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电话门”似乎有“门”的地方总是伴随着丑闻的出现。“戛纳”权威公正的A级电影节代表，旁边怎会站着“门”？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世界级的艺术殿堂，没有“门”让人怎么进呢？

   1988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前苏联影评家、电影记者卡普拉洛夫照例前去戛纳采访。他当时的心情非常差，而且，他也感到有些“西方”记者的心情跟他一样差，他们用一些办法反复打探：为什么今年的竞赛片没有一部前苏联电影？8月，卡普拉洛夫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安德烈·鲁伯廖夫悖论》，披露了1969年戛纳选片过程中的“安德烈·鲁伯廖夫丑闻”，旗帜鲜明地对戛纳电影节存在的“政治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

   原来，1969年，前苏联流亡电影诗人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拍摄数年的巨著《安德烈·鲁伯廖夫》也报名参加戛纳，这是世人皆知、翘首以盼的杰作，影片描述了俄罗斯著名画家安德烈·鲁伯廖夫的一生。戛纳选片的时候，卡普拉洛夫也在场，选片人在看过影片之后，拒绝了该片进入竞赛单元的要求，只能“允许”进入”非竞赛单元”，原因是依据“某些政治要人的观点”，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这样，这部塔尔科夫斯基的巨著，竟然因某些政治要人的观点而无缘久负盛名的戛纳。但此后，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个不公正的、带有政治痕迹的”历史误判“。

   1969年，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没有来戛纳，他的缺席是对戛纳的一种抗议。但最终，国际影评人协会给《安德烈·鲁伯廖夫》这部伟大的影片颁发了“国际影评人大奖”。1983年，塔科夫斯基却来到了戛纳，他的《乡愁》被戛纳电影节授予了“电影创作特别大奖”，算是对他的一种历史性补偿。

   卡普拉洛夫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1988年的戛纳，选片再次上演了“安德烈·鲁伯廖夫丑闻”，前苏联有20部影片提出申请，而选片人只给一部影片发了通行证，而之后，这部影片也以“没能在电影节之前制作完成”为借口被无理拒绝。卡普拉洛夫问道：“到底电影节需要什么影片？……我们要等待的是那些至少具有智慧的眼光和创造的呼吸的影片，而不是这部影片来自哪一个国家，是谁在哪一个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它！”

    今天，我们无法统计在“冷战期间”的戛纳电影节上，有多少部《安德烈·鲁伯廖夫》被潜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倾向遮住了光辉，可这一切已不可涂抹、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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