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與獲“金話筒”獎的八位主持人，應上海電視臺之邀，參加了由葉惠賢主持的一台晚會。我在接受現場採訪時，有這樣一段問答：“你解說《動物世界》的過程中，喜歡哪種動物？”我說：“當剛一開始承擔解說時，我根據自己的好惡標準，喜歡那些外貌美麗而生性善良的動物，但是，經過長期工作之後，我對任何野生動物都喜歡，不分美醜，毋論善惡。因為美與醜和善與惡的觀念，是人的主觀看法。生氣勃勃的動物都是大自然的精靈，都是美好的造物，完全不能以人類的意識形態去界定動物的善與惡。”記得一位現場的朋友調侃的插上一句話；“呵，這是博愛，這是佛心。”

　　這仍然是世俗的觀念。

　　“平等、自由、博愛”，這個資產階級早期的口號，並不適用於我們全球的生存環境。在那個時代，提出這個口號的人們，在爭取自由與平等的過程中，與之平行發生的工業革命，卻是以滿足人類的物質需要，而肆無忌憚地向周圍的環境發起了進攻。我們的先人們，完全沒有考慮地球上除了人類之外，還有500萬種以上的各種生物，完全沒有想到要關心它們，要給它們以自由生存的空間；相反，在大量植被被毀的情況下，許多生物物種隨之萎縮、消亡。更有甚者，大量的有錢人以獵殺動物為快、手持工業文明中生產的更新型更具殺傷力的武器，去對待只有尖牙利爪的看似強悍實則無力抵抗的野生獸類。於是殖民者入侵北美之後，不但印第安人喪失了家園，在北美至白令海峽平行緯度的廣袤土地上獵殺了200萬頭狼。此時期，印度虎瀕於滅絕，非洲草原上的犀牛消失了兩種，另有大部分的動物已無處為家。博愛並未遍及生靈世界。

　　佛心，在長期以來，有捨身飼鴿和喂虎的傳說。但，佛教主張的不殺生，並以素食為宗旨，並不是保護生靈的完美措施。素食主義者可能沒有想到，這所謂的素食，是在毀掉原始植被的條件下生成的。人類是很挑剔飲食的。食譜又是那樣的狹窄。你就算是吃草，不也是和食草動物爭食嗎？因此，不殺生是不直接殺生，是君子遠離庖廚之假惺惺舉措。於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就不僅是簡單的殺生與否，而是應進入理性的選擇。入當然要活著。當生命受到威脅，或饑渴即將奪去生命之時，還是應當先保存我們自己。

　　問題是，要真正使我們生活得好，就要把我們的生產活動的效率提高，節省能源，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來保存現有原始植被，保護瀕危物種，來實現生物物種多樣性。

　　因而，博愛與怫心，都遠遠涵蓋不了現代文明理性的抉擇。怎麼才是好辦法，人類正在探討。這些理性的思維，並不是我解說《動物世界》的主體風格。《動物世界》在我心目中仍然是詩是歌，而不是政論文和哲學論文，要我去作理智的闡發。

　　我解說《動物世界》，最大的收穫就是找到了一種適合於我的發聲結構，發聲方法，而又能準確地與之相協調的播音方法。我在二十多年播送新聞的過程中，形成了平白直敘的風格，聲音追求響與亮，語言要求平整規律，感情只限于喜與怒、愛與恨的一般表述。因此，在一個時期以來，我解說的許多專題片，只有高亢昂揚，而少有陰柔低緩。

　　在《動物世界》的解說中，我找到了一種我最喜愛的風格。這些學術上的體會與探索，不宜在本文闡述。但在我播音的生涯中，這個欄目給了我新的藝術生命，而觀眾最喜愛與肯定我的也是在解說《動物世界》中產生的風格。如今提起《動物世界》，人們就會想起我，觀眾無論在何地見到我也都會自然而然地提起《動物世界》。

　　《動物世界》把我的播音道路拓寬了，延長了。我不僅受益於文化心態上的種種感懷，同時在業務上使我終有代表。有的人幹了一生，幾乎沒有代表作，那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有的人儘管有一兩件值得稱道的代表作，可又體現不出他的主體風格。風格與代表作相輔相成，事業有成就當之無愧了。