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王阳明心学高峰论坛 参会学者：朱汉民

文化艺术 来源：央视网 2017年11月08日 10:5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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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书院学会会长。

曾国藩：事上磨炼的狂狷君子

——朱汉民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将“狂”与“狷”并举而说明两种人格类型应始于孔子。《论语·子路》记载：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中华书局，2008年，第147页。]

        孔子所说的狂、狷，主要是指一种文化人格、精神气质，他认为人在依道而行的过程中，会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精神气质或人格特质。首先是持中道的“中行”者，这是理想人格类型，但践行中道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连孔子自己也称“不得中行而与之”。所以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狂者”和“狷者”。狂者能够积极进取追求道，敢做敢为，只是表现得过于激进、张扬；狷者不如狂者积极进取，而是有些消极本份，保守无为，故而表现出一种柔和、恬淡的人生态度。孔子在“不得中行”的情况下，对狂者、狷者的精神气质表示肯定。其实，除了上述的中行、狂者、狷者、乡愿四种类型外，还有一种“狂狷”者。所谓“狂狷”者，就是指那种既有狂者的进取、刚强的一面，又有狷者退守、淡泊的一面。一些儒者在评价孔子的学生曾点时，曾肯定他这就是这种“狂狷者”：“志大而有所不为之，狂狷者也。岂在狂肆之狂？”狂狷型人格具有狂者的志向远大、积极进取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有所不为、退守恬畏的特点。

        应该说，无论是“狂者”、“狷者”，还是“狂狷者”，均是孔子肯定的一种君子人格，这一种人格并不是天生的，恰恰是通过知行合一的事上磨炼而来。这里，我们要探讨一位与王阳明一样作出“三不朽”事业的曾国藩为例，来考察其狂狷型人格与事上磨炼的关系。

        湘军是“士人领山农”而建立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军队，湘军的将领均是士大夫、士绅构成，这些饱读儒家诗书的读书人能够带兵打仗，在烽火的战场上奋勇厮杀，亦表现出他们的狂狷型的精神气质。其实，晚清湖湘士人的狂狷气质，并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禀赋，而主要是坚守儒家的道德理念而坚持从事上磨炼而来。湘军的核心人物曾国藩，是一位精神气质十分鲜明的狂狷型人格。

       曾国藩是一个纯粹是文人出身的士大夫，他的人生道路本来是儒家士大夫的通常模式，即由学校读书到科举考试，历经秀才、举人、进士的门槛后，授以官职。就在曾国藩的仕途一路顺风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而曾国藩则意外步入了一场统领湘军、带兵打仗的人生道路，最终被人冠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之人。曾国藩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他那种狂狷型的精神气质。曾国藩的文化性格十分复杂，许多相反的精神气质在他身上均有鲜明的体现。其实，他的狂狷君子人格完全是从事上磨炼而来。

      首先看其狷者人格特质的一面。在曾国藩身边的同僚、同学等人看来，以及后来的人们评价来看，曾国藩无疑表现出儒家传统认可的“狷者”形象，湘军将领郭嵩焘在其日记中写道：

      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曾文正公（国藩），狷者类也。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耨，取给一身而无所歉。[【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1页。]

      郭嵩焘认为曾国藩是狷者型人格，有着非常鲜明的“狷者”特质。郭嵩焘的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所谓狷者总是体现出性情淡泊、言语谦谨、举止收敛、有所不为的一系列特征，郭嵩焘所说的“狷者”正是如此。尽管曾国藩位高权重，但是人们会发现他时时刻刻保持着对言语过高、行为无羁、胆大妄为的狂傲者的不满，并且处处表现出对性情平和、谦谨收敛、恬谈无为的狷者的欣赏。在曾国藩获得位高权重的地位后，他对狂傲之气更是表现出特别的警惕，他反复告诫家人：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清】曾国藩：《家书一·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376页。]

      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清】曾国藩：《家书一·致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588页。]

      曾国藩对傲人凌物的狂者之态十分警惕，同时亦坚决反对说大话、务虚名的狂态，他总是反复对亲人、下属提出“实”的要求：

      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清】曾国藩：《日记一·咸丰十年九月卄四日 》，《曾国藩全集》第 16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539页。]

       曾国藩以此“实”要求自己、亲人、僚属，充分体现出他对狂傲的警诫，这正是一种狷者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曾国藩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种种人生哲学、人格修炼方面，包括谦谨、敬恕、坚忍、厚道、安详、平实、静一、恬淡等等，均是其狷者人生态度的体现。譬如，谦谨的态度是为了防止狂傲，所以曾国藩提出：“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清】曾国藩：《家书一·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628页。]在曾国藩的人格修炼要求中，谦谨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其狷者人格特质的集中体现，故而龙梦生为《曾文正公学案》作序说：“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第193页。]曾国藩的谦谨习性，是他长期人格修炼的结果。他在研习理学时，就受当时的理学家唐鉴等人内省修身的影响，每天通过日记的形式自我反省。他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入手，甚至对每一种思想念头均不放过。这种通过日记对自己严格反省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到处都是。譬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记中记载：“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恃，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是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症根所在。”[【清】曾国藩：《日记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15-116页。]“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清】曾国藩：《日记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16页。]他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要求是何等的苛刻严厉！这对他狷者人格的形成确是起了很大作用。曾国藩对自己的利欲之心的反省与遏制，并由此走向淡泊、无为的狷者人生态度。他认为“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他解释说：“‘清’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清】曾国藩：《日记二·同治元年九月》，《曾国藩全集》，第17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802页。]曾国藩这种“恬淡安泊，无他妄念”的人生态度，正深刻反映出他精神气质中作为“狷者”的一面。显然，他作为“狷者”的君子人格完全是从事上磨炼而来。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曾国藩所具有的狂者的人格特质。尽管曾国藩会在公众眼里留下狷者的鲜明形象，但并不能掩饰其狂者的精神气质。我们知道，狂者的精神气质一般会体现其志向高远、意志强横、冲破流俗等各个方面，而曾国藩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其鲜明的狂者人格特质。龙梦孙在谈到曾国藩的精神气质时，固然肯定了其“谦虚”的狷者气，同时也强调其“强毅”的狂者精神。他说：“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第193页。]应该说，前面所述曾国藩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谦谨、敬恕、淡泊的狷者态度，他之所以严于律已以至达到苛刻的地步，恰恰是因为他具有极高的志向与宏大的抱负。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