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清】曾国藩:《家书一·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39页。]
读书立志,须从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清】曾国藩:《日记一·道光二十年润三月》,《曾国藩全集》第16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76页。]
由于曾国藩所确立的人生目标十分高远,故而常常不可掩饰地表现出一种豪迈、气盛的狂者气象。他十分推崇那种“秉刚直之性”的人格精神,他认为,既然确立了“民胞物与之量”的伟大志向,确立了“内圣外王之业”的雄伟抱负,就必须要有“自立自强”以及刚毅、强横的进取之心和狂者之志去实现。所以,他反复强调:
自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837页。]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978页。]
由于曾国藩对“自强”、“明强”的强调,推崇一种“倔强之气”的豪杰精神,并且一生均“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这样,在曾国藩的精神气质中,就具有了志向高远、顽强进取的狂者精神。他率先倡导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军工企业、派出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等行为,均表现出他特立独行、自拔流俗的狂者精神。同样,他作为“狂者”的君子人格也是从事上磨炼而来。
为了说明曾国藩的狂狷型君子人格是从事上磨炼而来,我们进一步考察他如何将狷者气质与狂者精神结合起来。事实上,许多人均看到了曾国藩的狂狷型精神气质的特点,曾国藩也表达了对自己这种狂狷特质的描述。他一方面要求自己、家人、部下养成一种狷者的“谦退”而不为的气质,另一方面又鼓励自己、家人、部下努力拥有狂者的“强矫”与进取精神,那么,这两种精神气质是否有矛盾呢?曾国藩十分善于将狂、狷的形式与内容分别开来,他提出: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837-838页。]
“进取”、“强矫”是狂者的心理气质的形式特征,而“无为”、“谦退”则是狷者的心理气质的形式特征,如果二者分别而对不同的目标和内容,那么狂、狷的态度就均是合理的。事实上,曾国藩所肯定的狷者气质,主要是针对个人名利而言的,他所提出的谦谨、坚忍、恬谈,以及各种内省修炼,均是要求在个人面对毁誉、得失的名利关头要取狷者态度,而在面对家国大业、人格理想时,则要具有明强、刚毅、独立不惧的狂者精神。
另外,曾国藩的狂狷型人格,亦体现在心理气质的形式方面。一般而言,狂者型的气质特征往往体现为倔强、倨傲、偏激,同时具有外向的特点;而狷者型的气质特征则往往表现为柔弱、谦和、淡泊,同时具有内向的特点,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气质心理及形式特征。我们所说的曾国藩具有狂狷型人格,亦是从其气质类型与心理形式而言的。我们在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屡屡发现他对自己的性格气质有一些论说与评价,包括“天性褊激”、“本性倔强”、“性素倔直”之类的说法,可见,就曾国藩的“本性”或“天性”而言,他更倾向发展出一个狂者气质的类型,那为什么他的同僚和后人大多认为他是一个“狷者”的人格类型呢?这种狷者的人格,形象主要是他后天养成和塑造的。由于曾国藩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也由于他深受理学内省文化的熏陶,从而使他学会以狷者的态度去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完成重大的人生事业。曾国藩自己反复讲到自己在面对各种复杂情境时的修身体验,他说:
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乎此二者。[【清】曾国藩:《家书一·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376页。]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037页。]
我们看到,曾国藩的气质本属执拗、倔强的狂者类型,但是,由于他能够在复杂、颠沛的政治生活历经磨炼,特别是他掌握了理学的心性修炼、反省内求的修身工夫,故而能够养成克已、畏慎、谦和、平淡的狷者气质。就是说,他在处理同一种事情时,会同时体现出狷者与狂者的双重气质特征。譬如,在同治元年九月,湘军在与太平军激战并处于非常艰难之时,湘军不仅是军事上遭到太平军的猛烈攻击而处危机之中,又因急缺粮饷而士气低落。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江南巡抚沈葆桢竟因本位的考虑而截留了本应给湘军的粮饷,这对湘军而言确是雪上加霜。曾国藩本是一个具有刚倔、强悍气质的人,他很难容忍这件事情,但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狂狷合一的复杂态度: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清】曾国藩:《日记二·同治元年九月》,《曾国藩全集》第17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808页。]
曾国藩在极为忿恚时,却通过自我反省而采用了“动心忍性、委曲求全”的态度,这无疑是狷者的精神气质。但是,曾国藩又将这种“动心忍性、委曲求全”视为一种借以“磨砺我之德性”的积极进取机会,这恰恰是倔强、进取的狂者精神的充分表现。曾国藩的这一狂狷气质,特别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咬牙立志之诀”中: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309页。]
曾国藩奉行“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格言,既是一种“一味忍耐”而“有所不为”的狷者气质,更是一种“咬牙立志”而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