨。
正当宋哲元为29军的出路焦虑不安时，机会在向他招手。根据7月间的《何梅协定》，国民党的中央军撤离了河北与北平、天津，河北平津地区 在军事上“真空化”。亲日分子在北平发动叛乱，宋哲元趁势将29军37师从察哈尔调往北平。这样，他被迫离开了察哈尔，却意外得到了河北与平津，这里是北方的重心，更是中日冲突的最前沿，成为英雄或者汉奸都是一转眼的事，在这里到处是诱惑，也到处是陷阱。宋哲元登上了大舞台，他的才智和品德也面临巨大的考验。
下 集
这个夏季，注定是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上海《新生》杂志的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篇刊登在他的杂志上的《闲话皇帝》一文，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闲话皇帝》文中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
就因为这样一篇带有浓厚学术气味的文章刊出后，杜重远被神经过敏的日本外交官以诽谤罪告上法庭。
７月９日，在审判时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地进入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判一年又两个月，立即送监执行并不得上诉。杜重远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群众极为愤怒，高呼“打到卖国贼”，并散发拥护《新生》周刊传单，且用各种硬器向法官及日本人掷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人及法官抱头鼠窜而去。
消息传出，舆论界纷纷指责日方小题大作，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华侨报纸也纷纷表示抗议，痛斥国民政府懦弱妥协。律师吴凯声借助国内外的有利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使杜重远终于取得交保就医的待遇。
9月21日，一支红军开进了哈达铺。他们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率领的主力部队。经历爬雪山，过草地，穿越陌生的藏族区，现在终于回到了汉族地区，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了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在这里，每个战士领到了两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他们确实吃得不错，只要用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五只鸡，一毛钱买十二个鸡蛋。食盐和面粉也得到了补充——红军在当地没收了一吨盐，六吨面粉，以及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比过年还吃得好。这简直是天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国民党的报纸，红军将领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报纸证明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也在那里。不久，这支长征过后的主力队伍开进陕北，长征宣告胜利。
这年的10月4日，20万意大利军队，配备着新式的装备坦克、飞机、毒气、重炮，正式向草昧未开的阿比西尼亚开战。阿比西尼亚是非洲硕果仅存的独立的东非小国。阿国向中国一样紧急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当配备最新式武器的意大利军队对只有刀箭火枪的阿比西尼亚人动武，阿国的外交代表在国联说了一句最伤心的话：“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早在十九世纪末，意大利人就对阿国动武，但居然在阿杜瓦被打得大败。此后，阿国一直独立。想不到40年后，墨索里尼却要拿它祭刀。这个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总向他的追随者许愿：“我们要回复古代罗马的光荣。”“意大利需要殖民地”。
10月10日，第六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府为此发行了350万元公债，其中100万元用于市中心兴建的体育场馆。六运会启用的体育馆、运动场、游泳池等基础设施实为远东之冠，时人认为是“堂皇富丽，美轮美奂，颇为大会增色不少也”。
10日当天，上海热闹非凡，“自八时起公共汽车、火车无不客满拥挤不堪，气力较小者有候至数小时尚无法上车者”。共有来自38个单位的270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新设了国术、女子游泳等项目。出席开幕式的不乏国民政府要人，还有苏联大使、日本大使、教皇代表等外宾出席，各届观礼者不下10万人。开幕式上，东北选手身穿黑衣，举黑白各半之旗，以告诫国人勿忘白山黑水间、日人铁蹄之下的关外人民，观者无不动容，以至有流泪的。
大会第一日门票收入12300元，因观众人多，仍不能入者，允许第二天参观。正式比赛中，各路选手均积极争先，创造全国新纪录达19项之多。11天之后，大会闭幕，共出售门票达11万余元，超出预算一倍多。
第六届全运会闭幕十天之后，南京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遇刺。1910年汪精卫曾于北京银锭桥行刺清廷的摄政王载沣，成为名噪一时的志士；25年后的汪精卫，从一个为人所仰的刺客志士，转化成为人所仇的政客，被抗日爱国青年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狙击。在回答“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时，孙凤鸣说：“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汪精卫身中三枪，两中要害，八年后枪伤复发死去。
汪精卫遇刺的第二天11月2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从这一天起各银行都面临挤兑风潮，幸亏3日作为星期天照例休息，事态才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1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白银国有，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货币代替白银进入流通。
晚清和民国初年，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非常混乱，有银两、银元、钞票之分。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银两已经被银元代替，但在通商贸易的结算中，还在使用银两，在银行里，常可见员工一边敲击银元辨认真假，一边一五一十点数数目的情景；外国银元还没有完全被取消，本国银元成色纷繁，纸币也是形形色色，货币流通极其混乱。1932年7月，南京政府财政部决定施行“废两改元”，规定所有公私款的收付和订立契约票据以及一切交易，要一律改用国民政府铸造的银币。
1929年到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英、美等国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禁止白银出口，将白银收归国有。英美高价收购白银，使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中国市面上银根紧缩，物价狂跌，一片萧条。到1935年，中国的银行倒闭或停业的有20多家，其中上海就有12家，各地的钱庄也纷纷关门歇业。民族工业处于衰落之中，大多停工减产，仅上海一地，从1935年1月到10月就有1065家工商企业破产倒闭。工商企业的倒闭，造成大量失业人口，1935年全国失业人口据统计达600万人。在农村，农产品人格暴跌，农民收入骤减，使得农村资金枯竭，高利贷盛行。
法币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不再受制于世界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国内物价大幅回升，中国的经济也因此从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困难时期走向复苏。仅仅一年之后，农村出现了20年以来最大的丰收，物价回升和农业丰收增强了农民的购买力，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工业，国民党统治进入黄金十年里经济最好的时期。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开始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深入到了最偏远的省份。许多农村青年被招工到城市工厂，在农村，家长为孩子选择职业的时候，最高是当官，甚至是从军；其次是从事企业；再次是务农，最后是当劳工，从按月计算或逐日计算干农活到家庭仆役。
三十年代的北平，是一个衰退中的城市。北京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做了五百多年首都，一下子丧失了这一地位，建筑、设施、用品、行业、人员劳动力都出现过剩，全市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不论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供过于求。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此时北平最盛行的娱乐享受是“听戏”（欣赏京剧）。大致说来，名角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票价是每张１银圆左右，当时最红的武生杨小楼，票价１圆２角。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为５角—１圆２角钱，相当于今天的１５—６０元。而据作家张恨水描述，一个有十来间房的优美四合院，每月租金不过“二十元到三十元；碰巧还装有现成的电灯与自来水。”
那时北平市面赖以点缀的，就是一些中学和大学了。尤其是大学，国立的有“三大”、“二专”、即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艺专和体专，每月南京教育部有一笔固定款项汇京，每年文化教育经费国币400多万圆，加上各大学基金等，总数约1000万银圆。北平的大、中学生有十几万人，以每人每年消费100银圆计算，学生消费额又是1000万银圆。当时就有人指出：“北平因文化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数大约国币两千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7亿元），这不能不说是北平的生命线。”
1935年，42岁顾颉刚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研究员，月薪400银圆；他仍兼任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领取半薪，并兼职北大讲师薪金５０银圆，月收入共61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1万元（合今人民币30—40万元），进入了“文化万元户”的行列。
这一时期，教授是特别为人所欣羡的职业。《顾颉刚日记》中记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圆；并设专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讲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圆。一些著名学者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圆。据开明书店１９３４年的“大学教师薪俸表”，教授一级的工资为600圆，约合今人民币1800元；副教授一级为400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
当时北平学术界流传一句话：“北京城（学术界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其中只有顾颉刚以自己的薪水培养了一支学术力量。第二年夏天，顾颉刚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请为历史学系主任。开学后，他因每日往来于北平研究院与燕京大学之间，两地相距３０里，所以购置一辆汽车，每月除汽油费以外，支付司机费２０银圆。此时居住在北平城内西皇城根５号。这种优裕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爆发。
不过，在北大读书的，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平民学生，他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穷。1935年，在北大读书的柳存仁回忆了一次有趣的请客经历：由于他要了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加一盘白糖，“由于这一串子的菜单挺够劲，那老伙计一面大声地唱出来，一面用着谄卑的眼光瞧着我的又脏又破的蓝布大褂，仿佛在怀疑着我，今天难道你的汇款又来了不成？”这一顿饭花费两毛二分钱。他说：“我们那时候最贵族化的一家饭馆子叫海泉居，其实位置也开设得最适中，……然而它的营业最为不振，当我还没有在北大毕业的时候，他早已正式‘毕业’了。”
据朱海涛回忆：“沙滩一带像公寓一样，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去，化半个钟头工夫、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两毛以上一顿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是在沙滩第一流的馆子福和居之类，吃到两菜一汤（而菜还是时鲜）才会如此。普通客饭一荤菜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合今人民币６—７元）。……如果你想来一次豪举，邀上两个同学到市场上去吃东来顺，要上一桌子菜，大盘小盘甜的咸的都有，一次也不过八毛几（合今人民币３０元）。”学生们一般都穿蓝布大褂；春夏、夏秋之间穿‘伸波罗夫’上衣，白帆布裤漂漂亮亮的只有少数的几个。
北大每年只需交费22块银圆，宿费全免。这一时期，国立大学每年约22至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至120银圆不等；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公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
在作家邓云乡的回忆中，1935年10月以后，住在北平的人，一出朝阳门或东直门，不到东大桥或东坝，那就几乎是到了“外国”了。日本人操纵的大汉奸殷汝耕组织了冀东自治伪政权，而那个伪政权就设在京东二十公里的通县。奇怪的是殷汝耕的家却住在西城京畿道胡同，他天天坐一辆淡黄色汽车去通县执行汉奸职权。
12月6日，朱自清在给记者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近来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着这座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愿意玉碎，不愿意瓦全。但书呆子的话，怕只有书呆子来理会吧。”
国际联盟设立在瑞士的日内瓦。1935年的深秋，莱芒湖畔的深秋，澄澈的湖光，映着四周葱翠的山色一切清新明亮。庄严高大的国际联盟的白色建筑前，不断有行人车辆通过。11月2日下午，52国制裁委员会开会，一致决定对意大利实行制裁，开始时间是11月18日。国际联盟确实想抬头了，在放过了日本以后，它的多数成员们决定严厉制裁意大利，以遏止弱肉强食之风泛滥成灾。根据盟约，会员国要与意大利断绝经济、金融上的往来。在制裁表决时，只有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反对，其余50多个国家一致赞成。
11月18日，世界惩罚意大利的日子。这天的早晨，伦敦码头上热闹依旧。航运公司的门前贴着大字的告白：“今后赴意大利及其属地的船只一律停开”。晨风送来遥远礼拜堂的钟声，它在告诉人们：英国以及其它世界各国对于意大利的经济制裁遗教正式开始。52个国家参与了这个行动。制裁包括三个方面：（一）禁运军火（二）财政制裁（三）经济绝交。其中经济绝交是意大利人最恐惧的，它是个缺乏原料的国度。意大利人痛恨酒足饭饱的英国人，称制裁开始的这一天是“世界史上最不光荣、最不公道的日子”。
美国、日本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美国对交战双方都制裁，日本则兴高采烈的运给意大利军火和军用品，正所谓“欧洲前途愈黑暗，日本前途愈光明”。
冬天，清华女教授陈衡哲和她的丈夫，新任四川大学校长任叔永先生带了一双小儿女从北平前往四川。15年前，陈衡哲经由北大蔡元培校长邀请进入北大任教，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女教授。在这个冬天，陈衡哲要离开已经居住了十几年的北平，前往四川大学任教，此时国民政府已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中西部，提倡建设未来的“民族复兴大后方”。
在武汉码头，陈衡哲看到江心泊着一艘崭新的中国轮船，船身上有一个蓝底白字凌形的标志引人注目。那就是重庆民生公司的民权号轮船。这对教授夫妇都曾飘洋过海异国求学，民权号在他们眼里当然是一只小轮船。但它长66.7米，总吨位为1200吨，已是当时川江华轮公司中最大的船只了。上得船来，见船上不但有浴室，卫生间，餐厅，有电冰箱，蒸汽消毒器，还有电报和邮箱，阅览室，娱乐室等，日后陈衡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民权轮“很不错，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
民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末年在英国制造的英国太古公司的万流号轮船。1932年，万流在川江失事，第二年，民生公司出5000元将船买下，并成功地打捞起来，将这艘千吨级的大船修好开往上海，在上海整修舱面装饰一新。民权轮从上海出发上驶重庆的日子，不但在上海码头隆重集会欢送，沿途所泊之处，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集会，邀请各界人士上船参观，并散发纪念册。民权轮第一次抵达重庆时，两岸观者如堵，掌声如雷，爆竹齐鸣，盛极一时。这一只属于中国的轮船的存在，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振奋。
在民权轮上，陈衡哲夫妇遇见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他要到四川去寻找新的校址。七年前，张伯苓到东北时曾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回到天津以后，便在南开大学里组织东北研究会。他还鼓励学生毕业后到东北工作。南开大学的抗日活动引起日本人的仇恨。两年之后，天津沦陷，南开大学遭到轰炸，整个校园破坏殆尽。
进入四川，陈衡哲对于几乎无处不在的烟毒感到震惊。很多有身份的人家是公然请客人“上炕吸个一口两口的”，客人笑着说不吃，他便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气吧。”连外国客人也要遭遇此款待。陈衡哲写道：“国人用国货的一件事，似乎只有在鸦片的一件产物上能做到彻底的地步。但是，军阀的迫种鸦片，以及他们在‘刀头上舐血吃’的种种政策，却是天下老鸦一般黑。……人民呢，自然也是宁吃黑饭，不吃白饭。自宜昌到成都，枯皮包着瘦骨的行尸走肉，我真看见了不少。
而令陈衡哲感到奇怪的还有一个现象，“再说纳妾，这自然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绝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有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
经过宜昌到达重庆的日子，正是12月９日，陈衡哲并不知道，这一天在北平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
12月9日，数千名愤怒的学生走上大街，喊出了反抗华北自治，抵抗日本侵略的口号。1935年以来日本步步紧逼，他们已经意识到，“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二九运动激起了全国的抗日声浪。
身在上海的鲁迅通过《北平特约通讯》得知这一消息，他兴奋地写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愚庸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CCTV《见证·影像志》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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