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陆川解读电影音乐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11日 12:16)

　　陆川，1971年2月8日生于新疆，六岁左右随父母迁至北京。1993年大学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做了两年翻译工作，兼职广告和电视专题片导演。此后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就读电影学院期间，拍摄多部故事短片，并被选送南加州大学展映，曾获中韩电影交流教育奖金。现为中国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剧本《寻枪》是他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后花费两年多时间完成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剧本6月份在台湾获得“优良剧本大奖”。

　　·影片音乐的阐述

　　记者：那么看过你的影片之后，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悲剧的结局，那么在音乐上好像也一直是一种很压抑的情绪，那么在你创作之初你是怎么样来整体把握这个音乐的风格？

　　陆川：其实这部电影在没有拍之前片尾音乐就已经有了，因为片尾音乐的那段颂经是我拍这部电影一个动力。大概一两年以前，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深受震撼，那时候正好在藏地为这部戏选景、采访、写剧本，我听到这段吟唱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在内心中滚动，我当时就想它一定要在我的电影中出现，而且它和《可可西里》大地的那种苍茫是特别吻合的。接下来就找到了片尾字幕出现的那段音乐，那也是一个独唱。这两段音乐其实伴随我整个拍摄过程，我经常会听这两段音乐，去找到这个电影的情感，电影的这种节奏。我觉得因为是原生态的宗教音乐，所以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吻合我这部电影精神上的要求的。

　　那么回到北京整个电影剪完了之后，我才开始考虑这个电影的作曲。那也让很多作曲看了，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音乐其实蛮难做的，因为虽然电影中有非常强烈的民族因素在里面，但它不像是民族电影，它也不是一个农村电影，它是一个用比较现代的观念去看待的一段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段往事。所以我就希望这音乐能符合我们的这种就是形式上质朴，但是内在的感觉要简单，而且它应该具有现代性。我希望它应该有一种更形而上的思考，需要作曲家对我们讲述的整个故事从情感上它应该有更加深刻的感受。作曲家能够去运用这些民族元素，但是又不是完全地去卖弄。我希望能够运用到这个民族音乐中间最有情感的那一部分，然后其它的音乐叙事中间用的是比较现代的语汇。

　　记者：片中您引用了很多带有藏族宗教色彩的音乐，能谈谈为什么吗？

　　陆川：音乐方面我希望它能很大气，我听了很多藏族民族音乐，它以小调居多，它不像蒙古族的音乐以大调居多。而我本人其实挺希望能够在《可可西里》上空有点像蒙古音乐的东西在上空盘旋，但是藏族的宗教音乐中间恰恰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会选择这样多靠近宗教的音乐。而且本片讲述的是寻山队从生到死的这种寻山旅程，是一个生命之旅，所以我希望电影中的音乐更有理性一些，而藏族宗教音乐能达到这一目的。

　　记者：您为何要用《母亲》这首歌？

　　陆川：那首歌非常好听，片中有很多像这首歌一样好听的歌，但因为我不想让这部戏变的深情，我把其它的歌删掉了。比如保卫队欢迎记者时队长唱了一段，后来被我删去了。《母亲》这首歌是他们在寻山时一起篝火或者晚餐时会经常唱的一首。因为《母亲》这首歌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对亲人、对家乡的思念，所以我想用它来表达这群男子汗内心更丰富的情感。

　　记者：在寻山队员与捕猎者一同过河那场戏中，您对音乐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设想？

　　陆川：我当时（重合）的时候没有用音乐，但当盗猎分子抬着那个老人、夹着尸体，然后寻山队员也冻得哆哆嗦嗦站在冰河里时，我特别希望有一段音乐能够像河水一样在观众心中流过。从而能够提示观众此时已没有正邪之分，他们在共同经历、共同忍受！

　　记者：记得影片中有一段“锅庄舞”，您为何会想到在影片中插这样一段舞蹈？

　　陆川：因为我第一次去青海的时候，当地寻山队欢迎我时就给我跳“锅庄”，跳得非常好看。然后到玉树的时候，当地小伙跳“锅庄”跳得也非常疯狂，旋转起来就特别快，充满了活力。当时我就想要拍，但不想把它拍成单纯的民俗展示，那是对我来说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在一个情景下去展现，于是就有了片中的这段情节。

　　其实我觉得就像人生一样，不管生命中间经历过多少快乐，你的生命终究有一天会结束。我不认为这段歌舞是一个铺垫，我觉得拍《可可西里》的时候，突然认识到这种生命的宿命，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只是很平静地把它拍下来而已。

　　·与作曲捞仔的合作

　　记者：那您拍这部电影之前对捞仔有什么认识？

　　陆川：我以前知道他是一个吉他手，然后我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认识他的。我在藏区采访时认识了当地特别著名的词作者二毛，通过二毛我认识了捞仔。捞仔也曾经在藏区采风过一两年，录了很多东西，因为捞仔的资料最全，所以我们就想请他来为我们写音乐。

　　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电影剪完之后我就请所有的作曲过来听，然后说他们的感受，给我他们相应的小样。捞仔当时给我听的是很多他积累的素材，不是他原创的东西，但我觉得至少他在经历上和我这部电影的气质最吻合的。其实他如果没有亲自体验，那么他心里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刺激，就不会体验过这么巨大的痛苦。我觉得捞仔的经历上最相符，而且他有这么多的积累。所以我到后来就选择跟他合作。

　　记者：刚才在跟作曲捞仔聊天时说到配乐一直在修改，您能谈一下您对这部电影音乐提出的标准吗？

　　陆川：在他为这部电影写的音乐中包含了三个完全不同的风格，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只是一种感觉。虽然我不懂作曲理论，我相信我对音乐的感受，我觉得该部影片的音乐应该有一种从内心中打击出来的感觉。我对电影与音乐的关系有我自己的看法，我总觉得在给电影写音乐之前，其实这部电影就已经有音乐了，关键你能不能听出来。我们坚决认为在剪完《可可西里》的时候，我虽然写不出那个谱子来，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听到那个音乐了，我觉得我特别需要一个人帮我把它写下来。

　　记者：能谈一下您对弦乐的看法吗？因为有一种说法说“弦乐是能最直接、最直白表达人情感一种乐器”？

　　陆川：我觉得弦乐在这部影片中是主导乐器，我比较喜欢弦乐这种流动的感觉，因为电影是很多镜头组接起来的，如果你拍得不是那么到位的话，有时候情感会中断。但如果弦乐铺在下面就会把人为制造的这种壁垒打通，让情感流动起来。如果你又能够在一个特别高的程度上去了解整个电影的情感走向的话，那么几段弦乐的确能够起到一个缝合的作用和穿透的作用。它能够把整个情感勾连起来，让它从涓涓细流最后汇集到成一条河流，然后去推动观众。

　　·对影片的整体感觉

　　记者：你以前曾经说过这个影片的故事打动了你，那么你认为它主要是什么地方打动你了呢？

　　陆川：就是我觉得寻山队员那些生存方式还有那些盗猎者，在可可西里及周边地区的人的生存方式打动了我。

　　记者：我觉得您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很辛苦的过程，那么您亲自导这个《可可西里》之后，您对可可西里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感觉？

　　陆川：《可可西里》在藏语中是“美丽的少女”的意思，在蒙语中是“美丽的青山”。但是在我心目中，在我们所有经历过可可西里的人心中，它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具有博大胸怀的一个男人，有着坚毅的性格、神秘莫测的力量，而且他一直在你前面前行，你很难抓住他。我觉得当站在那片土地上时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它四万多平方公里，一望无际，天气一天四变，刮风下雪、下雹子、下雨这些事一天都能发生这样，所以你最后放弃了想控制它的感觉，你只想去感受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切，然后去记录下来。

　　·拍摄中的故事

　　记者：在您采风的时候，您的装备和影片中的是一样的吗？

　　陆川：就跟我拍的是一模一样的。我进山的时候有七个人陪着我，每人带了一只枪，所以现在电影中间记录了我那次旅程的一个很多东西，80％的都是我在那次旅行中看到的。当时也是三辆车，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三个人，我、图片摄影师和一个制片，我们三个跟着寻山队完整地走过这次寻山之旅。

　　记者：那寻山队条件的艰苦程度和影片中是一样吗？

　　陆川：是一样的。在没去之前，你会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会觉得那些寻山队员他们能够在那个地方箭步如飞，像羚羊一样。其实不是，他们像咱们一样。那个地方不适合任何人生长，藏族也不例外。但是他们必须以这种工作为职业，他们必须以干这活来生存。所以当人面临巨大痛苦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像一块石头一样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你以为他们很舒服或者能忍耐，其实不是，早上睁开眼睛就会发现他们某位队员脚下有很多纸团，擦满了血，因为他一直在流鼻血，他也在忍受巨大的痛苦，但是他很冷静。我觉得这种冷静，这种力量应该电影中展现，这种平静中的力量应该在音乐中展现。

　　记者：您觉得给他们造成很大困难的是外界的这种压力还是物质上极度匮乏？

　　陆川：我拍的那支寻山队的枪都是东拼西凑的，有缴获来的，也有从公安局借的枪。后来这支寻山队国家给予资助后好多了，但依然在物质上有匮乏，比如车辆什么的还是不够。

　　记者：他们抓人时跳下河那场戏您是怎么拍的呢？

　　陆川：这场戏是真实的发生过的事情，他们经常在一条河边上抓人，因为这条河是出可可西里必须要走的一条河。当时我采访的时候就是问这些寻山队员，他们就给我讲了，然后就编了这么一场戏。

　　但是拍这场戏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出玛尔河在将近五千米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非常非常冷。这条河是一百米左右的距离，人要跑过去基本上都冻得不行了。后来觉得还是要试拍，我主要是希望能够激发出演员内心的那种力量，但那场戏拍完之后，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彻底地绽放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力，我觉得非常棒！我相信观众能够在电影中看到他们那种绝望的奔跑，那场戏是他们脱下身上所有的衣服，仅剩一条裤子挂在胸口上，然后就狂奔这条冰河，我觉得他们把生命力跑出来了。我很敬佩这帮演员，因为我们拍了在那条河上拍了三十多天，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从这条河上跑过三十多遍。

　　记者：您是如何赋予这部影片以庞大气质的？

　　陆川：一种庞大的气质。当你到了可可西里时，它就迫使你睁开的眼睛去关注更广阔的环境，然后把人放到环境中去思考。我觉得那个地方像一个男人，它也能让你变成真正的男人，因为在那样残酷的环境，你不能再把自己当小孩了或者一个青年人，你确实要像一个男人一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就有两群男人天天行走在你面前，行走在你镜头前，行走在你的眼前，当你看他们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不是在拍戏，仿佛看到了过去那支寻山队行走在旷野里面，看到他们在挣扎。所以我觉得这种庞大的气势就慢慢的与演员融为一体，越来越真实，慢慢的我的电影就越拍越大气了。我觉得是那个地方、这个题材、还有这群演员帮助我走到这种庞大的感觉的。

　　记者：我不知道在拍片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让您觉得有意思的或者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陆川：故事太多了，每天都有故事，讲一个苦中作乐的故事吧。有一天早晨我们起的特别早去拍戏，所以大家就吃的特少。拍到十点左右，就让制片打电话订饭。驻地说在你们走后一个多小时饭就送出来了，那我们就接着拍。拍到两点多钟饭还没有来，因为是高原大家的消耗都很大，那时大家都没劲了，我说大家回去吃饭。可是等车开到驻地已经四点多了，那饭车还没到。后来才知道这车送到前些地我们拍戏的那个雪山里去了，他们找不到我们就一直往里开，后来他们等天黑了才回来。

　　记者：片中刘栋开车带他兄弟去看病那场戏给我的震撼特别大，他近乎于在死亡线上挣扎。您对这点怎么看？

　　陆川：对，没错。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当年我跟寻山队员走到一个湖边时，我的摄影师就不行了，头疼欲裂，人是处于半昏迷状态。当时寻山队决定送他下去，那天下大雪，大家每个人都互相拥抱，跟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一样的。那一瞬间我才知道为什么要老拥抱，因为每一次都可能是生离死别。

　　那戈壁虽然看上去都是平的，但经常会有地震，会震出一条很深的裂谷。这裂谷深的有二十多米，浅的有一两米。像这种地方，你一眼望上去是看不见的，开到面前才知道，所以不能够打盹，栽下去就车毁人亡。

　　·导演感言

　　记者：您认为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要去保护藏羚羊的？

　　陆川：首先我觉得是藏族人的信仰使然，他们热爱生命，他们不会随意宰杀任何野生动物。

　　其实在我拍电影这两年多，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现在我不敢说我找到答案了。其实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每个人都给了我一个答案，比如说环保，比如说热爱家园，比如说他们认为藏羚羊就是他们家的羊，就是每个人就给了一个说法，但是我总觉得都不是最核心本质的那种。也许他们选择寻山队、选择在旷野中行走就是选择了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可能这些人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最吸引他们的。但是，我说的这个答案我自己也不是很确认，所以我也没有想去在电影中间找一个人把所有理由说出来，我只是想把那边的生活完整地切下一块来，拿过来让大家看，大家可以一起来想答案。

　　记者：那么您在片中也讲到了，其实他们这些人离死亡很近，也许就是一步之遥。

　　陆川：的确如此，这是我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可可西里的时候，觉得生命就跟灯纸一样脆弱，轻轻一戳就破了。可可西里不像在北京，当你累了或者你极度疲倦的时候睡一觉就好了，但在那儿不行，在那儿就是得死。我们晚上在寻山过程中坐在车里的时候，头一天我是彻夜未眠，第二天他们会每隔一小时推你一下。据说有从内地去的人晚上有睡死过去的，因为他缺氧分不清他是脑昏迷了还是睡过去了。那种地方，很有可能导致脑休克，或者你把他唤醒之后他脑子因为长时间脑缺氧恢复不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那儿生命非常脆弱，我一直想把这种感受拍出来呈现给观众。

责编：赵蕾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