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奥地利，总会使人联想到它久盛不衰的音乐与艺术文化。事实上，音乐与艺术的高度发达只是个结果，而丰富的人文精神才是让传统文化在这里发扬光大的源头。

　　自古以来，奥地利这块土地上容纳了众多民族的足迹。他们在这里相互融合，互相学习，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造就了共同的民族特性。在今天维也纳的电话薄上，还能看到许多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等非德语的姓氏。

　　奥地利在几百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是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的。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欧洲位于华沙之后犹太人的第二大聚居地，与其它移居在这里的各民族人们一样，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看成是他们生死相依的祖国。

　　然而，1938年，纳粹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打破了这里和平的一切。每当回顾这段历史，我都会想起一位闻名世界的奥地利犹太作家。他在极度忧伤中，被迫离开了奥地利，流落他乡。可以说，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一个没有国籍、失去了尊严的人。多年的流浪生活促使他撰写了回忆录《昨日的世界》。这本书记述了他对奥地利乃至对欧洲命运的思考。在他看来，奥地利的传统是多少年来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集合，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昔日的文化已遭破坏，这位忧国感伤的作者就是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

　　茨威格在写完这本书不久的1942年与妻子含恨在远离祖国的巴西自杀身亡。因为他无法承受时代加在他身上的重负，无法忍受没有国家的痛苦和没有国籍的悲伤。《昨日的世界》成了他的绝笔之作。我曾经认真读过他的这部充满泪水的著作，从书中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悟到他对奥地利文化的赞颂，体味到他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其实，他所离开的不仅仅是他所熟悉的街道，不仅仅是他年迈的母亲和朋友旧识，不仅仅是乐琴弹奏出的动人旋律，而是在他看来他一生中赖以存在的文化沃土。对于他这个犹太人来说，他和这里的各民族一样共同生活在一个宽容的文化环境之中，他们共同创造历史的文明，创造他们情感中的一切。然而，希特勒的出现，使奥地利这个人们心目中的文化圣地，从此陷入了野蛮之中。

　　我曾经在90年代采访过奥地利钢琴家汉斯·肯恩（Hans Kann ），他说在1938年这个法西斯当道的年代里，当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奥地利的很多犹太人遭到了惨绝人寰的迫害和杀戮。肯恩说，他们并不是用特殊方式教育长大的，都是普通的欧洲人，肯恩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信奉基督教，当时，肯恩只有十一岁，他们先是被踢出了学校，后来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被送往纳粹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们饱尝各种折磨，等候他们的就是死亡。肯恩和父亲在一起做苦役。在肯恩十五岁的时候就在给犹太人设置的苦役场里做工，一干就是三年多。肯恩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从未摸过他心爱的钢琴。

　　每一种民族精神都是在民族灾难深刻的时刻砥砾、磨练出来的。往往这时诞生出来的文化艺术作品愈能唤起人们心中强烈的民族情感，比如法国的“马赛曲”和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难当头之时，它们成为鼓舞人心的战歌，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它们又成为代表一种民族精神神圣的国歌。

　　生于斯长于斯的奥地利人也用音乐抒发他们心中的爱乡之情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1939年，克莱门·卡洛斯在元旦这一天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而且，从此象征着奥地利民族精神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成为以后新年音乐会的固定演奏曲目。它是奥地利人心目中的“第二国歌”，它伴随着奥地利人度过了民族危难的艰苦年代，迎来了奥地利自由的那一天……

　　二战末期，维也纳的剧院、音乐厅和博物馆遭到飞机的轰炸。著名的施蒂芬大教堂也遭到大火的严重毁坏。战后，市政工程的第一个项目便是修复歌剧院、音乐厅等建筑，第二个项目才是修复教堂。人们开玩笑地说，在奥地利人心目当中音乐是第一位的而上帝则是第二位的。

　　在战火刚刚平息的1945年4月27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一幢简陋的临时音乐厅中演出了一台以贝多芬、舒伯特和柴柯夫斯基作品为主的音乐会，3天之后，迁移到维也纳剧场的国家歌剧院的乐手们联袂演出了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乐声又在这个“音乐之乡”回荡……

　　经历过民族忧患的奥地利人更加珍惜和平的今天。他们把象征着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名家伟人的雕像重新修建在维也纳的街头和公园中，而那些精心保存的音乐大师的故居向世人展现出奥地利音乐传统非凡的凝聚力。可以说，奥地利的艺术大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他们的业绩固然伟大，但发现、支持和延续这种文化精神的广大奥地利人更令人敬佩。

　　和茨威格一样，有许多奥地利人没能亲眼看见希特勒的覆灭，未能目睹奥地利重又恢复文化创造的今日。然而，当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放时，当“蓝色多瑙河”在全世界回响时，亿万观众沉醉在奥地利音乐文化的魅力之中，茨威格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回响……（聂小华）

责编：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