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人類文明史發端的一個標誌。家庭這個話題太古老、太久遠，也太現代、太時髦。我既不是傳統的衛道士，也永難追趕時尚。因此，不能語驚四座，只能拉拉雜雜說點家常話。

　　過去曾聽過一些人的論點：如果家庭與事業不能兩全，成功者往往為了事業而犧牲家庭生活。我聽了以後不敢贊同。幾年前讀了一篇記述一位外國女企業家的奮鬥經歷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如果事業與家庭產生矛盾，我寧可犧牲事業也決不犧牲家庭。”這段文字很使我感動。我們東方人一向重視家庭，而這樣的語言卻出自西方一位婦人之口。感動之餘，我想，我也必定不會以犧牲家庭的利益換取事業的成就。其實，我的家是一個很普通的三口之家。我和妻子結婚27年，兒子如今還在念大學。就是說我們當年結婚之後，一心想過上幾年輕鬆的日子，然後再要孩子。雖然那時候物質生活清淡，文化生活幾乎談不上，可是我們經常利用休息日去騎車兜風郊遊，一路上說說笑笑，其樂也融融。兩個人一間小房子，平時從食堂打飯在家裏吃，有時候我們自己做飯，買菜做飯我算一把手。週末，我們就去下飯館，雖然工資不多，但兩個人總能有吃飯館的富餘錢，加之那時吃一頓很便宜。這段兩人自由自在的時光結束的標誌是一道松鼠桂魚。那時候，普通飯館師傅的手藝絕不在如今宰人的大酒家主廚的手藝以下。記得那道松鼠娃魚，焦黃爽脆，酸甜適口，色香昧形全夠得上一流、但這道菜卻標誌著我們一段好時光的結束，因為很快我們的兒子帶著喜悅的哭聲來到了人世間。

　　《說岳全傳》有一句話叫：“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我們的兒子給我們帶來的是一系列的苦樂酸甜。有兒方知父母恩。我們既無雙方老人的幫襯（老人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又無經濟實力請一位阿姨幫忙，只好自己把孩子拉扯大。真不知道怎麼熬到孩子上了大學。

　　記得有一次孩子媽媽出差，我自己帶小孩。一天孩子發燒，恰巧我又值新聞班，沒人替我，我只得抱著兒子放到一位同志家求人照看一下，下了班抱著兒子上醫院。最使我們不安的是，孩子6歲時由於氣管炎轉成哮喘，一病就是十餘年。平時好好的，可是一犯病就喘不上氣來，憋得難受，連咳帶喘不能入睡，又沒有特效藥，他躺在床上喘一宿，我們輪流守在床邊目不交睫，肝腸如絞，病在孩子身上，疼在我們的心上。至今孩子還記得深夜裏滴在他臉上的媽媽的淚水。兒子還算爭氣，雖然抱病，每次成績都在班上名列前茅。從小學到大學，我們從沒給他施加過任何壓力，全靠自己。如今，兒子身體好了，我們也老了，總算大家都松了一口氣。

　　我除了出差，晚上一般謝絕應酬，總在家裏。只有這個家才使我感到安寧，舒心。

　　人家說成功的男人身後都有一位女人，其實不成功的男人身後何嘗沒有女人呢？我不太同意太太們如何指導丈夫事業有成。事業成功與否主要靠自身努力，否則就像諸葛亮扶不起的阿鬥，太太怎麼能扶起一個不圖進取的丈夫呢？

　　在家裏我們幾乎不談工作，上班幹工作，下班還討論工作，那太可笑了。我和妻子對彼此組裏的情況一無所知。我認不全她的要好同事，她也認不清我們組裏人。因為在家我們都不談班上的是是非非。我的妻子從不接受別人的邀請與我一塊出鏡頭，上報刊。我尊重她的主見。

　　人們說：“少是夫妻老是伴。”如今我已漸入老境。我們每天坐在電視機前，看著電視再幹點自己的事兒，我手持一卷書或拿一支筆，看看寫寫聽聽，甚至很少交談，但我們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寧馨的氛圍中．我們共用安寧。妻兒有時早睡．我則全心讀讀書或靜靜地想想事。在萬籟俱寂中，感到舒素自若。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此時摔倒，自有我妻子來扶起我。

　　記得1983年美國前總統卡特來華，我採訪他。我們坐在釣魚臺賓館的一張長沙發上。我說起他當總統時，我曾在白宮採訪過他。我請卡特夫人也就座，她笑著搖了搖頭。在水銀燈下，卡特回答了幾個問題之後，卡特夫人忽然快步走向欽發坐在他身邊，他們相視一笑，手緊緊握在一起。就這樣，卡特拉著夫人的手甜甜的笑著，繼續回答我的提問。此時，我感到我面前並非是位政界要人，而是一對和藹的夫妻，一股暖流盪漾在他們之間，也洋溢在我心頭。相濡以沫的情感顯得比他所取得的任何政績都動人。

　　家庭是每個人都珍視的。我珍視我的家，儘管我的家平平常常，但平平淡淡才是福。一位算命的看過我的手相說，我這一輩子只有一個老婆。這句話我信，因為我就是這麼想的。

　　最後我想寫這樣一點感受，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開頭就這樣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想因為他要寫的是一部悲劇，不然，話一定要調過來說，“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樣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寫于1995年2月20日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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